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我们时代的政治

在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知识领地蕴含了影响众多当代政治问题的潜力，这就是信息传播。无论是对“平的世界”、“全球公民社会”这些总体历史状况的热情憧憬，还是对民主、平等、自由、公共性等现代政治议题的激烈辩论，无论是欢呼新经济和创意阶层的兴起，还是哀叹碎片化和功利性的“后现代状况”，我们都无法忽视媒体和传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对传播现象的认识本身就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然而，当代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很多潜在逻辑和冷战时代的知识遗产却常常制造理解这些传播现象的政治阻碍。一方面，以媒介为中心，以发展为确定前提的技术决定论和抽象经验主义拒绝将传播现象放在历史与权力关系中考察，由此搁置了任何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些追求普遍规律的媒介知识虽然不讨论政治，但是却一刻不停地给予政治。“威权对自由”、“国家对市场”等万能公式常常被不假思索地确立。例如，随着网络信息沟通的逐渐发达，近来时髦的新媒体研究常常乐于营造技术发展将带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乐观氛围，却忘了回答众多前提性的问题：都市中产阶级的媒介表达在特定文化意识背景下如何具有民主和进步的充分代表性？传播的“民主化”是否仅仅等于“国家”的退却？媒介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新型社会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是什么样的“政治”限制了理解传播的知识质量呢？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新出版的文集《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直接回应了这些普遍流行的传播观念。此书以丰富的经验材料和新颖的视角讨论了大量有关全球传播和中国传播的现实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信息传播业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更为我们探讨传播与当代政治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可能。

传播与“平”的政治

信息传播业从来就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分割，无论你说它带来了“大同”和“民主”，还是说它助长了舆论控制和战争毁灭。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一部远距离通讯和国际传播的发展史，既可以被书写成一部殖民扩张史和冷战史，也可以被书写成一部科技发展史和民主进步史。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更为人熟知的是后一种历史。

当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中想要向读者证明这个世界正在变“平”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共产党宣言》竟是颇为切题的论据。于是，一个全球自由市场的预言家竟大段引用了19世纪号召底层造反的革命宣言。然而，弗里德曼可能忘了，人类刚刚经历的20世纪历史几乎颠倒了《共产党宣言》的原始方案。在这段“极端的年代”中，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据阶级、民族、种族等可识别的身份组织起来的联合反抗并没有让马克思预想的，冲破所有空间和文化区隔的“无产阶级化”真正出现。而弗里德曼所欢呼的“个人解放”的大同年代正是在终止20世纪革命这一奇特的历史进程，并在文化上钳制任何重拾（再创造）这段历史遗产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开的。直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再次来袭，我们才发现20世纪反体制运动所针对的问题，在“平的世界”中一个个地重现了。

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曾经指出：“资本无止境的累积过程需要‘权力无边’的政治结构，能用不断增加权力来保护不断增加的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传播领域的变化显然至关重要，它不仅自身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产业，而且通过对舆论的塑造容纳了剥夺与抗争的权力消长。当我们回顾全球信息传播业在这段“平”的历史中的转变历程时，不难发现以“解除规制”和“自由市场”为口号的媒体变革实际上成为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实现国际资本力量重组这一“政治工程”的重要铺垫。

赵月枝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段历史。从1980年代开始，作为“平”的政治的重要工具，传播业在“市场化”的招牌下，出现了两个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构转变历程：

首先，在民族国家内部，各国传播业中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普遍衰落，资本逻辑的主要政治障碍被拆除。如果说私有化、为资本松绑和国家从公共服务领域中退出是1980年代以来司空见惯的政策潮流，那么各国大众传媒和电信业的转型则是这一潮流的直接体现。例如，公共或由国家严格管制下的商营广播电视曾被认为是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维护社会公益的“公共讲坛”。然而，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强调公共性的广播电视业与其他国有产业部门一起不断地被新兴的意识形态攻击，其中既有“市场竞争”、“自由高效”等经济上的说辞，也有“消费者至上”、“多样性选择”等文化上的鼓噪，在资本力量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推动下，一个传媒业的“市场化热潮”率先波及了几乎所有欧美国家。改革的具体形式是国家大幅削减对广播电视业的财政补贴,与此同时“放松管制”，即减少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并实行大规模兼并的障碍，让资本、广告和其他商业性收入支配传媒业的发展。

其次，传播领域内的权力重组绝不仅仅局限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迅速向全球蔓延，并改变了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从国际传播的治理体制来看，1980年代以来，商业贸易规则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理念代替了文化自主和多样性的民主诉求，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倡导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日渐式微，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则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构。这一轮治理体制调整的制度性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资本为导向的媒体体系的形成。这不仅体现在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等传媒巨无霸的崛起，还体现在各国的文化生产都开始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商业化的媒体生产方式在“本土形式”的伪装下扩散到全球各地。

数十年的改革之后，“独立性”、“专业主义”、“社会公益”、“公正准则”、“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这些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传媒业的金字招牌在商业大潮中一个个地褪色了。为资本松绑的传播政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兼并行动和全球性超级传媒王国，从而使传播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资源集中和垄断，击碎了名义上的市场竞争带来多元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许诺。

这场传播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化为全球范围内阶级力量的重组带来了双重效益，它不仅借着新技术和新经济的东风为资本增殖开拓了领地，更通过创造一个后现代的“单向度社会”，促进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营造出了缺乏政治想象力的保守文化氛围。赵月枝用“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来概括这一历史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概念揭示了“平的世界”这幅绚烂多彩的帷幔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极权般的新型统治制度。文化观念和所有权都高度统一的信息传播业不仅忙于制造都市消费者的无限需求和选择，忙于生产对“帝国”体制的赞美和承认，而且正以无与伦比的权力过滤和打压着另类的政治话语。当然，“帝国”理论是否能够将20世纪的政治遗产一笔勾销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崛起的特殊路径更是给这些“后现代”的政治方案出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