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语境文化下的当代中国高语境文化交际传播 

【摘要】：文化与交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在《超越文化》一书中首次根据交际时依靠语境程度的不同，把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但是随着国家间接触日益频繁，两种语境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加深。本文通过针对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三年级学生交际风格的调查问卷，试图从被试者言语和行为风格差异入手，证明在西方国家低语境文化冲击下，中国大学生的交际风格呈现由高语境向低语境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也侧面反映出他们在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关键词】：高低语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一、研究背景

在人们跨文化的频繁接触中，语言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体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编码于语言中的信息，更多的信息则蕴含在其它因素当中，例如语境。语境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1]提出的，他指出，语境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说话时的客观情景，二是听话者能够直接联想到的各种成分或因素，三是交流双方对各自身份的感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尤其重视文化语境在交际中作用的体现。正如他（1988︰17）[2]所言“文化即交际，交际即文化。”他还提出了文化具有语境性，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区分的标准则是信息的编码依赖于语境的程度，即“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在于传递的信息中。低语境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信息中，以便弥补语境中丢失的部分”（Hall，1988︰96）[2]。美国传播学学者William Gudyknust[3]发展了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将十二个不同文化的国家按“高语境”到“低语境”的方式排列，说英语的北美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东亚国家如中国文化，则具有高语境特征。学者M.W.Lustig和J.Koester[4]总结了高语境和低语境传播方式以及它们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特点（如表1所示）。

在文化差异的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荷兰学者Hofstede[5]提出了“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这种文化差异被归结为四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以及男性度与女性度”。按照Hofstede[5]的划分，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追求个性自由和竞争。中国则崇尚集体主义，个人对集体有深厚的情感依赖，看重团队的整体利益。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文就以Hofstede的个人/集体主义文化维度和交际风格的相关理论为支撑，将高低语境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一文化背景紧密联系起来，通过针对中国当代大学生言语交际风格和行为方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探究在西方低语境文化的冲击下，当代年轻人文化价值观的动态变化。我们采用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李阳设计的问卷[6]，针对研究生三年级和大学一年级两个样本学生的日常交际风格做调查。之后，我们随机选取了每个样本各100名学生的问卷，用SPSS和Excel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两个群体所体现的交际风格的异同。问卷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基本信息和交际风格的调查。在第一部分，主要是了解学生的性别、年龄、专业、有无国外留学工作经历等相关信息，便于在选取数据时进行筛选。为了排除其它影响因素，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出国经历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从发放的问卷中随机选取了100名平均年龄在18岁的大一学生和100名平均年龄在26岁的研三学生。其中男女比例相当，均无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第二部分对于交际风格的调查。共分为八个部分，即主语使用我/我们、直接/委婉、正式/非正式、表述/描述、主导/服从、竞争/合作、独立/依赖、坚持/妥协。八个方面又可以分为语言（1～4）和行为方式（5～8）两大部分。每部分四个题目，共32道题目。选项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加总方式来计分。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

三、实验数据采集及分析

（一）方差齐性分析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对于八个言语和行为体现的交际风格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得出八项指标的p值分别为0.820、0.942、0.854、0.610、0.428、0.475.0.229、0.465，均大于0.05，满足方差齐性检验的前提条件。

（二）均值分析

之后，我们又对这八个交际风格进行了平均值的运算。其中样本1为大学一年级学生，样本2为研究生三年级学生。

如表3所示，八项指标中有五项指标样本1比样本2分值高，分别为“我/我们、主导/服从、竞争/合作、独立/依赖、坚持/妥协”。在“正式/非正式”这一指标上，两个样本持平。在“直接/间接、表达/描述”两项指标中，样本1的平均分要略低于样本2。由此可以初步推定，在交际风格方面，被试的大一学生总体上比研三学生体现出低语境交际风格的比重要高，个人主义色彩要浓烈一些。

（三）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我们又用SPSS进行了方差（ANOVA）分析，以探究两个样本在八个交际风格的哪些方面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在8个指标中，两个样本在言语交际风格中的“我/我们”主语选择，行为模式风格中“主导/服从、竞争/合作”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分别为0.019（0.01<p<0.05）、0.045（0.01<p<0.05）、0.000（p<0.01）。其中，在“竞争与合作”的选择上，差异非常显著。也就是说大一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我”而非“我们”做主语；更习惯于在各项活动中担任策划或者主导谈话的话题；喜欢竞争，追求与众不同。而研三的学生则更倾向于在谈话和写文章时选用“我们”而非“我”做主语；习惯被人安排做事；在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任务时，注重集体和谐。

四、结 语

我们认为，两个年龄相差7岁的群体之间产生这种言语交际风格差异并不稀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际越来越频繁。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实地反映表象之后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话语风格的动态转变正体现了中国年轻人的交际模式，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低语境文化的冲击下，也呈现出由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的位移，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凸显，无形之中淡化了集体主义价值观。

 （王静和王晓琳均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崔海英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参考文献：

[1] 赵胤伶,曾绪.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中的交际差异比较[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2] Hall, Edward. T著.居延安等译.超越文化[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

[3] Gudyknust, W. B. Bridging Differences (3rd ed.)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4]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 Hofstede, Geert. H.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 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rd [M].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6] 李阳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校园背景下的交际风格的影响[D].重庆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