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当驻站记者

编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诞生起，人民日报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忠实记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见证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65年艰辛奋斗，65年春华秋实，与新中国共同成长，与新时代一同进步，人民日报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人民网特别推出人民日报创刊65周年纪念专题，重温历史动人瞬间。

１９９８年３月，我从编辑部到人民日报北京记者站做驻站记者。从编辑到记者，角色的转换需要适应，而在北京这个特殊地方当驻站记者，其中的甜酸苦辣似乎也很特别。借《新闻战线》一角，说一点不成熟的感悟。

倾注一份热情

记者出身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有一句名言：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他说，记者就是编辑部的采购员，出门去就是要拿回东西来，要有“每采必得”的勇气。我确实体会到驻站记者应该保持这种精神状态。在北京当驻站记者，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了解宣传信息比在外地驻站要方便，但它所要求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更强。譬如，一件影响较大的突发新闻，在外地晚两天报道也许可以，可在北京就不行了。因为首都媒体多，新闻竞争非常激烈。稍慢半拍，新闻就会被人抢走。在这种环境下，倾注热情就显得非常重要。

２０００年国际儿童节前夕，陕北３８名孤儿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由于经费紧缺，这些孤儿来到北京后只能住在最简陋的旅馆里。陕北孤儿的境遇，牵动了首都人民的心，他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以各种方式帮助这些老区的孩子。我认准这是一条好新闻。５月３１日已近中午我马上联系，下午赶去采访，晚上又将稿子赶出。第二天是“六一”儿童节，国内版和海外版都在一版突出位置刊发了我采写的这条新闻。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我从北京市委的一份材料上了解到，几所首都高校做好“法轮功”练习者的转化工作非常细致，取得了“多方努力挽救大多数、耐心细致解脱大多数”的效果。我觉得这符合中央的政策，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便马上与北大、清华两所高校党委联系采访。两天后，我采写的报道与教科文部记者的稿子综合一起见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表扬，还被评为人民日报好新闻。

对驻地方记者来说，把一条地方信息以第一速度在人民日报发表，变成一条全国性的有指导性的新闻，虽有难度，但不是没有机会。而机会稍纵即逝，关键是要有“抢新闻”的意识。驻站三年来，我每年见报稿件都在百篇以上，在驻站记者中名列前茅，其中动态新闻占相当比例。这并不是说我的水平有多高，不过是我对记者这份职业倾注着一份热情罢了。

记者职业充满着竞争，如中流击水，不进则退。如何在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中去发现、采写新闻并将其见诸报端，把握好中央方针、政策理所当然，敏锐的新闻嗅觉不可或缺，驾驭文字的功夫应当具备，除这几条外，对记者这份职业倾注热情也是相当重要的。有了这份热情的投入，你就会主动出击，关注社会现象，精心琢磨选题，深入采访写作，一条条鲜活的好新闻就会在你的笔端淌出。

变换一个思路

有记者朋友常埋怨，好不容易抓到一条好新闻，也下了功夫采写，但稿子却没有被采用，有时只发了个“豆腐块”；有的是当地领导请求关照的稿子也见不了报，面子过不去。驻站记者上稿相对困难，几乎中央的媒体都存在这种情况。

版面用稿其实也有规律可循。人民日报强调指导性，稿件选用非常严格。尽管你抓的新闻指导性和可读性都很强，但也不可能给你很多版面，特别是要闻版。要提高稿子的见报率，我的体会是变换一个思路。

如果说稿子是产品，版面是市场，其生产者―――驻站记者，不妨先去琢磨版面这个“市场”，以生产出“适销对路”的稿件。研究版面，就是根据各个版面的需要和特点，在采访中有目的地选定稿件的主题、体裁和切入点，避免与版面“市场”脱节。举几个例子。１９９８年夏天，北京社会科学界出版了一本３０年代编撰的《北京市志稿》。这部１５卷４００多万字的巨著，从编撰、流失、收藏到时隔６０多年后整理出版，其间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据此，我在要闻版上发了《志稿》出版消息后，又采写一篇１５００字的通讯―――《抢救北京历史》，讴歌了为保护这部《志稿》而付出艰辛的人们，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被日本右翼势力迫害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多次来华寻求支持，国内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此事比较敏感，大报不可能突出处理此类新闻。因此，我及时给《环球时报》、《时代潮》等报刊采写了多篇东史郎在华活动的专稿。其中为《环球时报》撰写的《东史郎来华寻支持》长篇特稿，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涵养新闻源，是驻站记者的优势。

