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从丹纳三因素说探渝派纪录片美学风格之源【2】

二、 渝派纪录片美学探源

法国艺术史家、美学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一译泰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引言》《艺术哲学》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因素”理论。丹纳认为，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作为纪录人类心灵的文献而存在，一定的外部条件对于人类心理的形成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审美活动）的性质和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 [4]

<一> 种族——作为内部主源

丹纳认为，在影响文艺作品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中，种族是作为“内部主源”而存在的。丹纳所讲的“种族”，不同于我们今天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的划分，而是更接近于“民族”的概念。如丹纳所言，因天生和遗传倾向的不同，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特有的气质。巴人作为中国先秦时期的一个神秘民族，其起源和消失至今有待考证。我们今天对植根于重庆的“渝派纪录片”进行审视，有必要回望历史，对曾经生活在重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巴人予以观照。

《巴人之谜》是渝派纪录片的又一代表。重庆电视台的导演王影通过《巴人之谜》长达六集的篇幅分别讲述剑、舞、虎、盐、钟和船的故事，通过搬演、再现等全新手法，试图追踪重庆人的源起。这部片子可以说为“渝派纪录片”的扬名立万立下了重要功勋，不光在重庆本土播出取得了不俗的收视，也走出重庆、进入央视的平台，甚至有出版社专门为之出版相关书籍，作为第一部走出重庆本土的渝派纪录片，《巴人之谜》成为了该流派的一张精致名片。

导演王影说到他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动因就是巴人之“谜”。的确，关于生活在重庆人脚下土地千百年前的主人——巴人，我们有着太多的谜团、太多的不解。[5]

《山海经?海内经》有如下描述——

“西南有巴国。太莫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巴人平日农耕，战时变身英勇无畏的斗士，在那个野兽横行、战火纷飞的年月，巴人穿梭游走在武陵山和大巴山之间，英勇顽强地赶走了一个个试图征服他们的民族，就连当时最为强大的秦国军队都拿他莫可奈何。巴人就是这样一个好武尚勇、果敢无畏的民族。

“巴师勇锐”。正是前人这种不屈不挠、勇敢无畏的英雄血脉，千百年来遗流至今，成就了今日重庆人身上雷厉风行、坚毅顽强的精神气质。作为重庆“地方志”、“影像志”的渝派纪录片，甫一诞生，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这种区别于皇城根下的“京派”、黄浦江畔“海派”纪录片的特质。这是一种与脚下土地接壤的宽广粗粝，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悲壮与抗争。在《陈小梅进城》《细细的小雨》《三个月亮》《春秋》等一众渝派纪录片中，表现的都是为生存而生活的人们——他们无一例外地处于马斯洛需求五层次的最底层、在生存线上浮沉挣扎。他们和他们的先祖巴人一样，生来就是抗争，不管是艰苦的环境，还是艰难的岁月。英雄不止乎惊天动地，静静地使完人生最后一股与命运相抗争的气力然后倒下的亦是英雄。先天氤氲在巴山楚水的悲凉色彩，使得巴人及其后人不屈服于当下、着意于奋斗的英雄光辉更为闪耀。

当京派纪录片在对厚重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海派纪录片聚焦于上海屋檐下、收声于弄堂里的家长里短时，渝派纪录片关照着生存的艰涩与不易，一如重庆这片土地上先民巴人一样的生命美学。从这个层次上来说讲，今天的渝派纪录片同时也是对“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巴人的千年唱和。

<二> 环境——作为外部压力

“三因素”中作为“外部压力”而存在的“环境”也对艺术作品的生成产生重大的影响。

环境首先是指种族活动的场所、种族生存其间的地理单元。与此同时，丹纳也强调“环境”应包含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政治、战争、宗教、风俗……这些作为“外部压力”的环境对于种族精神或是集体智慧的陶制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6]

重庆人喜吃辣，重庆人的个性也同样麻辣——果敢刚毅、不屈不挠，做事雷厉风行，为人耿介爽直。这与重庆独特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重庆气候炎热，位列中国“三大火炉”之一。这与重庆人豪爽、乐观的性格相适应。表现在渝派纪录片上，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生处困顿的主人公面对命运的种种的不公，如《细细的小雨》中主人公细小雨，也曾难过，也曾失望，但仍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中国传媒大学张雅欣教授对此点评道，渝派纪录片“展现着生命的勇敢与无畏，关注个体的个性化生存，关注在生活中人的生命强劲的潜能，关注当下美学中几乎已经缺失的血性和悲壮。”[7]

提及重庆，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加上“山城”这么个前缀。的确，在重庆，“城是一座山，山是一座城”。它不同于华北平原的京畿之地，区别于地势坦荡的长三角，甚至殊异于与之相邻的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崎岖的山地，倾斜的道路，生存条件不可谓佳。在别的土地上施工、劳作，如果使七八层气力就可以完成，那么在重庆，很可能需要十二分的气力。纪录片《三个月亮》的故事就发生在重庆巫山县一个叫皮家矸的没水、没电、不通公路的贫瘠山村。村民们与外界的联系就靠着悬崖峭壁间几十里的羊肠小道。重庆纪录片人通过讲述修路的故事，再现了山民们的生存状态，表达的是一种为摆脱贫穷、落后而与命运奋力抗争的精神力量。[8]

