相逢相知在太行山上

赵培蓝

2013年06月13日14:16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手机看新闻

编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诞生起，人民日报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忠实记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见证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65年艰辛奋斗，65年春华秋实，与新中国共同成长，与新时代一同进步，人民日报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人民网特别推出人民日报创刊65周年纪念专题，重温历史动人瞬间。

赵培蓝同志《相逢相知在太行山上》这篇文章，回忆了她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经历及她与李庄同志相逢相知的过程。本来是应钱江同志的要求而写的一份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史的附录，作者并未准备在报刊上发表。社领导阅后，认为此文生动感人，是一篇很好的报史资料，建议征得作者同意之后，先在《社内生活》上刊登。这确实是一篇情景交融的历史回忆文章，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没有现代色彩的浪漫，却充满同志之间的真情。艰苦岁月的回忆，留下的是难以忘怀的人间欢乐。因文章较长，本刊分两期连续登载。

―――编者

太行山是我永远的怀念，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踏上革命征程的地方。我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像海涛一样起伏的太行山。那里也是我和李庄相逢相知同结连理的地方。那时，李庄和我都年轻。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我考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联中”学习。那时，我经常读《新华日报》，读到了李庄写的不少文章。但是只见其文，不识其人。

太行区在1944年开展整风时，我们联中已经迁移到了河北涉县的悬钟村，这里距离太行区党委所在地赤岸村不远，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的大村，山清水秀。夏天，我们可以在清漳河里洗澡游泳。一到秋天，漫山遍野的柿子树、花椒树，果实成熟，红绿相间，色彩艳丽，一片田园风光。抗战前这里的人民生活很苦，糠菜半年粮。抗战开始后，这里成为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群众生活有所改善。可遇上灾荒年，还是十分艰苦。

当时新华日报社就在清漳河北岸的七原村。太行区文教系统的整风班由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新华日报副总编辑安岗领导，地址在清漳河南岸的上温村。李庄是新华日报社记者，参加这个整风班。太行联中的教职员工也参加由张磐石领导的整风班，领导我们学生整风的是杨焦圃、梁虹、肖鲁。

整风结束时已是1945年初。为了表示庆祝，搞了一个演出。演出会上有一个节目是两个青年表演。一高一矮的两个学员代表上台，矮个子站得歪歪扭扭，说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高个子站得倒周正，但说话磕磕绊绊。我已记不清他们表演的是什么，反正他们两人的演出引起会场一阵阵的笑声。我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药恒（他也是太行联中同学，比我早毕业，已在新华日报工作）：“这两位是谁？”药恒告诉我，高个子是鼎鼎大名的李庄，矮个子是归国华侨杜展潮，都是新华日报记者。这是我第一次把李庄的人和名对上号。从那个时候起，李庄的影子就留在了我的心中。

这年，我22岁。整风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工作。

当时边区政府正在筹备召开太行区文教群英会，要布置一个介绍太行区文教战线成就的展览。边区政府民政厅干部科长童一让我和郭国、苏蓟（太行联中同学）三人先参加展览会筹备组工作。筹备组的负责人是太行文联领导人之一的赵枫川，是一位画家。组里有好几位年长的同志，有的画画，有的写说明。我们三人的具体任务是把画贴在厚纸板上，再把说明文字抄在下面，摆放布置好。

布展中间，李庄来看过一次。他从头看到尾，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心想，到底是名记者，挺严肃的。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他。这时，我已经认准他是李庄，他并不知道我。

展览布置好了，我们这些参加筹备的青年人该分手回各自原单位去了。赵枫川忽然问我：“你到文联工作好不好？”

我根本没有考虑自己够不够条件，脱口而出地回答：“好。”

太行文联在下温村，机构小，人也少，可都是太行山上有名的人，像高沐鸿、王玉堂（冈夫）、洪荒（解放后改名阮章竞，是非常著名的诗人），还有赵枫川、袁毓明、郑笃、苗培时、寒声等作家、诗人、剧作家，都是我们年轻人的老师。文联办了一个刊物叫《文艺杂志》，主编是郑笃，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主要是来稿登记，看读者来信，给作者回信，等等。有时候，领导外出采访也带我们青年同志一块去，我和画画的吉林曾跟着高沐鸿到武乡县采访过。

《文艺杂志》是当时太行区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文艺刊物。它通过小说、诗歌、剧本、散文、鼓词等形式，反映全区党、政、军各战线模范人物的事迹，鼓舞大家抗战的积极性。它的作者队伍除了区党委一级机关爱好文艺的同志外，还有全区各县的文艺作者，发行范围也很广，遍及全区各地。李庄也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文学作品。他在太行山上写的小说《良民证》刊登在1941年5月《华北文艺》杂志创刊号上，得过奖。

1945年底，文联开过一次作者座谈会。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党委的不少人参加，新华日报的袁勃、李庄也参加了。我在会上作记录，好多同志发言，李庄也说了几句，谈新闻采访与写作，言辞和内容都很朴实。这一次，李庄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这个人从小柔弱，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当时，边区政府童一同志找我谈话。她关心我、理解我，热心地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对方还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婉言谢绝了。

文联高沐鸿也同我谈过，说我到了该恋爱的时候了。

我说我命不好。1941年年关“反扫荡”，我父亲――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荒无人迹的大山上一脚踩空，坠崖身亡。三年以后，母亲病故了。我没有兄弟姐妹，孤身一人，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说着说着我就难过起来。

高主任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亲人没有了，可是革命大家庭这么多人关心你，你并不孤单，不要难过！不久后的一天下午，沐鸿同志叫我们几个年轻人陪他到村外山坡上散步。他悄悄问我：“你心目中的对象是什么样子？你没有感到文联就有一位同志对你很好吗？”

我将沐鸿视为自己的长辈，知道他关心我，我对他也敢说些心里话。我对他说，我对这个问题并不着急。不过，要找就想找一个像李庄那样的人。哎呀，这一下子就说漏嘴了。

我压根儿不会想到，沐鸿同志很快就给李庄写了信。过了些日子，袁毓明笑眯眯走过来，递给我一封信，竟然是李庄写给我的。我们两人在一起把信拆开看了。

原来，沐鸿同志听到了我的心声，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李庄写了一封信。李庄没有直接给沐鸿同志回信，而是给他在文联的好朋友袁毓明写信，了解我的情况后，再给我写信。我看到的就是这封信，读完了，觉得就像梦一样，蹬着一双犹疑的眼睛问袁毓明：“这是真的吗？”

袁毓明说：“李庄是考虑再三才给你写信的。”

这下我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我认真地给李庄写了回信，还大着胆子请袁毓明帮我看看、改改。他边看边说，这又不是退稿信，哪用得着修改呀？

就这样，我与李庄开始通信、认识了。这是1946年的7、8月的事。我们最初的信写得都很简单，只是谈谈各自的工作、学习。但李庄一开始就鼓励我，说文联的工作条件很好，又有那么多老师，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多读些书。

太行文联不知在哪里搜集了一些书籍，有古典名著，也有当时的小说，有的书已经很破旧。因为有李庄的鼓励，即使在战争岁月里，我也认真地读起书来了，像《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都是那时看的。有的字不认识，就查字典，句子不懂，请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