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的勃兴及其原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新闻评论界出现了一种有违常规的现象，这就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笔者认为，所谓新闻时评异地监督，是新闻时评在舆论监督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囿于种种原因无法实现本地监督，致使新闻时评在选题、创作、刊发等环节出现的异地化现象，即发生在本地的新闻敏感事件，本地媒体不能刊发相关时评，被迫通过异地媒体刊发新闻时评以实现舆论监督，本地受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在异地媒体得到实现。

一、我国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的勃兴

近年来，我国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但随着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新闻事业传播信息的广泛性和速时性特征，又带来了我国舆论空间的空前开放，为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和评论各类社会事件特别是事关群众公共利益的社会事件，提供了舆论空间和公开发表时评、言论的平台。人们以新闻媒体作为公共论坛，积极撰写和公开发表与公共权益等相关的新闻时评异地监督作品，由此催生了一个全民记者、全民时评员和不同观点的辩驳时代，引发了我国“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热潮”，有人称之为“第三次时评热”。当前包括广播电视等在内的诸多新闻媒体，皆有为新闻时评异地监督而设置的时评专栏或时评版面。

和消息、通讯体裁不同的是，新闻时评异地监督作品能够“表达人们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和对由新闻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的思考”，具有思辨的放射性和理论的独特性，更加符合受众的心理需求。它以新闻事实为依托，重在对新闻事实开展有针对性的评论，往往针对社会热点、疑点、冰点和焦点问题进行剥茧抽丝式解读，对新闻事实展开有选择性和补充性的叙述和分析，指陈得失，褒贬优劣，言自成理，并在风格上讲究快、近、透，即出手快，贴近事体，说理透彻，既能起到消息和通讯的信息告知功能，又能揭示和剖析蕴藏在新闻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向人们传达比较成熟的思想观点。

说到新闻时评异地监督，首先应该提及具有旗舰意义的四大功臣：一是1998年11月《中国青年报》开办的《冰点时评》专栏，为我国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的开端；二是央视创办的《焦点访谈》栏目；三是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推出的《时评版》；四是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开办的《评论版》。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以新闻访谈兼有新闻时评的形式，对2001年广西南丹矿难等事件开展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在2001-2002年成为我国具有重要标志性的电视媒体舆论监督主力之一，并因此成为我国电视媒体新闻时评异地监督栏目的“标签”和“领头羊”，带动全国媒体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轮舆论监督高潮。到2003年1月-2004年9月，全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几乎达到“无台不监督、无报不监督、无记者不监督”的程度。

2004年中央某部门下发文件，要求媒体禁止跨地区监督，禁止异地监督。该文件使得作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主要形式的新闻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这时，只有央视和《中国青年报》等几家国家级媒体，偶尔还在开展一些异地监督。媒体因政策限制，被迫转变舆论监督形式，以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形式开展舆论监督。可以说，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已成为我国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并呈现日益勃兴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舆论监督的代名词。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时评异地监督是由地方本位主义催发和培育出来的，并备受人们喜爱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畸形儿。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的勃兴，正是缘于新闻报道渠道的严重不畅或梗塞。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消息、通讯体裁的信息告知功能。在当前我国某些地方，即使按照传统的新闻模式报道了当地的新闻敏感性事件，但很难保证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出现不全面、不客观、不清楚和以偏盖全、挂一漏万的现象。而新闻时评异地监督是人们对新闻事实信息得不到满足和求证时的一种宣泄，是对真理真相的一种追问，也是对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广泛参与和监督。

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大多是揭露性和批判性评论，往往是针对某一重大新闻敏感性事件，全国媒体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声、追问、声讨，最后促进被监督问题得到及时妥善解决。据粗略估计，全国每年差不多出现几十甚至是上百件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典型案例。

