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细说"红高粱"幕前幕后 把影视版对比是误区

　　仓促拍摄留下遗憾 剧版导演细说幕前幕后

　　1986年，莫言最负盛名的小说《红高粱》问世，次年由张艺谋执导、巩俐、姜文主演的电影《红高粱》让位于山东高密的这片“中国红”蜚声国际。去年9月17日，导演郑晓龙接过这个烫手的剧本，展开了全新的《红高粱》的播种。如今，《红高粱》进入收割程序，它在北京卫视等频道播出已有一周，首播当天收视率就破一，此后始终排名前三。毫无疑问，高粱“红”了，但开垦播种期的仓促也带来一些后遗症，例如眼尖的观众发现了“九儿”在她娘去世时头上还扎着红头绳。面对吐槽，郑晓龙并未逃避，“我都反复看了好多遍，怎么没注意到。如果我当时看到了，肯定不会要这个红头绳的。”但郑晓龙也直言当下大家都在将电影和电视剧做比较，这是一个误区。

　　开机前 三天三夜没合眼，曾想打退堂鼓

　　“《红高粱》去年4月份才启动，5月份开始写剧本，7月份我决定接这个片子，9月份就开拍了，整个过程一直都特别紧张。”郑晓龙直言这个节奏快得有些违反规律，按照他以前的做法，至少是剧本都弄完、不用边拍边改，“我们必须赶在9月份高粱成熟的时候拍，不然就要等到第二年了。”在北京卫视《红高粱》首播发布会上曾播出过一段让周迅笑出眼泪的花絮——郑晓龙在拍戏现场一直嗑瓜子，这位身经百战的导演称自己是为了缓解压力才不停嗑瓜子的，他甚至在筹备阶段还曾打过退堂鼓，“去年7月份，我那会儿曾经想过不拍了。高粱收成的时间就在9月份，全部剧组人员要赶在这个时间之前到位，景别要陆续搭建起来，剧本要修改完成等，这一系列工作只有两个多月时间，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着急地来筹拍一部如此大的制作，有点儿不符合一般创作规律了。不过后来我和团队还是咬牙坚持下来，我想，何不挑战自己一次呢？我是个特别不怕压力的人。”

　　开机前8、9天，郑晓龙来到山东高密，白天去看景，协调各部门工作，晚上回到住处修改剧本，连着3个晚上没合眼，“后来细想起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工作了，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即便是这样紧张准备，在刚开拍的那段时间，我们还是发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改剧本。我总觉得剧本里还有很多逻辑上的问题没有捋顺，人物关系也有不妥。有个问题是演员黄轩看出来的，他觉得自己演的角色前后逻辑关系有问题，我说赶紧让我看看，一看果然发现不对，赶紧改戏，连时空也要调整。还是时间太紧张了，如果有充裕的时间，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拍摄时 要向经典致敬，要拍出战争的精髓

　　《红高粱》开篇后不久，就是“颠轿”的经典戏，郑晓龙称自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他心目中的经典电影《红高粱》致敬，“但又不能完全是重复，因为电视剧要把一些情节、一些人物关系放在这个场面和过程中。”电影里的“颠轿”比较形式化，但电视剧中要展现出九儿的“犟”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为了拍好这场戏，郑晓龙在轿子上做了很多功课，甚至还准备了两种轿子。

　　对于“颠轿”呈现出的效果，郑晓龙表示满意。对于拍情感戏郑晓龙也是驾轻就熟，但在他之前的佳作中很少有激烈的战争场面。如何在仓促中把《红高粱》中的战争场面拍好，对郑晓龙来说有一定难度。随着剧情推进，《红高粱》中的战争戏码逐渐增强，这些战争戏的拍摄地点在山东沂南，郑晓龙的父亲抗战时负伤的地方在山东莒县，两地相邻。“现在很多战争戏拍得太儿戏化、游戏化，我觉得很不真实，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它是要生命相搏的，不是那种拿刀捅谁几下的简单搏斗。我父亲那个时候打仗，鬼子的一个炮弹在他身后爆炸，打在了他的脑后，到现在脑袋后面还有一个大坑。我要把战争的残酷、危险，甚至包括那种血腥，特别是抗日这种大战争的民族性拍出来，把战争的真正精髓拍出来。”

