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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冬,印刷厂书记李琦和工会主席赵学信同志对我说,报社打算组织一个文艺演出队去房山慰问,你去那里收集一些素材,自编几个反映真人真事的节目。我欣然受命。
不久,领导正式通知我:党委同意把你抽调出来,尽快组建一个文艺演出队,春节过后就去房山慰问演出。经与有关部门协调,一支14人的演出队伍很快就组成了。
根据同志们的特长,结合京郊农村的实际情况,选定了一些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魔术、三句半、数来宝、相声等节目。排练过程中同志们积极性很高,经常加班排练到深夜。
1966年元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们14人从报社出发奔向房山。中午抵达报社工作团驻地。当晚,同志们三三两两分散到老乡家去住。时任工作团办公室主任的刘钊同志传达了对我们的工作安排和要求:一要严格遵守工作团的纪律;二是每天到一个大队演出一场;三是吃住全在老乡家,与老乡同吃同住;最后一条也是最出乎我们意料的,即为避免造成不良影响,不派汽车接送,你们背着行李,用借来的小推车推着道具,把慰问送到每个大队。刘钊同志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咱们条件艰苦,困难不少,千万要小心,有困难就找我们。
第二天早上在团部吃过早饭,大家满怀热情地背着行李、推着小车开始了我们既艰苦又愉快的翻山越岭、走村串乡的历程。
走进第一个村子,就受到老乡们的热烈欢迎,老乡们跑前跑后地帮着找东西布置舞台。晚上离开演还有一个小时,台下就坐满了观众,其中还有不少是从外村赶来的。原想第一场演出会遇到不少困难,结果反映却出乎意料的好,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来到自编节目原型所在的那个村子时,演出更是引起全村轰动。尤其是节目中的原型人物,一个几十年从未盖过真正棉被的老太太,补助了她一条新棉被,她看了演出热泪盈眶,让我们深受感动和教育。
除每天一场演出外,我们演出队还增演了两场。一次是去仅有十几户人家分散住在山顶上的一个生产队,上山的路临着悬崖峭壁仅半米宽,领导考虑到安全,建议我们不要去了。但大家说越是这样老乡们就越需要文化生活,我们更应该去。最后选了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志,带上简单的乐器爬上了山顶。在最难走的那段山路上,我们背靠陡壁,望眼悬崖下漆黑一片,有人试着把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块推下悬崖,等了约半分钟之后才听到石块落地的回声。在山顶上我们给老乡们演出了几个小节目,还展出了一些祖国建设的图片,老乡们的热情就甭提了,拿出连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一点儿白面,给我们包了一顿除去萝卜和盐没有其他任何调料的饺子。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难忘的一顿饺子。
另一次是在一个村子演出后,给正在附近修战备铁路的铁道兵加演了一场。演出受到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中午与战士们一起在大操场上蹲着吃了一顿八个人一脸盆的猪肉炖白菜和半斤一个的大馒头。我们已数日不知肉味,大家吃了个十足饱儿。
连续一天一场演出,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归长根同志一人表演“二人摔跤”,在农村的土台子上摔来摔去,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几处流了血,我几次劝他把这个节目撤掉,他都说:“不行,老乡们这么喜欢这个节目,只要有口气儿,咱就继续‘摔’”。那时条件也很有限,那个经常发脾气的老爷扩音器,经常在演出当中不响了,只好停止演出修理。山路上翻车更是常有的事(当然是小推车),只好把东西卸下来,重新装车上路。
慰问演出很受老乡们欢迎。据当地干部说有一些老乡尤其是年轻人和孩子,天天跟着演出队走,演出队演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由此也看出当时农村文化生活的匮乏。这次慰问演出苦中有乐,令人终生难忘。当时老乡们生活都很困难,我们每天在老乡家吃晚饭基本都是稀粥,从报社出发前工会给演出队准备的一些干吃面和饼干很快就吃完了。每当晚上演出结束,饥肠辘辘、难以入眠,不得已只好向工作团求援。很快工作团给我们送来了饼干等食品,大家又享受到了躺在热炕头上、嚼着饼干、聊着天儿的乐趣。
应该特别感谢的是我们慰问演出期间,生活上得到唐米同志的热情关照,演出中王永安同志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数九寒冬历时半月,推着小车翻山越岭,在农村极其简陋的土台子上演出了十几场,尽管节目十分粗糙,但能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农民送去一点欢乐,就是对我们的最大安慰。四十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曾参加演出的同志现在凑到一起,谈及此事,感慨万端。
演出队中的张世荣、高俊岐和归长根三位同志已去世,在此仅以此文纪念他们的同时,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其他参演同志的名字,以示祝福和问候:张淑怀、石丽华、赵佩珍、齐兰茹、马振山、任立中、王文宏、赵临清、黄文治和杨列慎。
来源:《社内生活 》2006年11月05日 第4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