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敏

编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诞生起，人民日报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忠实记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见证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65年艰辛奋斗，65年春华秋实，与新中国共同成长，与新时代一同进步，人民日报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人民网特别推出人民日报创刊65周年纪念专题，重温历史动人瞬间。

2003年4月末的一天晚上，我在记者部值夜班，接到总编室谢国明同志的电话，说刚刚接到新华社播发的杨放之同志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消息称，杨放之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谢国明要我核对一下是否如此？因为年轻编辑们普遍不知道有此事，问了几位老编辑，也说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杨放之有这个经历。放下电话马上查阅了《新闻年鉴》，证实杨放之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但新华社的消息存在可推敲之处，因为杨放之担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而不是后来的华北《人民日报》――从新闻史角度来说，华北《人民日报》才具有了中共中央机关报性质。所以，新华社稿本应在“人民日报”字样前，加上“晋冀鲁豫”4字，就准确了。

问题并没有结束，杨放之从何时担任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对《人民日报》有什么样的影响？现有材料没有给出回答，对这位总编辑的经历，也缺乏文献资料。经历过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老同志，对杨放之的回忆也是片段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放之在战争岁月里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约一年，正是解放战争大转折的一年，人民日报负责组建“临时新华总社”，建立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接替台，杨放之在此期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需要说明的是，杨放之当时使用的名字是“吴敏”。

带着这些问题，几番周折，我找到了杨放之老前辈的女儿杨学勤。她大力支持，提供了杨放之本人填写的履历和一些文献资料(包括他的著作、照片)。在此基础上又从本报老同志处获取对他不同侧面的回忆，综合写成这篇文字，对杨放之(吴敏)的前半生就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了。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自1946年5月15日创刊时起，由张磐石任社长兼总编辑。

1946年10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河北武安县河西村稳定下来了，晋冀鲁豫中央局任命原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吴敏(当时杨放之使用的名字)，前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此前，吴敏已在武安县农村从事了一段土改工作，随后到中央局工作，还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几篇社论。接受任命，他很快就到河西村来了。

吴敏原名杨放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他的一生波澜起伏。

杨放之于1908年12月24日出生在河南省济源县合河村一个地主家庭，懂事不久到村私塾上学，不久转入庙街蚕桑学校(大约是初小)，又到济源县第一高小读书。

1921年夏天，杨放之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的河南大学附中，当时又称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这里，他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刊物，深受影响，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执行孙中山确定的联俄政策。1925年10月2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上宣布: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吸收中国的革命青年前往就读。实际上，当他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招生已经开始了。

当时广州在国共两党的完全控制之下，因此采取公开招考的办法，从1030名考生中录取了147名学生。在广州之外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主要采取两党组织推荐的方式选派，这项工作主要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在河南，中共豫陕区书记王若飞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1925年早些时候，倾向革命的杨放之加入了国民党，属于“左派”阵营。他的老师和同学中都有人加入了国民党后又参加了共产党，其中有一些人参加了河南青年学生赴苏联中山大学留学的选拔。还没有从附中毕业的17岁的杨放之也通过考试入选了。当时从河南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青年大约有10人，其中有刘少文、杜畏之、潘自力、强玲华、曾照示、韩沅波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干部。

应该提及杨放之的父亲，他的名字失考，但可以肯定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他在杨放之要远赴苏联学习的时候表示支持，特意写下16字4句话交给儿子:“未来不迎，物来顺应。当事不杂，事过不恋。”这四句话，杨放之铭记了一生。2002年，杨放之已经走近自己生命的终点，女儿杨学勤到医院看望，他把这4句话写给了女儿。(未完待续)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敏（中）钱江2008月03月28日 第4版(副刊) 纪念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

钱江

当年杨放之惜别家庭，万里赴俄之际，他的家境在当地算是殷实的。有田120亩，大牲畜两头，雇有长工一人。但在杨放之看来，那个社会不合理，太黑暗，他要寻求真理，要使贫穷的祖国富强起来。为了这个目的，他什么都愿意舍弃。

这些河南青年于1925年9月下旬从开封出发，到上海后停留数周，再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日本，于11月初抵达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同船前往苏联学习的还有张闻天、王明、沈泽民、王稼祥、张琴秋等，张国焘和李立三也同船前往苏联参加会议。

