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真五寨突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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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社内生活》上看到老战友傅真同志逝世的消息后，陷入了悲痛之中。

我和傅真同志1945年认识。60多年来，我俩先后在贺龙元帅创建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日报》、《晋绥日报》担任战地记者；建国后，又相继在重庆西南新华日报、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

在多年的相处中，他令我最难忘记的是，一次在晋西北“反扫荡”战争中，他一个人经历生死搏斗，冲出敌军包围的故事。

在傅真亲自撰写的《从拿枪杆到当记者》一文里对这段经历，作了如下记述：在晋绥二分区，五寨县是敌我斗争最激烈的地方。1942年深秋，我去那里采访，背着我的全副装备，走到傍晚，才在一个村里找到五寨县政府。

县长梁学举同志一见我就说：敌人现正“扫荡”，离这里已不远，我们马上要转移，你没有吃饭吧，赶快吃饭。我匆匆吃了一碗剩小米饭，就随着县政府出发了。

跋山涉水，整整走了一夜，拂晓前，来到一个山头的洼地里。大家都很疲劳，几十个人都躺在地上休息，突然听见有人喊：敌人来了，睁眼一看，果然是敌人冲上来了。

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武器，无法同敌人战斗，大家分成几股从洼地里跑出去。我和十几个人一起顺着一条深沟跑下去。跑来跑去，只剩下梁学岸和我两个人。当时，秋雨过后，沟里有不少淤泥潭。人跑过去，鞋就陷在淤泥里。我因连日向五寨赶路，按过去军人行军习惯，用带子把鞋捆在脚上，所以没有失落。梁学岸的鞋子却陷在淤泥里，刚才敌人的枪声太紧，没有来得及从淤泥里掏出鞋来。这时敌人的枪声已停，我们在沟口稍加喘息后，梁学岸同志提出，他在这里比较熟悉，他不再跑了，准备到另外一条沟里去隐蔽。要我越过前面大川，从北面大川上去找二区区公所，并将区干部的姓名告诉我。

时间紧急，不容犹疑。我俩立即分头行动。梁学岸同志入另一条山沟，我从一个山洼向北山爬上去。遇到一个有两三人高的断崖，我手挽野草，脚登土坑爬上去。不料刚一露头，一个敌军端着枪刀刺来。我两手一松，从断崖上摔下来，立刻卸掉背包，又回到山下，躲进一块高粱地里。现在两边山上都有敌人，应当作好牺牲的准备。

于是，我把剩余的介绍信，连同采访的笔记本先挖一个深坑埋好，换个地方，又把稿纸及洗脸用具的挂包一扔，现在是无物一身轻了。第一次来五寨，地理情况相当生疏，但我知道，东面是敌占区，西面是根据地。刚升起的太阳给我指明了方向，在高粱地里静静神，系好鞋带，猛跳起来，沿着大川向西飞跑。这时，原来向我们打枪的敌人，已从南山追下来，有几个伪军一面喊投降不杀，一面不停向我开枪。在部队四年的战斗经验，这时发挥了作用：我不但会利用地形地物，而且可以根据枪声判断敌人离我是远是近，更重要的是，下定了被打死不当俘虏的决心，障碍当前我绕过去，洼水拉路我淌过去，峰回路转略微喘息，道路平坦加快速度，终于从枪声中冲了出来。

突然，两个挂枪的战士把我拦住，一看是我们的部队，我放心了。一位战士把我送到连部交给了指导员，我告诉他我是《抗战日报》的记者，刚才突围把一切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都埋了，只跑出一个光人来。他告诉我，早上听到枪声，现在正在这里警戒。当我知道他们是暂编第一师时，我告诉他，我去你们师部采访过，认识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吴文彬同志和干事张纪淦同志。这时，这位指导员相信我是记者了。他说他叫亢建国，立刻拿出他的衣服和鞋子，要我把满身泥浆的衣服换下来去洗刷。晚上，亢建国同志告诉我，侦察员回来了，这次五寨县政府损失不小，县长梁学岸同志牺牲，和他同行的报社记者失踪。梁学岸同志和我只有一日之交，在危急时刻，他那样关怀同志，我感到非常痛惜。现在，我一无所有，必须回报社去，我请亢建国同志向五寨县说明，我没有失踪。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起来，两条腿痛得寸步难行。昨天拼命奔跑，没有任何感觉，休息了一夜，反而坏了。亢建国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派村干部送我。就这样，我骑着小毛驴，沿村转送了两天。第三天，我可以自己走路了，我步行回到了抗战日报社。同志们知我脱险归来，都很高兴，领导又批准给我补充了被褥和其他用品……

今天，我记述这些往事是为了缅怀战友傅真同志，是为了庆贺在战争中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作为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三大战争的幸存者，深深感到，在今日和平的环境里，我们不应忘记过去的革命战争，不应忘记为革命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是他们为我们创造了今日幸福的生活！

“吕梁烽火三千日，晋绥战地忆故人”，1998年我在雪地里，从脑海里涌的这两句诗，永远鼓舞着我！

（来源：《社内生活》2006月06月25日 第4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