例如，2010年 11月 7日, 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广播评论《政府“拍脑袋”决策 好事也难办好》, 针对“广州市政府紧急叫停刚刚实行了一周的‘亚运公共交通全民免费’政策”, 在全面深入调研基础上，发现广州市政府在对这一涉及上千万人出行的公共政策决策方面存在明显失误，从中剖析其决策失误的根源在于“政府出台公共政策一而再不征求民意，只是政府官员拍脑袋的闭门‘造车’”，一针见血指出“朝令夕改，政府的决策显得儿戏”，并揭示出深刻主题：“政府办惠民的好事，也不能拍脑袋出政策”。文中既有政府部门官员承认此前政策存在失误的录音，也有市民的看法和政协委员的点评等，对推动问题整改起到很好作用。

近年来，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在全国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可谓是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当前，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已成为各级各地媒体抢占受众市场和树立媒体公信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广播电视等媒体尤其是晚报、早报和都市类报纸的一大亮点。尤其是在广东、浙江等南方一些省份，新闻时评异地监督作品几乎占到每天报纸版面一半以上，有时甚至占整个报纸三分之二左右的版面。

在当前一段时期，新闻时评异地监督文体纵横捭阖，所涉及的范围几乎是达到了“无所不问、无人不用”的程度。而且，“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热”赢来了全民写作和全民言说的新时代，更有一大批意见领袖活跃在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的前沿阵地上，代表着社会的良知，传播着真理的力量，闪烁着民主法治的光芒。可以说是，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的诞生和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促发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

二、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勃兴的原因分析

（一）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勃兴的外部原因

1.媒体从属于政治权力，被迫放弃舆论监督原则

大众媒体自在西方国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痕迹，从来就没有享受过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大众媒介从属和依附于政治权力，政治上的专制限制着大众媒体的内容取舍和发展规模，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大众媒体的命运；二是政府通过制定和颁布法律，用来约束大众媒体的新闻传播行为；三是政党和政府机构采取辖制方式，对大众媒体新闻传播行为进行直接领导和控制；四是政党和政府利用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对大众媒体施加影响①。

当前，我国各行各业和各个部门几乎都制定和颁布了行业法和部门法，唯独新闻出版行业尚未制定和颁布《新闻出版法》。新闻时评在实施本地监督时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主要来自于地方党委政府政治权力的管制和利益集团的制约，来自于地方党政宣传部门的“行政意志”和“长官意志”。一方面，地方党政宣传部门简单地采取行政高压手段，常以“内部通告”和“手机短信”等形式，强行逼迫事发当地的媒体“不得发表相关信息”“不得评论相关事件”等，导致当地媒体主要领导因“担心顶风违纪、丢失官帽”而不愿意披露和发表对新闻事件的相关负面信息，由此引发事发当地媒体对相关新闻事件“集体失语”。另一方面，从媒体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来看，媒体从属和依附于事发当地党委政府的政治权力，从属于事发当地党政部门宣传的直接领导；同时，事发当地媒体对地方党政部门和利益集团存在着很强的经济依赖性，需要依靠当地党政部门和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能赢得自身生存，经济利益促使媒体愿意同权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导致事发当地媒体对负面报道“自愿性”“集体失语”。这是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勃兴最为重要和最根本性的外部原因。

2.地方保护主义制约和扼杀本地媒体监督

在西方国家，人们常把媒体舆论监督看作是“第四权力”。由于当前我国新闻法制尚不健全，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中遭遇诸多“瓶颈”。从理论上讲，媒体所具备的舆论监督权，只是用来表述民意的“软实力”，这虽然能对我国现有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的“硬实力”起着一定的权力平衡作用，但在地方权力框架内，媒体“软实力”往往遭遇众多权力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与制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剥夺”和“扼杀”了本地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3.惨烈的市场竞争，迫使媒体争夺“第一评判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伴随我国媒体管理体制从过去单纯的“事业单位”向现在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转变，以及都市报的崛起和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不断增强，媒体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和白热化。例如，对电视媒体来说，既有来自报纸、广播、网站、手机等媒体的冲击，更有央视和地方电视台之间几近白热化的激烈竞争。特别是在当前网络媒体时代，新闻瞬时传播，更讲究时效。传统媒体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及时采写与传播新闻，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许多媒体为争夺“第一评判权”，相继开设了一系列的新闻时评版面和栏目，先后推出了24 小时直播、同步播出、现场直播等，逐步形成了“焦点新闻+原创时评”的新闻时评异地监督运作模式。这也是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勃兴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