山城重庆不只有武陵山、大巴山，也有着长江、嘉陵江等大江大河。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成就了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商业要冲的地位，也成就了具有开放气质的“码头文化”。这对于现代重庆人的精神气度影响颇深。而“三峡工程”的修建对重庆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在安土重迁的中国，百万移民挥别故乡移居他方本身就是个世界难题。撇开“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这些歌咏三峡精神的壮丽字句，三峡库区的人民面对故土的消逝、家园的湮没、无“根”的漂泊，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重庆纪录片人郑重而赋有使命感地选择了“三峡移民”这么个课题，站在人类学的高度，通过影像纪录下了这么一群平凡的人，使得单向度、群像式的“三峡移民”面目显得更为清晰。

渝派纪录片自觉担当起“三峡工程”见证人的角色，以纪录片特有的冷静、客观观察、思考着三峡库区的人与事，以及其背后深层的哲思。纪录片《旅馆》讲述了库区居民生活的变迁，《江上风清》关注张飞庙的拆迁，通过一座庙和一群人的故事，引发出关于民族精神存在的深层思考。为了支持三峡工程建设，百万重庆儿女弃别故土、远赴他乡，这一生命旅程的背乐本就是一种大音希声的苍凉悲壮，这也成为了渝派纪录片的又一美学特质。[9]

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因而对人类的艺术作品生成、人们的审美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不过，社会文化环境对其所具有的才是决定性的作用。

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众多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在农村，贫困县占重庆40个区县的近一半，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大城市带大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一边渴望过上现代生活，又一边担心心灵憩园的消逝。在城乡的两级间，奔波着一群人。他们憧憬，他们迷惑，他们渴望，他们失望。这一社会现实也反映在了渝派纪录片的镜头里。

渝渝派纪录片人多次聚焦“进城”这一活动，分别拍摄有《陈小梅进城》和《进城》等优秀纪录片。作为渝派纪录片代表作的《进城》创作周期长达五年，它根植于重庆“大城市、大农村”的社会现实，着眼于重庆农民李珍驚一家“三进三回”的进城经历，影像作品富含丰富的人类学意义，并且触及到了当代人类学中一个颇为重要的理论视角——都市人类学。以《进城》为代表的一系列渝派纪录片，在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很好地展现了农村与城市的碰撞、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的夹层。[10]

<三> 时代——作为后天动力

“时代”作为丹纳艺术三因素论中的最后一个，被认为是“后天动力”，是“内部主源”（种族）在“外部压力”（环境）下发生的“倾间”。丹纳视“时代”为“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而在内、外力（种族、环境）作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倾间”（时代）会使得艺术品整体的效果相区别。[11]

渝派纪录片受时代影响的印迹很是明显。

在中国的历史上，重庆曾数次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担负起了抵御强敌、英勇救国的责任，形成了独特的“陪都文化”。抗战期间，作为战时的“陪都”，西南一隅的重庆承受着日寇的狂轰滥炸，承续着民族的坚守与希望，承担着抗战大后方的重担。不止是抗战，远在南宋末年，重庆合川一座小小的钓鱼城，竟独挡住了40万蒙古大军的南下，改变了中古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绘出了古代中国战争防御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盛世向隅，危时柱国，勇于担当，勇武尚智”这已成为了历史赋予重庆人精神编年史的精辟注脚。[12]

抗战时期，重庆的艺术家在艰苦的环境里拍摄出《东亚之光》《中华儿女》等众多救亡图存的纪录影片，后世称其为“重庆纪录学派”。战争年代的特殊岁月在重庆的土壤里埋下了纪录片的种子，这也成为了今日“渝派纪录片”能够产生、进展的肥沃土壤，成为了今后重庆纪录片事业再度繁盛的宝贵契机。[13]

而在20世纪80年代，重庆电视台建台尚在筹备中，为配合重庆抗洪，重庆的电视人责无旁贷地开始了纪录片的创作，可以说重庆纪录片是“因时而生”。1997年，伴随着重庆的直辖，重庆电视台也由一座三级地方电视台上星成为了省级台，为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电视节目发展带来了契机。级别的升格掩盖不了重庆电视台当时在人、财、物等各方面与其他省台、中央台的差距，其作品在数量、质量上与那些“老大哥”们的距离亦很明显。这也从客观上造成了“渝派纪录片”宽广粗粝的美学风格。从最初资金、设备上的欠缺、不得已而为之，到后来作为自身美学特质的自觉追求。可以说这都是时代在流经重庆纪录片的胶带上所刻画下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