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对青少年“粉丝”社会化的影响的调查研究【2】

二、网络对青少年“粉丝”社会化的影响

计算机带来的信息网络化浪潮席卷了全球，极大的变革了我们的生活与思考方式。不再担心错过电视节目的首播，网络随时可以点播喜欢的节目内容；购物不再徘徊于大街小巷而只需在淘宝里轻点鼠标；存钱转账也不再需要走进营业厅，网上银行方便且快捷……当然，网络改变的不只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在思维领域，网络的穿透力也无处不在。它在拓宽人们思维疆域的同时，也将人们的思维扁平化、平面化。对于正处于思维形成高峰期的青少年“粉丝”而言，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1、青少年“粉丝”网络使用行为

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粉丝”中，84.62%的人经常使网络。而其中有55.90%的人群将网络定义为对其影响最大的媒介。这表明，网络已超越电视成为青少年生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媒介。

在青少年“粉丝”的网络使用时间上，47.18%的人群每天网络的使用时间控制在3小时内，24.61%的青少年“粉丝”每天的网络使用时间在3~5小时，当然也有13.85%的青少年“粉丝”网络使用时间在5~10小时之间，更有甚者（2.05%），每天的网络使用时间在10小时以上。

在网络使用的目的上，大部分青少年“粉丝”（75%）将其兴趣点放在消遣娱乐上，而与青少年身份不符合的是，在调查中的四项选项中，“寻找与学习相关的资料”却排在了最末。

对于青少年“粉丝”网络使用逗留最多的地方，调查结果表明“QQ等聊天工具”占据了首位（所占比重为25.13%），其次为“视频网站”和“贴吧论坛”。而最近几年被全民热捧的微博等平台却出乎意料的排在了最后面。

2、网络对青少年“粉丝”社会化的影响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任何媒介使用行为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或是为了获取信息，或是为了消遣娱乐等。在青少年“粉丝”的媒介使用类型中，网络是他们使用最多的媒介。网络的低门槛、平等性、互动性等特征为青少年社会化提供了多种角色扮演的场所以及反复进行角色转换的机会。

不断更新的网络信息能满足青少年多方需求，增长见识、满足求知欲。另一方面繁杂的信息又弱化了受众的思维能力，正如学者所言，“信息的繁杂导致受众思维过度跳跃、叛乱；信息图像化，使青少年逻辑思维和抽象思辨能力下降，不能进行缜密、规则的思考活动，同时表达能力下降；信息大众化、主流化，使得青少年表达方式有趋同倾向，缺乏个性特征和独创性”[[2] 王世永：《电视信息传播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及对策分析》，《阴山学刊》，2000年第6期。][2]。在对事物的看法上，网络使用者自我评分最低，就源于网络信息的繁杂化导致青少年思维的弱化。美国作者尼古拉斯·卡尔曾将网络带来的信息与传统的书本阅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以前，我戴着潜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缓缓前进。现在，我就像一个摩托快艇手，贴着水面呼啸而过[[3] [美]尼古拉斯·卡尔著，刘纯毅译：《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0页。][3]。互联网作为便利的信息获取渠道，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思维的素材，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将我们变成了一个信息处理的机器。从张杰百度贴吧的帖子回复上，我们也能得到印证。表情符号、“顶”、“飘过”等不带感情色彩的简短话语成为大多数“粉丝”最为常用的回复语，而在一些观点的表达上，大多数“粉丝”只是重复着上面楼层的观点，或是用歌词代表自己的观点。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不断增强的同质化信息像一剂持久、有效的麻醉剂，使得青少年“粉丝”缺乏深度思考的欲望以及动力，从而呈现出观点平面化的状态。

在性别观上，网络青少年“粉丝”使用者自我评分高于电视受众。这与网络使用者以逻辑思维、认知判断等趋于成熟受传统思想影响久远的大学生有关，当然，也与他们的媒介使用特性有关。相较于大众传媒，网络有着更多的自主选择性与包容性。每个人的个性在此得到充分张扬，他们可以跳出媒介的议程设置选择自我感兴趣的内容。例如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影片进行欣赏，了解不同文化对性别的期待。正是在网络这种开放自由的信息环境中，青少年“粉丝”依据自身的理解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性别观。

在伦理道德价值观上。由于网络施化者角色身份的不明确，使得青少年价值观、道德观存在着多元化的倾向。施化者道德、思想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一些异化思想盛行，多元价值观上选择的困惑让青少年“粉丝”往往无所适从。同时，网络空间的无规则性，也让一些青少年“粉丝”在无社会规则的制约下出现一些影响社会的言论与行为，带来“网络暴力”等。如在百度张杰的贴吧里，“黑粉”盛行，“黑粉”的出现有着商业上的利益冲突，但更多的是青少年“粉丝”出于网络的无规则性而随意发泄自己情绪。这种情绪如若得不到控制将会影响到现实生活中个体的言行。

