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我们不要忘记——忆父亲李庄开国报道的几个细节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2014年09月30日07:11

 作者：李东东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编者按】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是见证并记录中华人民日共和国成立的新闻记者之一，他以流畅、质朴、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共和国曙光初照时那一个个重要瞬间。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借由李庄之女李东东的细腻讲述，带我们回到那一辉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历史，常忆才能长新；传统，常学才能长存……在‘深化改革元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要忘记新中国开基立业的艰难与辉煌！”——李东东

我的父亲李庄，在几十年新闻生涯中，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1986 年，父亲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岗位退居二线，放下红笔，重操蓝笔，写散文，写论文，写随笔，写回忆录，笔耕不辍十余年。父亲上世纪90 年代陆续将他的书题字送我。他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的扉页上题写了“东东爱女一阅”，在《晚耕集》上题写了“东东暇时一读”，在《难得清醒》上题写了“东东爱女一读”……

说来惭愧，我这个父亲心中的爱女，忙于工作，忙于事务，直到2004 年春天，才因编辑《李庄文集》认认真真地读了父亲的全部作品。一读之下，我对86 岁高龄、卧病在床的老父亲，敬佩之余，感到了深深的惭愧。多年以来，我就从父亲的战友、同事、部下、后学等新闻界同行口中，得知父亲为人、为文的口碑。年过八十、过去从未动笔写过父亲的母亲，也撰文回忆如何结识上世纪40 年代在太行山根据地就已鼎鼎大名的《新华日报》记者李庄。而我这个出身新闻工作者家庭、被认为近水楼台的女儿，却几十年来不甚了解自己的父亲和他的著述。

1949 年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父亲是不多几位进入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和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闻记者之一，他和会内会外全体总动员的《人民日报》记者编辑一道，见证并记录了会议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经历无疑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父亲以流畅、质朴、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共和国曙光初照时那一个个重要瞬间。它们真切地发生于事件现场，它们澎湃地涌动在记者心间……

《人民日报》中华民国38年9月22日第一版

见诸于1949 年9 月22 日至10 月1 日《人民日报》的这些报道，以及纪念新中国成立50 周年时父亲撰写的《新中国首届政协盛会侧记》《一个新闻记者看新中国诞生》《采访开国时的政协会议》等回忆文章，在2004 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和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李庄文集》中被一并收入；十年前在北京医院病榻边，我也曾因编辑《李庄文集》，就这些相隔半世纪的报道、文章与父亲交流，听他讲述那难忘的经历，那宝贵的细节。

“开国”的日子和国庆日，不是同一天

人们大多习惯性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 年10 月1 日成立的，即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实际上，10 月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的日子；而人民共和国是在九天前的9 月21 日，即第一届政协会议开幕时，就宣告成立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当天出版的所有报纸，都非常清楚地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人民日报》在当天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主席开幕词”，之下的新华社消息，是这样做的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肩题），“中国人民政协开幕”（主题），毛泽东主席宣布会议任务：制定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与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所在地和年号。（副题）

我父亲发表于同日头版的署名新闻通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特写”则写道——

1949 年9 月全国人民看着北平，是因为当时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人物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协商，对建立新中国的各项重要问题取得广泛共识。大会正式讨论《共同纲领》的时候，全体代表严肃认真，字斟句酌，一个标点都不放过。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这是人民民主新中国开基立业的盛典。这个盛典是1949年9 月21 日，在人民首都北平举行的。毛主席宣布这个盛典正式开幕，乐队立即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礼炮在会场外隆隆齐鸣。这是胜利的声音，我们在艰苦的斗争中深深地懂得，胜利是不容易得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二十八年，人民解放军建立了二十二年，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领导全国人民，和国内外的敌人艰苦的战斗着。这二十多年，使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年，多少烈士为革命而英勇牺牲了，但是，人民终于胜利了，打出了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于是全国人民表示竭诚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全场代表也毫无例外地热爱、尊敬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成为党派代表的首席。毛主席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达两分钟之久。他的开幕词经常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第一届政协会议开了8 天，第一天会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新闻报道刊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即1949 年9 月22 日；与会五百多位政协代表在9 月30 日会议最后一天选出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而10 月1 日的庆典是大家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见诸于10 月2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不可战胜的人民国家》，以及记者林韦、江夏、柏生、金凤等同志的通讯特写，都记载了这一点。我父亲“十一”当天没有写稿子，他从天安门回到报社，上夜班，认真地编辑、改定所有记者的稿子，天快亮了才回家。定10 月1 日为国庆纪念日，新闻报道也有很清晰的记录。那是在10 月9 日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选出副主席、秘书长，还决定了许多事项后，“许广平委员代表因病请假的马叙伦委员提出建议，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的国庆日。这个建议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会议的相关重要内容，见诸于10 月10 日的各报报面，其中《人民日报》一版头条消息的第二副题，即为“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