何谓涵养新闻源？正如梁衡同志说的，就是对地方那些已经存在和正生长、成熟着的新闻，要关心它，选择时机用好它，要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突出奇招，拿出独家的、既有个性又有全国价值的稿件。驻站这几年，我在涵养新闻源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像对长安街整治的报道就是一例。为迎接新中国５０华诞，北京市从１９９８年秋天开始对长安街进行大规模整治。长安街，遐迩闻名，被称为“神州第一街”。现在要整治，要“梳妆打扮”，新闻的“名牌”效应不容置疑。在大街整治的近一年时间里，我一直关注其进展。在采写多篇整治进展动态消息的同时，广泛采访和收集资料，写出了《你好，神州第一街》４０００多字的通讯。通讯以《历史长安》、《庄重长安》、《平民长安》、《亮丽长安》、《绿色长安》、《文化长安》等六个小标题，全面介绍这条大街的沧桑历史。在大街整治完成的前夕，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刊出，加上照片用了半个版。由于资料权威，且可读性强，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新闻的负责同志还专门向记者索要这篇通讯。由此我感到，涵养新闻源是驻地方记者采写深度报道的有效途径。

拓宽一条稿路

我以为，作为人民日报的驻地方记者，发稿的舞台是很大的，关键是开阔视野，拓宽稿路。抓到好新闻，要闻版用不了，可发其它专版；有的可读性很强的稿子，版面仅用一小部分，可以重新“包装”，将其扩展，发别的专版和子报子刊；有些新闻不宜公开见报，可先写内参；内心有话想说，可以写些言论；有的可以给文艺副刊写些散文、随记，一抒心怀……总之，每一次采访，都应该有成果、有收获，切莫让手头活生生的新闻资源枯死。

要做到这些，记者精通“十八般武艺”颇显重要，要掌握好各种反映新闻手段的方法。在地方做记者，扑面而来的信息应接不暇。如果脚勤手快，总会不断有新闻作品问世。消息和通讯是文字记者惯用的写作体裁，但驻地记者应向多面手发展。我也在这方面做了些尝试。比如有关环保的言论，我写了多篇。１９９９年初，有感于北京市发出治理大气污染的新号令，我写了《欣闻北京向污染宣战》的言论。虽说是“欣闻”，其实是忠告那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要很好地加以保护，切勿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我在《人民论坛》专栏分别发表的《“护”绿与“吃”绿》、《从羊绒制品看环境保护》两篇言论，批评眼下一些人只热衷吃“绿”、用“绿”，而对“绿色”植被、林木不加呵护的不文明行为，善意地提醒：愿钟情于“绿色食品”的人们，能把更多的关注投向造绿护绿上。

地方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要让它在报纸上登出来，有时需要变化一下角度。如果形式、内容相得益彰，自然能为新闻增色，从而得到编辑与读者的认可。如今年５月３１日我在一版《今日谈》发表的《办公时间不应“缺斤短两”》，得到了编辑的肯定。记者部编辑组的同志做了这样的评价：粗看是批评办公时间不办公或没人办公的不良倾向，细看却是将北京市政府发的一个文件报了出来。这条信息如果写成消息应该说上不了一版，也不可能有这么醒目的地方。变换一下角度，天地就开阔了许多。

体裁或者是写作手法的变换，同样也是拓宽稿路的一种有效手段。

恪守一种信誉

记者的“信誉”相当程度上关系稿子的采用率。驻站记者的“信誉”，就是自己的“品牌”。我们到商场挑选商品，当然要看商品的质量，但“品牌”同样不可或缺。假如把版面编辑比作消费者，他在选择稿子（商品）时，既考虑质量，也看品牌。这个“品牌”就是稿子的生产者――记者。“品牌”虽然不是版面编辑取舍稿子的决定因素，但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人民日报总编室一位负责同志讲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话：版面编辑选稿的原则是“看稿不看人”，但如果记者提供的稿件常常是半成品，还屡有差误，说好交稿时间常常失约等，不说编辑以后不会再向你约稿，即使向你约稿也会忐忑不安，想用你的稿子更是放心不下。因为你的“信誉”已经大打折扣。

“信誉”所反映的是一个记者对工作的态度。信誉高，稿子的采用率自然就高；反之就低。就像商品一样，品牌好，消费者就会青睐。驻站三年，我还是比较注意“信誉”的。把稿子写得好一点、短一点，减轻编辑的劳动量；对编辑部的约稿认真对待，确保质量，按约定时间交稿。２０００年３月，人民日报《经济周刊》主编约我采写《北京精简行政审批事项４０％》一稿。我原以为内容是正面宣传，采访应该没有问题。但我到市里说明来意，有关领导听说人民日报要报道，反而犹豫起来。这时周刊的版面已经安排好，请专家撰写的评述文章已经完成，就等我的稿子一起“下锅”了。面对主编的焦虑眼光，我又一次走进市政府，向有关同志陈述采写理由，终于得到同意。当晚我将２５００字的稿子赶出，很快在周刊头条见报。

大概是因为我对“信誉”比较重视，驻站这几年我的稿子采用率较高。精心采写、提供成品、杜绝差错……质量是稿子的生命，而记者的“信誉”同样也是稿子的生命。

（来源：新闻战线 2001年 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