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我们时代的政治【2】

传播与“接轨”的政治

在近几十年“全球化”的欢呼声中，我们常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那些遥远的离我们越来越近，而原本近在身边的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我们观赏“北京奥运开幕式”和“上海世博中国馆”中的国族史叙事时，竟发现数千年前的古老文化直接与当代的“同一个梦想”接驳，民族解放和大众革命的现代历程完全无法在这些盛大的展示中觅得一席之地。在空间上，全球都市中的金融讯息、明星趣闻和时尚潮流整天包围着“世界公民们”，而那些过去通过“民族国家”或“第三世界”的认同与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边缘社会群体现在却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只是“人道的”关怀和文化上的猎奇。

作为对“平”的积极肯定和呼应，“接轨”的观念渐渐植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知识精英的“政治无意识”当中。这不仅体现在他们集体性地对自身现代历史经验的遗忘和清理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特定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体制那种天真的“反历史”阐释上。

要了解新闻传播界的“接轨”意识，赵月枝对中国媒体1999年“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报道的话语分析是再精彩不过的例子。通过对“入世”前夕中国国内各种报纸的数百篇相关报道进行研究，作者发现这些新闻内容不但系统地抹去了中国长期缺席GATT/WTO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原因，而且边缘化了正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全球化抗议，并最终通过将城市富裕阶层的利益指代为“老百姓”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来拒绝对这一经济进程的复杂性进行客观呈现。作者敏锐地捕捉了“入世”这一词汇在中国都市中产阶级政治思维中的深刻含义，即“重新进入新世界，成为国际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部分”，而不再“游荡于黑暗之中”。在这样的接轨意识下，“入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实质经济影响当然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媒体也自觉地放弃了“专业主义”的平衡原则。

文化传播领域的“接轨”观念只有放在改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社会角色和文化意识变迁的脉络中才能透彻地理解。

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将原本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和“思想工作者”部分地转变为面向市场的文化商人和文化劳工。这一过程在1990年代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中达到高潮。媒体从国家获得的行政拨款越来越少，从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则越来越多，因而相应地建立了与利润最大化目标配套的内部激励机制、管理手段和劳动关系。这些运营方式的变化进而又使得国家的行政调解和思想动员能力进一步减弱。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占据天然优势的群体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先前为国家独占的公共传播资源。因此，这场改革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播资源的准私有化过程。

在中国经济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体制的疏离创造了他们与多种政治经济集团进行有机“接轨”的条件和可能性。那些既没有完全脱离国家保护，又顺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个“新体制”的传媒业者构成了中国社会一股越发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力量，逐渐形成可以影响日后中国政治经济进程和社会舆论的相对独立的“都市传媒知识分子群体”。

从文化意识转变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业者的第一个反应是摆脱“政治”和“阶级斗争”对传播活动的影响。在当时新闻界的讨论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一是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认识论，即对职业新闻实践的非政治性理解和对“专业性”的强调；二是都市职业传媒机构的独立自主始终被直接等同于社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进步。这在事实上创造了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取国家传播资源的道德基础。相对于传统媒体体制的“党性”理论，知识分子提出了媒体的“人民性”理论。但这一群体“代表人民”的合法性却被搁置不论。以此为基础，改革时代的传媒业者一直视自身为社会的公器。只要媒体脱离了国家体制就具有了天然的“公共性”，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在传媒业改革初期的文化意识中，国家体制常常被简化成一个指令性和束缚性的落后制度，因而这套体制中的所有思想元素几乎都被传媒业者所抛弃。由此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都市职业传媒机构“公共性”和“代表性”的宣称正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和“通讯员制度”等知识分子与基层的沟通机制逐渐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矛盾状况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城市改革出现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状况下，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审美”和社会知识上对抽象规律的探求一起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严肃社会问题的实质性与公共性讨论。与此同时，在令人目眩的商品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动员”下，这一群体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将“现代化”与源自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建立了等同关系，因而市场专业主义的新闻操作和媒体制度本身就被指认为现代的、先进的和民主的，这一点几乎用不着讨论了。

然而，如果按照“平”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蕴含了非常多的“不彻底”要素。国家在改革中并没有放弃媒体的所有权，媒体管理者仍然身兼国家干部的身份，各种舆论的调控和内容的规制也仍然受党政宣传机构的影响，商业价值和市民品味不时受到干预而难以彻底确立，市场新闻业的价值守则也常常被“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样的另类新闻理念挑战。这些状况与中国社会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转型一样，表明了中国的改革过程并没有采用“休克”式的“接轨”路径，而是保留了大量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并不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摸索前行。从思想文化上来说，这种不彻底的局面与“接轨”的政治无法共融，因而都市传媒业者对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满时时出现在网络，甚至报端。从政治经济上来说，国家所有权的保留对受惠于占有传播资源使用权和间接使用权的各种群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可能推进的发展转型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关系可能进行新一轮调整，整个社会的发展观念和文化政治在悄然发生变化。这自然对开放市场下的受益者及其有机知识分子造成了压力，并不断体现在大众传媒，特别是沿海都市传媒对各种新闻议题的选取和报道角度上。这些传播业的复杂状况和矛盾给我们时代的政治走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传播领域内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识将成为影响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问题，因而有充分的理由被列入知识分子公共讨论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