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中国的传播学史存在一个集体记忆的断裂

人民网北京10月27日电  “变革中的新闻与传播：实践探索与理论构建”学术研讨会26日在北京举行，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博士指出，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们对于传播甚至于早期的传播研究，中国学者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是后面出现了一个集体记忆的断裂，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不是线性的或者前进的，它也充满了倒退甚至断裂。

以下是刘海龙博士的发言全文：

我的题目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史前史”，这个题目稍微有点比喻的形式，我觉得在这个场合来谈中国的传播研究史有特别的意义，像上午很多老师提到了，我们的中国传播研究有很多的第一次、很多历史其实是在社科院新闻所发生。

我要谈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间，因为我在大学里面一直教传播理论课，所以每次我会给同学们讲起中国的传播研究的起源。但是一直是照着一些模式来讲，讲到后来我自己就有点心虚，我们一直的叙事是中国的传播研究是1978年开始的，有一些欧美的学者到中国来进行启蒙，赶上了西方的潮流。

在50年代，复旦大学郑北渭等人在翻译《新闻学译丛》中已经使用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个别概念，但是却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成群众思想交通。我非常怀疑他们的说法，是不是他们当时不知道传播这个概念。经过一番资料搜索，我发现其实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断裂，也就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们对于传播，甚至于早期的传播研究，中国学者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是后面出现了一个我们集体记忆的断裂，这篇文章我也传给在座的好几位老师，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也给我一个很好的概括，其实你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不是线性的或者前进的，它也充满了倒退甚至断裂。

中国的传播史有两个疑点，第一就是在1978年这个节点上，中国学界所说的“传播学”究竟是哪个传统之下的传播学？第二个疑点就是思想交通这个概念究竟是凭空生造的，还是有所根据？如果有根据，是从哪里来的？黄旦老师说1978年之后中国的学术界所建构的“传播”概念其实不是mass communication。杜威所谓的传播其实是扩散、是大众传播，他用到communication的时候，被翻译成交通，其实这是交和通的意思，是两个单独的字合在一起构成的一个词，所以它其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意思，这要比我们今天说的传播单向的信息流通的方式更丰富。在他们翻译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概念的双向性。

另外一个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孙本文写了一篇文章《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标准的翻译，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交流起来更方便。所以在那篇文章里面，他列了很多关键词，有一个叫扩散的词，他对应的中文意思是传播，对于communication，他定义的是交通。帕克1932年到燕京大学来做短期的讲学，在三个月里面，他讲了两门课，一门是社会学概论，第一门是集体行动，在这里面他谈到了舆论、新闻和集体行动，在里面他也用到了交通这个词，对应的就是communication。

所以，我们之前对于文献的错误解读是一种学术的断裂。如果我们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去探索的话，如果我们去看交通，而不是看今天所说的传播概念，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在中国已经有过大量的关于传播的研究，但是都没有纳入到今天研究的范畴里。第二个就是集体记忆的遗忘，为什么没有人谈杜威、帕克这样一些学者到中国来，对于中国的传播观念的影响。

回到中国20世纪初的时候传播研究的两个传统，第一个传统是哲学和社会学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文献或者是这些理论的意见主要都是在社会学范畴里面。除了刚才说道的杜威、帕克以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献，就是孙本文，他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他在1925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就是《美国媒介中的中国形象》，他做了一系列的分析去研究在美国大众媒体上对中国的形象报道是什么样的。

另外一个，对于20世纪初美国舆论研究的成果，包括它的舆论观、效果观，其实都很让我们惊讶。因为在那个时候，连美国都还没有传播学，他就已经开始在研究传播问题。另外，像1941年中国心理学史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高觉敷写了一本书叫《宣传心理学》，用了很多美国最新的心理实验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

还有一个传统就是20世纪初新闻学和宣传学的传统，我看的文献不多，我觉得还需要整个学界大家去开掘。我看到的比如像季达的《宣传学与新闻记者》，还包括燕京大学的系主任梁士纯的《实用宣传学》，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讲的公共关系。这里面他引用了大量的舆论学，像李普曼等等，当时美国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所以，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从1978年，甚至在1949年，中国的社会学界等各个学界对这些并不陌生，我们几乎同步在使用他们的成果。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集体遗忘这一部分？美国的一个传播学者卡茨在08年时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题目就是《为什么社会学抛弃了传播学》，文章中提到美国最早的传播学是由社会学家来做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社会学家都不玩了，都是传播学者自己关起门来玩，为什么社会学者抛弃传播学研究？在刚才的书里我们看到，中国早期20世纪初也是社会学家在做传播学研究，但是现在他们慢慢离开了这个领域，虽然不是完全离开，但是今天建构这个趋势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把他们遗忘掉了。

第二个就是中国传播研究者为什么会发生集体失忆？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美国传播研究范式转移，由芝加哥学派转向哥伦比亚学派。第二个就是社会学在建国后被取消，研究传统断掉。还有一个就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传播产业不发达。第四就是新闻学领域发生的断裂则主要缘自政治原因。但是传统并没有完全断裂，比如说中国早期研究的像张隆栋等等，他们跟20世纪初的传统是延续的。

另外，提到集体失忆的问题，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人员结构断层的原因，主要是由共产党干部在主导着传播和新闻研究，所以他们对于之前在民国时期那一段比较陌生。还有一个就是制度层面有意识的回避，资产阶级理论大家就不敢再讲了。第二个原因是学科建制的问题，传播学科究竟由谁来定义？我们中国主要由新闻界来引进，所以我们更强调新闻在这其中的作用，忽视了社会学的研究。

最后，提出几点问题，第一个，如果我们发现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又怎么样。我想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的传播研究会面临和当前一样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也面临一个重大的转型，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理解这种在朦胧形成中的未来传播研究的图景。在词语还没有产生之前，一切都处于模糊之中的时候，充满各种可能性的酝酿阶段。我们今天也面临这样一个现状，在传播学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都不知道用什么词。这样模糊的状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好的，因为它代表着多元和无限的可能性。如何看待传播学的跨学科问题等等，当然这个研究有很多的问题，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点出了一个现象，但是究竟有什么样可能的答案，还期待着在座的各位老师和朋友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