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与新闻道德坚守

谈到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会说到很多客观原因。常提及的是，与媒体在向市场化和全媒体转型中形成的压力有关：同行竞争、与新媒体竞争、公关机构的诱惑、绩效考核、生活压力等。的确存在这些内部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问题在于，社会环境是否就可以成为不坚守新闻道德的理由？

毫无疑问，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但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态尤其是政治生态，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在社会政治生态极为不正常的年代，新闻道德的失守几乎都源自于这种恶劣生态；而在社会政治生态比较正常的年代，虽然依然有不良社会环境，但这不应成为新闻人道德失守的理由或借口。

我们的媒体经历过虚假新闻盛行的年代，也是新闻操守不易坚守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反右”之后接着而来的“大跃进”，党内只讲形势大好，不讲问题，吹牛、浮夸风气盛行，报纸跟随报道，“满纸谎言”。当时，报纸刊登粮食亩产放“卫星”的报道，从水稻亩产36900斤到亩产最高为130435斤。生产体制的盲目冒进、党内不良风气和媒体的浮夸报道，带来的巨大灾难就是随后而来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媒体的情况就像《红楼梦》里的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以看出当时党风不正，文风很难正。但那个时候既有指令性的造假，也有媒体人自己头脑发热主动参与造假。

“文革”时期是媒体人面对恶劣环境几乎无法抗拒的年代，也是新闻道德完全失守的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讨论之后，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回归，媒体拨乱反正，扫除“假大空长”的文风，恢复了报纸的传统作风，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出现新面貌。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道德问题已经解决，这既有老问题的延续，比如虚假新闻的问题一直都存在，也有随着社会转型期到来出现的新闻职业道德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媒体的道德问题有哪些方面依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媒体人应该怎样做？是一味强调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是我们需做出自己应有的主观努力？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转型期新闻职业道德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全社会共性的问题，也有媒体自身特有的现象。

收“红包”现象，就是共性问题，不是媒体独有的现象。有人曾问笔者，香港记者、西方记者不收“红包”，为什么中国大陆记者收“红包”。笔者回答：“首先我反对收‘红包’，此外也要看到香港和西方的其他行业也不收‘红包’，而中国大陆这不是媒体一个行业的现象。”相信随着整个社会的净化，媒体也会逐步消除这种不良风气。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媒体人不能借口社会存在这种不良风气就原谅自己的行为，也不能消极地等待社会环境净化的到来。媒体人应以积极的态度，在净化社会环境中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

媒体自身的职业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虚假报道、有偿新闻、新闻敲诈等。虚假报道历来就有。20世纪80年代之前，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采访作风、文风乃至虚假报道。有偿新闻、新闻敲诈方面的职业道德问题则是社会转型期到来之后才发生的。

虚假新闻虽是过去存在的现象的延续，但在转型期有其产生的动因和新的特征。媒体在往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媒体之间竞争抢时效、与记者绩效挂钩力求多发稿，这就有可能因急功近利而出现失实乃至虚假报道。同时，全媒体时代，网络等多种渠道的传播为记者获取材料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果记者一味图方便，不认真核实网络新闻线索，就有可能发出虚假报道。

最为严重的就是新闻敲诈。有偿新闻的性质一般来说属道德层面，而新闻敲诈则与违法犯罪沾上了边。因此，新闻敲诈其实就是有偿新闻延伸发展后的质变。媒体的报道有社会影响力，有些题材报不报道涉及了一个机构或一个人的利益、命运，于是有人愿意花钱去摆平。有些媒体和媒体人陷入之后不能自拔，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实施新闻敲诈。最近，新华社报道了一个案例，2011年7月至2013年1月间，有家报纸的记者李某等人利用记者或虚假新闻单位身份，以负面曝光相要挟勒索财物，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综观新闻敲诈行为，有些是瞒着单位的个人单干，有的已上升到媒体单位的集体决策，这是最为可怕的。这种情况常表现为通过做批评报道或反映问题的内参去要钱。写好批评报道或内参，有意送给当事机构看，然后就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迫使当事机构以投放广告、赞助等形式摆平、撤稿。有的机构也就对此心领神会，一旦发生灾难性事故等，就赶紧给前来采访的记者发“封口费”。

如果媒体以“社会环境不好”为挡箭牌，不积极主动解决职业道德的问题，将会使整个行业的风气衰败下去，也会对社会风气造成影响。有的地方发生“封口费”事件，查下去之后发现假记者比真记者还多。话又说回来，假记者的问题折射出真记者的真问题。正因为有真记者营造了不良道德的土壤，才让一些假记者“专业户”得以生存。

当今的新闻道德问题，尽管依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恪守良好的道德操守是主观努力可以做到的，也是做新闻人起码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媒体人对败坏媒体形象的行为，尤其是新闻敲诈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是深恶痛绝的。而且，许多媒体人生活艰辛，却非常敬业。良好的队伍，是我们坚守良好职业道德的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