　　因为当过兵，郑晓龙对剧中士兵走路、持枪的动作要求甚高，“余占鳌的队伍都是土匪、是农民武装，可以差点意思，但朱豪三是从西北军过来的，他的警卫队必须要训练有素，每个人要有当兵的样子。拍戏时很多群众演员没当过兵，也没受过训练，我就去给他们做示范。”尽管整个拍摄周期非常紧张，但剧中还是有两场战争戏拍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战争戏我们拍得都比较认真，所以也拍得比较慢，每场战争戏的炸点也很多，非常不容易。我们B组导演叫孟继，很多战争戏都是他拍的。”郑晓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希望大家能在新闻报道中替我谢谢孟继”，足见他对《红高粱》战争戏的用心用情之重。

　　播出后 将电视剧版和电影做比较，是误区

　　“从剧本到拍摄都特别紧张，能够及格，我就觉得不错了，收视率还不错，我也很高兴，但是我并不认为收视率好就一定好，有重播的那种对我来说更重要。”《红高粱》播出后获得的高收视率自然与“郑晓龙出品”这一金字招牌密不可分，但与《甄嬛传》的几乎零“吐槽”相比，观众并没有因为郑晓龙而对《红高粱》口下留情，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大家在不停地把电视剧版《红高粱》与电影版做比较。“《红高粱》小说发表以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后来莫言又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小说，结成了《红高粱家族》。电影是由《红高粱》小说而来的，电视剧是根据《红高粱家族》改编的。”郑晓龙称《红高粱》电视剧基本遵循了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这一点在他看来非常重要，“原著中还有好多东西在电影里没有表现，电视剧用到了原著中更多的内容。电影或小说是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主来叙述故事。可能因为赵冬苓是个女编剧，所以她以‘九儿’作为主线来改编这个故事。我觉得与原来的相比，这个‘九儿’更丰富、性格展示得更多元，人物命运更细腻。”

　　在主线人物的推动下，颠轿、野合这些曾经在电影中出现过的经典桥段被一一呈现，与此同时电视剧中又设置了俊杰、淑贤、朱豪三这些新鲜的角色，把大家原本熟悉的剧情向四面八方延伸。“电视剧和电影是两个不同的载体，相互比较是误区。电影算短篇，精神上跟小说一致就可以了。但是电视剧这种长篇不但要在精神上一致，其他方面的内容也要更多一些，人物方面更复杂、更注重通过影像讲好故事、更注重对原来小说中一些其他方面做开拓。完全照原来那个去拍恐怕很难，观众也不会满足，而且原来也不可能拍这么长，所以要加新人物、新情节。而且现在的观众比原来更挑剔、更成熟、审美要求也更高一些。”

　　导演说

　　“九儿”周迅

　　在《红高粱》电视剧中，“九儿”是戏眼、是灵魂，而在过去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巩俐几乎和“九儿”画着等号。巩俐是山东人，不论形象还是性格都充满着齐鲁大地的大气与豪放，出生于浙江的周迅则集结了江南的灵秀与婉约，从先天上看，巩俐的气场更接近“九儿”。除了外形，也有观众认为周迅版“九儿”更像江南女文青。

　　郑晓龙：可能是电影版《红高粱》中巩俐高大丰满的形象留给观众的印象比较深刻，其实，一个角色合适不合适，关键还是在于气质上的吻合。南方女孩儿也有个子高大的，北方女孩儿也有娇小玲珑的，不能一概而论。敢爱敢恨是“九儿”特别典型的特质，她为了救余占鳌敢闯法场，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我不说她是女中豪杰，但可以说她是女中丈夫。电影比较简单，直接表现“九儿”的那种生命力和欲望，电视剧里则更多展现了她性格的多样性，剧本里让“九儿”变得有文化、有些智慧了，比如被土匪抓了，没有点智慧怎么自救？我对周迅的表演非常满意。在拍情感爆发的哭戏时她从来不用催泪棒、眼药水这些手段，她全都是真的，周迅就是天生为演戏而生的一个人。周迅身上展现出的随性、敢爱敢恨、张扬，就是我想在“九儿”身上看到的那种感觉。

　　“余占鳌”朱亚文

　　除了巩俐版的“九儿”，姜文版的“余占鳌”也是观众心中的经典。尽管此前朱亚文在《闯关东》中出演的山东大汉“朱传武”曾深入人心，但到了“我爷爷”这里，就变成了朱亚文在演姜文。