同船前往苏联的青年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姑娘黄励。她比杨放之大3岁，湖南益阳人，7岁丧父，靠母亲和姐姐洗衣服兼做鞭炮，供她上了小学和中学，后来又在舅父资助下考入武昌的中华大学文科。1925年，在大学读书的黄励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受命前往苏联学习。在波涛汹涌的航程中，杨放之和黄励由相识而渐渐熟悉了。

这批中国青年约在11月下旬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时的杨放之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填写履历，都将1925年11月作为自己参加革命的日子。到达莫斯科的第二个月，即12月，他由刘少文介绍入团，当时称“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由于在国内读的就是“留学预科”，外语是最重要的课程，加上本人努力，杨放之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很快就成了为中国同学服务的翻译，并兼任经济地理教员。

1927年7月，还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杨放之由王稼祥介绍入党，随即担任党支部委员。

1928年4月到1929年8月，杨放之转入设在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任中国代表团翻译和邓中夏的秘书。杨放之在填写个人履历的时候，将杨尚昆列为“证明人”。

从1925年底到1929年8月，杨放之主要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的俄语更加娴熟。后来他评价自己的外语能力时曾写道:“俄语有较强的听、说、读能力，可笔译文献资料。英语有一般的会话能力，并借助字典进行一般性的文字翻译。”(引自他本人填写的履历)在苏联的岁月中，杨放之、黄励的爱情成熟了，在那里结为夫妻。

1929年9月，杨放之、黄励来到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杨任《太平洋工人》杂志主编，黄任编辑，度过了他们婚后最平静的两年。

1931年7月，杨放之、黄励夫妇结束在苏联6年的生活，取道东北回国，于9月回到阔别6年的上海。杨放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员、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先在海员中开展反日救国活动，并联系沙场工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黄励任上海互济总会主任、党团书记，在纺织女工中开展工作。

1932年4月，担任中共沪西区宣传部长的杨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被投入上海西牢。国民党当局没有查到杨放之更多的情况，将他判刑两年半，送往苏州反省院囚禁。

由于叛徒出卖，已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黄励于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女牢。她坚持信仰，不向敌人投降。在狱中，她思念已经被捕的杨放之。想到自己可能牺牲，她剪下自己的一缕头发，交给同牢难友钱瑛，对她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绺，请你出狱后交给老杨。这时，他也正在西牢里受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见杨放之留存的手稿)当年7月5日，黄励高唱《国际歌》，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28岁。她的照片和生平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后长留雨花台。

妻子的牺牲震撼了杨放之，却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于1935年10月获释出狱，到上海郊区一所小学一边休养一边教书，待身体康复后，即找到上海的党组织负责人周扬，投入他领导下的上海左翼文化工作，担任中央文委(上海)委员。从此时起，杨放之经常使用“吴敏”这个名字发表文章，逐渐以笔名为人所知。一年后，根据上级指示，吴敏于1937年1月来到香港，任《珠江日报》主笔。

半年后发生了“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敏于1937年10月北上来到南京，在周恩来领导下，会同潘梓年、徐迈进、华西园(华岗)等人筹办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杨放之在《新华日报》任编辑、编委、副刊主编、社论委员会成员。

在新华日报，人们将吴敏与石西民并称为“江南才子”，他行文敏捷流畅，喜欢用毛笔书写文稿。当时的同事左明德回忆:“吴敏文静沉思，但是诙谐活泼，常与同志们开玩笑摆龙门阵，感情融洽。”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之后，兵锋逐渐指向武汉。1938年9月，因日军逼近，《新华日报》不得不暂时停刊，撤向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新华日报大部分人到重庆去，继续出版《新华日报》，吴敏和何云等15人前往西安，准备在西安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据当时参加这项工作前去西安的董谦回忆，吴敏对他说，南方局认为，西安靠近陕北根据地，是西北重镇，如在那里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与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时出版，遥相呼应，影响要大得多。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新华日报社事先用3500元的价格买下了西安永新印刷厂的设备。 （来源：《社内生活》2008月03月21日 第4版(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