（二）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勃兴的内部原因

1.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

当前，我国已进入信息社会。以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为标志的信息传播活动变得空前活跃，不仅塑造了一批有思想、有发表意见能力的人物群体，而且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了解自己身边和国内外所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依法维护和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传播信息，进一步启蒙和提醒了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

同时，人民群众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反过来又刺激和促进了他们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信息的心理需求。新闻时评异地监督作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不仅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需求，而且让受众学会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这为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基础。

2.传统新闻评论的积弊，为评论写作创新提供了机遇

“文革”期间，我国党报及其新闻评论被推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线，扮演了极为不光彩的可悲角色，在中国新闻评论史上可以说是一次历史大倒退。《人民日报》多年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范荣康，将“文革评论”称之为“四无评论”，即无中生有、无需论证、无限拔高、无限上纲，这种反科学的“文革评论”荒谬绝伦，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②。

柳俊伟认为，我国传统新闻评论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宣传模式上采取高高在上的强行灌输、训导模式，内容是“虚多实少”，对民众利益相关的生活话题关注不足。第二，在说理论述上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追求理性的思辩色彩，通常是对一类现象或问题进行逻辑组合，从而分析推导出结论，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居高临下、感性弱化、不形象生动、可读性不强。第三，许多评论大多集中于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解读，与老百姓实际生活的隔膜决定了它在语言写作上抽象空洞和单调乏味。第四，写作具有封闭性，往往只是总编、评论员的专利，而漠视或忽视受众的心理需求，使其受到冷落③。

正是因为传统新闻评论存在着上述弊病，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传统新闻评论功能的缺位。这为新闻评论写作走向创新和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的勃兴，也为新闻时评贴近受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实际，真正承担舆论引导、解疑释惑等功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我国市场经济和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刊播包括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在内的新闻评论，逐步摆脱了“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开始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经十多年发展，已形成良好局面。“一是新闻评论开始注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官腔’弱化了。二是开始注重从人们的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拓展评论题材，选取评论的议题和立论角度。三是报刊评论的品种不断增加，特别是个人署名的专栏评论竞相斗艳。四是经济评论开始普遍引起重视，数量大，品种多。”④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转型时期，新闻时评异地监督正是因为适合受众的心理需求而“横空出世”，并呈现日渐勃兴和繁荣的局面。

3.受众对新闻时评形成巨大的心理需求和依赖

当触及地方党委政府和利益集团既得利益和敏感问题时，触及当地或当事者形象趋于负面报道时，我国媒体目前还不能完全遵循新闻规律办事。媒体受到诸多的条条框框限制，以及方方面面的管束和掣肘，在地方媒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致使不少“大鱼”“活鱼”每到关键时刻被迫胎死腹中，或由大新闻变成小新闻或无新闻。

这时，新闻时评中的“评”就成了传者和受众无奈的次要选择。人们总希望从时评作品那里得到对新闻事实信息的补充和跟进，并藉此判断是非曲直和掌握事实真相。同时，新闻时评异地监督作品的选题大都突出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并在敏感新闻事实基础上发表观点，不仅帮助广大受众及时了解重大事件，而且受众无须动脑思考就能从中获得观点，人们就对新闻时评异地监督逐渐形成了心理期待和依赖。

（作者系宁夏大学新华学院特聘教授）

注释

①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②③柳俊伟：《都市报新闻时评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④胡文龙，秦硅等主编：《新闻评论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来源：《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