三、手机对青少年“粉丝”社会化的影响

在所有的媒介当中，手机可谓是一个变化最为快速的媒体。当初仅作为联络工具而存在的媒介，如今已变成一个集上网、聊天、视频等为一体的多媒体平台。学者童晓渝依据手机的发展变化而得出定义：手机在最初单纯作为移动通信工具之时，就承担起人际传播媒介的功能；伴随移动通信技术及手机终端的日渐发展，手机增值服务概念在不知不觉中使得手机从单一话音媒介向短信、彩信、图铃及多媒体视讯等多元化媒介转变。在此过程中，手机通过对传统媒介传播形态的整合而日益具备了媒体的特性，成为继第四代传播媒体——互联网之后的新兴传播媒介[[4] 童晓渝、蔡估、张磊：《第五媒体原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4]。

1、青少年“粉丝”手机使用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显示，在日常生活中77.44%的青少年“粉丝”会使用手机。20%的青少年“粉丝”认为手机对其影响最大。

对于青少年“粉丝”手机的使用时间调查结果却有些惊人。35.90%的青少年“粉丝”每日使用手机在3小时以内，但分别有22.05%、17.95%的青少年“粉丝”手机使用时间在3~5小时、5~10小时，甚至有5.13%的青少年“粉丝”每日的手机使用时间在10小时以上。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手机的用途上，腾讯网针对青少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打电话、发短信是青少年手机用户最常用的功能，其次是浏览网页，随后是听音乐、看电子书、使用社交网络应用。

然而，随着手机功能以及使用时间的增多，手机焦虑现象开始遍及开来。台湾的一项调查显示，93％的台湾青少年手机族有手机焦虑感，只要没带手机、手机没电、电话没响、打电话对方没接或不通就会感到不安[[5] 视窗·数据调查：《手机焦虑困扰台湾青少年》，《新闻记者》，2011年第6期][5]。腾讯网的相关调查也表明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着手机焦虑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2、手机对青少年“粉丝”社会化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随着手机智能化的发展，最初作为联络功能而存在的手机非但没有增进人的感情，反倒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媒体就曾报道爷爷因为孙子在就餐时只顾着玩手机而忽略他人而大发脾气。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找到该结论的依据。当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最终转变为人与机器之间的交往时，再火热的情谊也会冰冷下去。然而，本次调查结果却显示，手机使用者的人际关系是最为融洽的，他们都能够较好的与身边的同辈群体相处。这里可以理解为，无论是手机短信还是QQ等在线聊天工具，都增加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机会。这种联系是随时的，不受制于时空的。给远方的朋友发条短信，随时拿出手机看一下有没有想念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这种行为能构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并维持已有的人际关系。同时，手机特有的短信功能还能营造一种“暂时性缺场”，交流上的不同步能让青少年“粉丝”更易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因而，可以说，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人际关系。

在行为方式上，手机用户对自我观点意见发表评分高于网络但低于纸质媒体。传播学中“知沟理论”认为经济地位高的人在知识和信息获取的速度上要快于经济地位低者，长久以往，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不断变宽，差距变大[[6] 郭庆光：《传播学教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6]。手机用户，特别是那些智能手机用户，他们能够凭借媒介的优势最快的获得想要的信息。在课堂上常看到青少年利用手机获得所需的资讯就是最为鲜明的例子。但是也该看到，由于这部分受众对于媒介的过于依赖使得他们缺少自我的思维判断，虽然能对一件事情进行评价，但往往缺少自己的观点。

在消费观上，青少年“粉丝”的自我评价较高，对金钱非常看重。这可以理解为，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之快，常引起青少年的攀比之风。最为明显的就是最近几年红遍全球的苹果系列产品。走在时尚与科技前沿的苹果手机成为每个青少年梦寐以求的潮品，但是其价钱昂贵，因而，也就有了少年“卖肾买苹果”这等轰动全球的新闻出现。除此之外，手机的更新换代周期短，往往是一部分青少年刚花完钱购买一部手机，更高端的机型又出现，如此反复，使得青少年处于一种无尽攀比追风的怪圈中。此外，手机的使用费用并不便宜。虽然运营商都推出了比较优惠的套餐供选择，但对于“业务”繁忙的青少年“粉丝”群来说，简单的套餐内容并不能满足需求。这些都加重了他们对金钱的重视。

青少年“粉丝”有更多的媒介接触行为，媒介文本涉入度更高，由此带来的社会化影响也更显著。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使其成为一个信息开放平台，但爆炸性的信息也导致受众思维的跳跃、叛乱，弱化了青少年“粉丝”的思维能力。他们虽会表达自我观点，但缺乏个性和独创性。手机的高粘度使用对青少年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如何加强青少年“粉丝”社会化的媒介引导以及加强青少年“粉丝”的媒介素养教育，将对青少年正确使用新媒体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注释：

[1] [美]伊恩·罗伯逊著，黄育馥译:《社会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8页。

[2] 王世永：《电视信息传播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及对策分析》，《阴山学刊》，2000年第6期。

[3] [美]尼古拉斯·卡尔著，刘纯毅译：《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0页。

[4] 童晓渝、蔡估、张磊：《第五媒体原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5] 视窗·数据调查：《手机焦虑困扰台湾青少年》，《新闻记者》，2011年第6期

[6] 郭庆光：《传播学教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