　　郑晓龙：朱亚文的外形还是比较符合我心目中“余占鳌”的样子，朴实、淳厚、有点儿年代感，不像很多人的外形看着就像城里人。其次，他身上也有我想要的那种力量感。在见他之前有人曾跟我说，亚文的戏有点儿偏文艺、有点肉、有点软。但“余占鳌”不能软，一定得有力量，除了身体的力量、还要有精神的力量。朱亚文来试戏，演的是一场“余占鳌”和“张俊杰”的对手戏，兄弟之间有言语冲突的戏。他演得很好，对角色把握得很准确，又很有爆发力。说实话，在大量比较中他是最合适的，因为我确实找不到一个年轻时的姜文。大家都在说匪气，姜文平时戴个眼镜，他骨子里哪有匪气？他也是演出来的匪气。姜文不是土匪一样的人，朱亚文也不是。原来单扁郎是余占鳌杀的，后来去找他妈妈的那个也是他杀的，我都给改成不是他杀的。我不能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杀人如麻的土匪，这个很重要。

　　“张俊杰”黄轩

　　随着剧情的推进，“简单轴”的书生张俊杰逐渐成长为“抗战军师”，与情敌余占鳌的对手戏也越来越来劲。然而在《红高粱》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里，并没有“张俊杰”，而在大多数观众心中，黄轩也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新面孔。

　　郑晓龙：黄轩第一次来试戏我觉得这个演员不太行，结果推荐人跟我说，黄轩那天没做任何准备，而且太紧张，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我说行，再来一次吧。第二次试戏，黄轩的表现明显比第一次好很多，但我仍然觉得不够好。他第三次来试戏，结果表现得特别好，他是一次一次给我带来惊喜的那种演员。“张俊杰”是剧本里加上去的新人，他外表斯文，内心强大。黄轩整体的感觉都与人物非常吻合，本身比较内秀，不太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跟其他很多年轻演员不太一样。演员这个职业，实际上是需要他们会表现自己的，但对于像黄轩这一类演员，作为导演，我们要静下心来去仔细观察，才能挖掘出这类演员的潜力。事实证明，我选他来演“俊杰”是正确的。

　　“淑贤”秦海璐

　　秦海璐出演的单家大少奶奶“淑贤”是电视剧《红高粱》中新增加的人物。有人通过这个角色在《红高粱》中品出了宫斗戏的味道。

　　郑晓龙：让秦海璐来演“淑贤”再合适不过了，我就没想过别的演员。这也是我对她气质上的一种感觉吧。“淑贤”这个人物内心很火热，外表很冷漠，还有抽大烟的嗜好。海璐在拍戏时能非常准确地演出这个人物的那种迂腐、懒散的劲儿。我是第二次跟她合作，之前合作过《金婚II》。她是个很有经验又挺动脑子的演员，比较喜欢研究剧本。比如有场戏是淑贤跟罗汉滚麻包的情节，比较直观地表达两个人的情感纠葛，是我们后加上去的一场戏，有了这样戏份的铺垫，才能够表现出淑贤和罗汉的情感一步步变化的过程，让观众知道这份感情是怎么来的，这些都是秦海璐和我们一起讨论出的修改方案。至于宫斗戏，我还真不太清楚。编剧赵冬苓说《甄嬛传》对她多少还是有点影响，但是不是因为《甄嬛传》才写的“淑贤”？我想不大可能，因为冬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编剧，她能够从自己的创作中找到这个人物，而且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物。

　　“朱豪三”于荣光

　　“朱豪三”在《红高粱》原著中也不存在。《红高粱》开篇就是行伍出身的县长朱豪三偕夫人孙大脚及随从来高密上任，并借夫人孙大脚的口指出高密地区的三大害：赌博、烟土与土匪。这一幕被指很像电影《让子弹飞》。

　　郑晓龙：“朱豪三”有人物原型，是高密县的一个县长，叫曹梦九，电视剧在这个人物原型上塑造了这个人，跟《让子弹飞》没有太大关系。他想做一个好官，本身也不贪，但他是旧时代过来的人，思想、认知有很大局限性。他的身上有许多戏剧性元素，特别生动，半是文、半是武，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还有点儿野蛮，是个挺另类的人物，以往的影视剧作品中这样的人物并不多见。于荣光以前没怎么演过这样的角色，他看了剧本后跟我说很喜欢这个人物，真实、另类、不做作，也跟我说过，这个人物他演再合适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