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记者看新中国诞生

编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诞生起，人民日报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忠实记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见证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65年艰辛奋斗，65年春华秋实，与新中国共同成长，与新时代一同进步，人民日报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人民网特别推出人民日报创刊65周年纪念专题，重温历史动人瞬间。

一个新闻记者有机会采访新中国诞生这件旷古盛事，用老话说是“三生有幸”。当时我有幸上天安门，进怀仁堂、勤政殿，访问众多政要、名流，写了些记述文字。在工作过程中，个人也获得终生难忘的教益。

岁月悠悠，转眼半个世纪。我们国家变化太大了，北京变化太大了。天安门永远雄伟壮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我在毛泽东主席附近，看他用扭转乾坤的巨手按下升起五星红旗的电动开关。怀仁堂当时是北京能容纳上千人开会的设备最好的场所，如今从规模、设施而言，已不大有人提起了。勤政殿金碧辉煌，原为清帝日常听政之所，中共中央也一度用为办公、会议场地，如今仅留名词。当时能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为许多同行所艳羡。我深知这是党和大会给予共产党中央党报的照顾和尊重，对个人来说毫不重要。因此在工作中如临渊履冰，兢兢业业，写了若干记述文字。现在拿来看看，也许只能说“惭愧”二字。

当时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如日中天，残余蒋匪退集西南一隅，全歼指日可期。蒋介石怕死，已躲到台湾，我们国家已掀开新的一页。

广大人民心情舒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北平人心情更加舒畅。行人走在街上，依然那样从容，嘴里却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老人都变得年轻了。

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在根据地养成的习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个大课堂，从共产党领导人和许多委员的言行中，我看到“民主、谦慎、从善如流、平等待人”的作风，几十年牢记心上，学习、自励。可惜以后大约有一代人的时间，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大量事实与此相悖，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害；当然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１９４９年９月全国人民看着北平，是因为当时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人物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协商，对建立新中国的各项重要问题取得广泛共识。大会正式讨论《共同纲领》的时候，全体代表严肃认真，字斟句酌，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但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从内容到文字，会上都未提出实质性意见。就在草案付诸表决的时候，有个委员提出一个重要意见：由于我们国家将来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在就该在《共同纲领》中写明这个远景，“以激励全国人民为此奋斗”。中共中央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从革命不断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阶段性考虑，目前在《共同纲领》中以不提这个目标为宜。刘少奇委员受党中央委托，在大会郑重发言，充分肯定上述建议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终生奋斗的目标，但作为社会制度，却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果在目前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写上这个远景，“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我们认为以不写为宜，请予考虑。中共另一位领导人、政协筹委会第三组组长周恩来介绍《共同纲领》起草情况时，也谈到同样的意思。众委员认为这个论断有理，一致表示同意。谁知没有几年，这个正确论断就被放弃，我不记得听人谈过充分的理由。

《共同纲领》的决议，主席、副主席的选举，都是全票通过，有些西方人士似乎难以理解。其实，这是中国民主的特点和优点：会前准备、酝酿充分，会中很少斗口哓舌，会后不留遗憾。我们的效率和气氛都是良好的。

关于国号的讨论就热烈多了，有相当多的不同看法。我心里说，这好像一场知识竞赛。有的委员主张定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的委员主张定名“中华人民民主国”，各自陈述的理由都很充分。张奚若委员发言比较靠后，他主张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共和国说明国体，人民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涵义准确，表述简明，请诸位委员审议。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决议以发表宣言的方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委员说话沉稳，言简意赅。我长时间默想：知识，知识，知识的力量真是无穷尽的。

政协会议讨论国旗图案最热烈，而且有起伏。中国曾经有过几个国旗：逊清的黄龙旗，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喻义到图案，现代人想想要发笑。为集思广议，设计能代表新中国的庄严、大方、寓义深远的国旗，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曾经向全国征求国旗图案，得２９９２案。应征者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教师、干部和著名艺术家，也有远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朝鲜和美洲的华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朱德、郭沫若等委员也设计过国旗图案，只是都未入选。筹委会从中选出３８案，供代表考虑。３７４位委员主张选用第一、第二或第三案，人员过半数。这三案都是纯红底，红底上加一黄星、一黄带―――红底象征革命，黄星象征共产党领导，黄带象征中华民族发祥地黄河；区别仅仅在于黄星的大小、位置，黄带的长短、宽窄稍有不同。毛泽东也看中三案中的一个，看来是定准了。我曾把这个方案写进一篇特写里，想“得风气之先”。但是早了。一些代表虽居少数，却坚决反对，张治中委员的意见有代表性，他认为上述方案决不可用。他说红底代表革命，黄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立意都好。中间加一条黄带，如果被理解为把国家、革命分裂为二，就很不好。他认为中国人才众多，完全可以做出更好的设计。众委员认为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有的放弃原来的意见，转而同意张治中委员的主张。毛泽东也放弃原来的想法，同意张治中的主张。讨论国旗图案的说明词时，也出现不同意见。原说明词是一大星代表共产党，四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的委员说，我们国家要不断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后，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国旗要不要改变？毛泽东认为有道理，提议改说明词，释为大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小星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大家都说好，方案定了。付诸表决的时候，有的委员又提出意见：“国旗上角，黄色大星旁绕四小星”，这个说法必须另拟，因为小星有别解（古代称妾为小星）。当日执行主席周恩来认为这个意见好，并建议改释文为“国旗上角有五黄色星”，全场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有６６２位代表，除了因事因病请假者，经常到会者６３８人。他们曾在不同的情况下为新中国的诞生尽力，每个人的斗争事迹都可写成专门文章。但因长期战乱，环境动荡，地区分割，有些人的事迹并不普遍为国人所知。人民日报有一件事做得好：写访问记，介绍委员的事迹和政见。从１９４９年９月下旬到１０月上旬，刊登了５４篇访问记，如果加上９５篇发言（有少数委员既有访问记又有发言），占委员总数比例相当高。人民日报２４位同志参加了撰写访问记的工作。当时报社工作人员少，外出记者全部调回北平，又抽出一些编辑参加，还聘请了一些社外作者。

我的任务主要是大会采访，也抽空访问一些受人注目的代表。我访问过华侨代表司徒美堂，这位８３岁的老人是全场的长者。他旅居美洲６９年，１７岁参加“反清复明”运动，辛亥革命前后以大量经费支援孙中山，抗日战争期间发起组筹饷局，提供现金和军用物资支援抗战。他说：“辛亥革命、抗日战争都很辉煌，可惜成果不永。毛公领导人民革命垂３０年，得此成就，令人耳目一新。”我访问过戎冠秀，这位中年农村妇女在晋察冀边区家喻户晓，她在日寇眼皮底下掩护、照顾八路军伤病员，舍生忘死。她讷于言词，所说“那些２０来岁的伤员都是我们的孩子”，令人终生不忘。我访问过傅作义将军。他在半年多前还是战争罪犯，现在是政协特邀代表。他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功。但是，他不对我谈北平和平解放，也不谈绥（远）东抗战反击日寇打第一枪，只谈作为军人执行乱命的罪过和我们国家的光明前景，更加令人钦敬。这些有特点的委员，人民日报都有介绍。

５０年过去，两代人成长起来。披荆斩棘的创业人相继仙逝，万千后继者接过他们留下的革命火炬。我们国家前程似锦。

《新闻战线》〔１９９９年 第１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