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在王府井大院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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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经过王府井步行街，总要在老报社大院的大门口，现在是好友百货，停留一下，看着沿街三楼那几扇大窗户，追忆四十年前我在这楼里举行的婚礼。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报社进了一批大学生，“文革”前夕纷纷到了婚嫁年龄，在那个年代，“婚事”也交给了组织上，自己不用操什么心。

大学毕业我分在新华社，男朋友分在人民日报，我俩从上海来到北京，一切很陌生，那个年代年青人也都很单纯。先是向各自单位打报告申请结婚，手持盖有党徽的人民日报社和盖有国徽的新华社公章，到区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新华社的领导向我透露，人民日报社人少，房子好要，这样我们就把结婚的事交给了人民日报社。

我们定在1965年国庆结婚。男朋友在报社政文部，跟着报社老记者艾铁民采访全国运动会，忙得团团转，政文部干事秦翠香大姐就把婚事管起来了。她让我们到天桥宿舍去看房子，12平方米的朝北小房间，与农村部的王一平、周慧之夫妇合住一套房。房产科按惯例分给我们结婚用的家具：一张硬板床、一张三屉桌、一个小书架和两个方凳，家具是旧的，床板上还有只大钉子，看起来有点寒酸，但谁也不挑剔，大家都这个水平。你若特殊，就该倒霉了。我的一个同学，结婚时从上海家里运来一套像样的家具，文革中被人家批得要死。家具是报社租给你的，每月从工资中扣几毛钱。

结婚前一天，口袋里装了一个月的工资（56元），在百货大楼买了烟、糖、水果，交给了秦大姐，我俩照常上班。9月29日下午结婚仪式在报社三楼北头会议室举行。新华社的两位女同事带着“娘家”同事凑份子送的礼品：一只8磅大暖水瓶，一只花瓶，陪我来到人民日报社，一看，啥事都准备好了，真的不用我操心。然而我心里紧张得很，我早就听说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比新华社的领导级别要高，我面对天天见的新华社领导都紧张，不要说面对陌生的人民日报社领导了。报社编委、政文部主任康英和多位领导肖风、李庄都来了。白夜是政文部党支部书记，主持婚礼，他是个书生，把婚礼主持得严肃有余，像是在开一个什么会议。编委肖风为我们证婚，他开口说话，一口糯糯的苏州乡音，使我放松了不少。新郎新娘一定是要表演个什么节目的，我们就好赖唱了一个当年最流行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我记得在婚礼上大家都很刻板，不苟言笑，唯一起哄的是江西大学分来的高新庆。倒是他把气氛弄得轻松许多。

国庆前夕记者们都很忙，婚礼完毕各人又去忙各人的事了，新郎也不例外，又去写全运会稿子。晚饭我一个人在食堂里吃的。等大家忙完后，陈柏生大姐带着文教部的礼品，把我们送到家———天桥宿舍。礼品是在工艺美术商店买的，一个大镜框，两个小镜框。大镜框里是一幅毛主席走遍大江南北的剌绣，两个小镜框分别是北海的晨曦与晚霞艺术照，很美。这份结婚礼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

我的父母都在上海，领导担心我们节日想家，国庆节，康英请我们到她家去包饺子，她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她离开了人民日报社到高教部任职，文革爆发，她遭受迫害去世，令我震憾。过完国庆，新郎就被派到越南当战地记者。秦大姐对我十分照顾，怕我冷清，也邀请我到她家去作客。

当我们第一个孩子即将出世，报社又分给一间17平方米的大房间，按规定再配给两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我的全部家产到七十年代中期报社全部作价给个人，总共是106元几角几分，逐月从工资中扣除，这是我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全部家产。我想报社所有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也都是这个水平。

计划经济时代，结婚生子都由组织上一手包下来，尽管水平很低，大家都很知足，56元工资，两人加在一起不到120元，养育两个孩子，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文中说到的新郎就是余焕椿，上世纪80年代末调离了人民日报社，报社老人都叫他大余。

（来源：《社内生活》2006月03月08日 第4版(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