人民政协会徽：团结起来一起奋斗

在“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篇通讯特写里，全副身心、聚精会神在怀仁堂采访的父亲，对会议气氛作了极具现场感的描述，就像是还原了新闻照片的影像一样——

看吧！在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巨像中间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会徽正面为一地球，地球中间是一幅红色的中国地图。地图上面有四面红旗，象征四个朋友，地球左右饰以麦穗，地球上面饰以车轮，麦穗与车轮表示着农民和工人，车轮中间缀以红色五角星，象征着工人阶级的领导。

被会场氛围深深感染的父亲，记录着事实，澎湃着胸臆，延展着思路，继续写道——

整个会场是这个会徽的具体表现。六百多位代表，包含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党派代表的席位在主席台右前方，中共代表位第一排，毛主席为首席。主席台左前方为部队代表的席位，人民解放军总部位第一排，朱总司令为首席。解放军后面是特邀代表，区域代表和团体代表的席位在党派和部队代表的两旁。大会济济一堂，真是空前的民族大团结。阶级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已经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即以年龄而论，也同样说明了这种情况。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两人，都是政协的代表。萨镇冰已经九十二岁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晏福民，只有二十一岁，还不及前者的四分之一。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奋斗，这就保证了在怀仁堂举行人民新中国开基立业的大典，封建帝王和蒋家小朝廷的宫殿变成人民的议事厅。

毛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读碑文

毛主席少一票，要求如实公布

1949 年9 月30 日是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第八天，也是最后一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选举是下午进行的，父亲一直站在会场的前区，观察到很多细节。会议下午3 点开始，毛主席在4 点20 分把填好的选票投进第三号票箱。从毛主席的投票时间看，大约全场应在4 点多钟投完票，而公布票数的时间已经到了7 点半，收集、统计选票的时间，接近三个小时。其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当年的新闻照片显示，奠基时天已黑了。在刊登于《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1 日四版的通讯“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记人民政协最后一天大会”中，父亲忠实记录了他置身其中的会议选举现场，成为共和国信史的可靠依据：

选举中央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时，刘少奇任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对于选举办法作了扼要的说明，刘少奇宣布：“到会有选举权的代表共五百七十六人。”如数发下选票后，在我们开国史中最庄严的仪式正式开始。每一个人经过一度深思，立刻在选票中表达出自己的希望。大会选出六十个代表作监票人。九个票箱由九个监票人监守着。监查人详细检查了票箱，小心谨慎地锁起来，钥匙交给执行主席，然后开始投票。整个过程是那么严肃认真，表现着政协会议自始至终的精神。毛主席仔仔细细写好了自己的票，在四时二十分整，把票投进第三号票箱。从开票箱中检出五百七十六票，与发票数目完全相符。执行主席李立三说：“有选举权的代表都投票了，我们的投票是有效的。”

人们热烈鼓掌，庆贺投票手续的完美无缺。七时三十分，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五百七十五票。”全场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乐队奏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代表们合着乐声的节拍鼓掌，其中并响着此起彼伏的“毛泽东万岁”的口号声。乐声刚刚停止，有节奏的掌声又升扬起来。全场情绪沸腾，欢欣鼓舞。这是众望所归，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投了伟大领袖一票而感到光荣、骄傲。刘少奇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会场又沸腾起来，《解放军进行曲》与掌声相和，十分雄伟有力。刘少奇又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一直到宣布了五十六位政府委员的名单，会场上始终回响着阵雨一样的掌声。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体代表起立鼓掌

