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对当代中国人文化价值观变迁的影响【3】

2.对文化价值观“开放度”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文化价值观“开放度”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省市、学历、互联网的接触频率对当前民众文化价值观“开放度”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民族、年龄、收入、电视、广播、报纸、手机的接触频率没有显著影响。具体为：

（1）上海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开放度没有山东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开放度高；

（2）学历越高的人文化价值观开放度越高；

（3）接触互联网越少的人文化价值观开放度越高。

表7：文化价值观“开放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a.因变量：文化价值观“开放度”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上海、山东两省市558例调查样本的数据分析和研究假设检验，可以尝试得出如下结论：

（一）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率”达到50%，而他们的价值观“开放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高

随着近年来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对反映社会价值滑坡的媒介事件的报道（如“我爸是李刚”“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一些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讨论越发激烈，甚至谈及“礼崩乐坏”［22］。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六个陈述中，平均有50%的民众表示赞成，尤其是关于个人与家庭的价值序列，将近70%的民众认为“家庭优先于个人”，这间接印证了何辉所说的“当代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不能看平时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而是得看扎根于千千万万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理念是什么”［22］，即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深刻度。

这一点反向表达在当代中国人关于价值开放度的五个陈述态度认知中，其中涉及“婚外恋”陈述的接受率最低，只有5.9%，而对于“恋爱”和“未婚同居”的接受度最高，分别有27.5%和26.8%的民众表示支持。

总体来说，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和反映社会急剧变化现象的“价值开放度”，都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尽管正在面临急剧的转型，但是它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冲击力度远没有到“礼崩乐坏”的程度，而这种冲击的力度和方向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

（二）地域、学历、收入以及媒介接触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深刻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山东民众与上海民众相比，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以及“开放度”都较高，这似乎说明作为“传统文化价值”发源地的“孔孟之乡”与在中国较早开始“现代化”的上海相比，所经受的“价值转型”和“撕裂感”要更强。

而在学历、收入与媒介接触对当代中国人文化价值观影响方面，我们可以总结发现，学历和收入越高的人，他们对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形式接触越少，而对互联网等新型媒介形式接触越多，他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就越低。这是媒介环境对人们价值观念影响的重要佐证。梅洛维茨通过个案法证明“媒介—人—行为”的链条，而我们的研究是对“媒介—人—观念”链条的部分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反对并没有一一对应形成民众对涉及衡量“价值开放度”的陈述的支持（除“学历”外）。如接触互联网越少的民众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越高，同时他们的价值“开放度”没有降低反而更高。这在说明研究媒介接触对人们价值观影响的复杂性的同时，也说明当前中国人文化价值观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特征。

以上发现对于当前从媒介视野探讨中国人“价值观”转型讨论希望有所助益。而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山东”和“上海”样本，要探讨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转型，更多的样本搜集（比如中西部省份）将是必要的。

［本研究为戴元光教授主持的“上海085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韩瑞霞主持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2011EXW002）合作成果］

（作者单位：戴元光，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浙江传媒学院；韩瑞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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