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父亲在特写中报道了选举结果——576 票有效票，毛主席得575 票——也就是说，有一票没有投给毛主席。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刚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的新中国，得到全国各界和老百姓的极大拥护，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也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毛主席会获得全票。所以几十年后我在看到这个报道后，仍然忍不住问父亲：“当时中央党报就这么把选举结果报道出来了？领导的选票数就能在新闻通讯里这样如数报？”父亲则说，当时的确没有任何领导说不许报道毛主席的票数，他作为现场记者，也没有感到少一票就不能报，于是本着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职业操守，就这样如实报道了。

 从监票组有关同志后来的回忆里人们才知道，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当选票全部清点完以后，发现毛主席少了一票，大家都感到难以相信，于是又认真进行了第二次清点，结果仍然是少一票。于是工作人员就去请示大会筹备组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怎么办？报不报票数？要不要再投一次？周恩来也感到事情重大，去向毛泽东汇报。而毛主席襟怀宽广地表示了这样的意思：代表们有投票选毛泽东的权利，也有不投的权利。他要求尊重事实，如实公布。

决定国旗图案，多数服从少数

父亲第三篇会议特写“新纪元开始了——记政协代表关于国旗国都纪元的讨论”中，生动地记载了关于国旗的讨论和决定过程；整整半世纪后，父亲在关于建国报道的回忆《一个新闻记者看新中国诞生》等文章中，进一步丰富了当年未及见报的内容。在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从善如流，以至于做决策“多数服从少数”的场景，这样真切地见诸于新闻工作者笔端——

政协会议讨论国旗图案最热烈，而且有起伏。中国曾经有过几个国旗：逊清的黄龙旗，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喻义到图案，现代人想想要发笑。为集思广议，设计能代表新中国的庄严、大方、寓义深远的国旗，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曾经向全国征求国旗图案，得2992 案。应征者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教师、干部和著名艺术家，也有远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朝鲜和美洲的华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朱德、郭沫若等委员也设计过国旗图案，只是都未入选。筹委会从中选出38 案，供代表考虑。374 位委员主张选用第一、第二或第三案，人员过半数。这三案都是纯红底，红底上加一黄星、一黄带——红底象征革命，黄星象征共产党领导，黄带象征中华民族发祥地黄河；区别仅仅在于黄星的大小、位置，黄带的长短、宽窄稍有不同。毛泽东也看中三案中的一个，看来是定准了。我曾把这个方案写进一篇特写里，想“得风气之先”。但是早了。一些代表虽居少数，却坚决反对，张治中委员的意见有代表性，他认为上述方案决不可用。他说红底代表革命，黄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立意都好。中间加一条黄带，如果被理解为把国家、革命分裂为二，就很不好。他认为中国人才众多，完全可以做出更好的设计。众委员认为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有的放弃原来的意见，转而同意张治中委员的主张。毛泽东也放弃原来的想法，同意张治中的主张。

讨论国旗图案的说明词时，也出现不同意见。原说明词是一大星代表共产党，四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的委员说，我们国家要不断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后，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国旗要不要改变？毛泽东认为有道理，提议改说明词，释为大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小星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大家都说好，方案定了。付诸表决的时候，有的委员又提出意见：“国旗上角，黄色大星旁绕四小星”，这个说法必须另拟，因为小星有别解（古代称妾为小星）。当日执行主席周恩来认为这个意见好，并建议改释文为“国旗上角有五黄色星”，全场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泄密”会议地址——怀仁堂，新华门

当年刚到而立之年、意气风发又稳健从容的父亲，一肩行李下太行，随中央“进京赶考”，进北平后连续赶上一件又一件大好事，“三生有幸”，高兴之余，竟还吃了一次惊吓：因通讯报道中写出了政协会议地点怀仁堂，被认为“严重泄密”，差点儿“牺牲”在战斗之初。父亲这样回忆道——

《人民日报》的从业人员从8 月份起就兴奋得“睡不好觉”。1949 年8 月1 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远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我们参加党的新闻工作不久，在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中，每当想起将来可能到北平办报，立即胜利信心倍增。1949 年1 月底进了北平，8 月1 日升格为中央党报，立即着手准备有关人民政协的报道。好事一个接着一个，我们这些多数不到而立之年的“新闻记者”能睡好觉么？参加这种采访本来就如临渊履冰，冲劲虽在，底气不足。到了怀仁堂，好像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在根据地当过记者，看到的多是硝烟弹雨，接触的多是战士、农民。进城几个月，访问的也多是机关干部和普通市民。现在到的地方没有到过，要写的人、事没有接触过，主观上虽然小心谨慎，偏偏在第一天就出了岔子。

我在第一篇特写里提到新华门、怀仁堂（即“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文中：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奋斗，这就保证了在怀仁堂举行人民新中国开基立业的大典，封建帝王和蒋家小朝廷的宫殿变成人民的议事厅。）被一位保密观念特别强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抓住了，他认为“严重泄密”，正式向大会宣传组负责人宦乡告状，提出“这个同志是否适宜参加这种报道值得考虑”。如果在若干年后，我一定是先作一个检查，再考虑是否以及如何申诉我的意见。当时我还有一点“初生之犊”的犟劲，又面临不能继续工作的威胁，只能据理力争，就不顾一切地对宦乡说，我认为根本谈不到泄密问题，开人民政协，这是大好事，无法保密，也无需保密。当时北平只有怀仁堂能开上千人的会，北平最好的汽车在新华门进进出出，能够保密？我甚至说：“我在特写里写了新华门、怀仁堂，我觉得没什么错误。新闻里如果不写，我看是个不足。我们应该千方百计扩大政协会议的影响。”看来宦乡同意我的意见，只是说，“保密问题以后要多加注意”，了却这场“官司”。

北京各界群众在新华门前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功召开

2009 年建国60 周年大庆前，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共同编纂出版《开天辟地的时刻——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 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 周年》一书时，我和出版社编辑共同挑选当年的历史照片，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张，就是北平市民举着毛主席像、打着红旗（也可能是彩旗），还有的推着自行车，男女老少高兴地聚在中南海新华门前（见该书第36 页）。而新华门的门楼子正中央挂着政协的大会徽，会徽下方是大幅会议横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不就是当年北平长安街上、中南海新华门前的公开的场景吗？所以直到今天我也纳闷，我父亲把新华门、怀仁堂这个会议地点写进新闻报道，不是和当时现场拍摄的新闻照片是一样的情形吗，怎么他的报道就“泄密”了呢？父亲在后来的回忆文章《新中国首届政协盛会侧记》中很诚恳地写道，我没有在敌人统治下进行秘密工作的考验，我有身在敌人重重包围的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经历，从我的切身体验中，从我看过的对敌斗争经验介绍中，我认为保密工作确实极为重要，在一定条件下如不注意保密，革命者甚至不能生存，但是不能像对我那篇特写提出意见的同志那样草木皆兵。

2009 年秋，庆祝新中国成立60 周年时，我曾应邀写文章《我为父亲李庄的开国报道而自豪》。时值建国65 周年、人民政协成立65 周年，《纵横》杂志社编辑约我写点儿感想。写些什么呢？父亲当年的新闻报道从问世后便成为珍贵的历史，本身并不能再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年来变化了的是我——已从一线转战到二线，“荣升”为我们年轻时看爸爸妈妈为老干部的老干部，成为政协“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文史资料的可能人选。那就从当年父亲在世、我编书时还能与他交流这“亲闻”的角度，从重读父亲的回忆文章，再来回顾一下共和国曙光初照时新闻报道所记录的这些细节吧！因为我发现，最近几年在不同场合谈起这些当年的新闻报道时，不论老中青，干部学人，乃至新闻工作者，大家都感到新鲜、没听说过；或许也还因为，从继承前人、开拓未来的角度说，历史，常忆才能长新，传统，常学才能长存……在“深化改革元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要忘记新中国开基立业的艰难与辉煌！                                                                                                                                            （此文刊登于《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