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年中华民国新闻传播制度研究

摘 要：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传播制度分为两个阶段，在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的这一阶段中，其有着优秀的历史贡献，在推翻盘踞千年的封建主义以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传播作用。而在1945～1949年，却由于错误的领者逐渐的走向了消亡。本文主要研究了其最后的几年间的政策以及行动，并分析了其最终失败的必然原因。

关键词：中华民国；传播制度；失败原因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推翻了长达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将中国的历史带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重要的过渡时期。而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也体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历程。抗战胜利以前，其新闻传播与宣传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在随后的内战时期，其传播制度却扮演了不那么光彩的角色。反思1945～1949年这几年间中华民国的新闻传播制度，理应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做之事。

一、全国新闻事业的迁移和扩张改革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国有足够的喘息时机，大片的沦陷区等待着中国政权的重新接管。彼时中华民国数十年的经营，留下了丰厚的军事和政治基础。进入抗战中后期民国政府的任务重心已悄然地转移到了内战准备上。而这个任务，就是由中华民国的中央和各级宣传部门来完成的。进行其政治宣传的前提，则是对原来日伪侵占下的沦陷区的新闻事业进行接收和重新改造，并入到原来大后方时期中华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新闻宣传网络，建立起一个覆盖更大面积的新闻事业网群。

（一）对旧有新闻宣传系统的接收和重新改革

对于各地原来旧有的新闻宣传系统，尤其是日伪政权所创办的报纸，民国政府采取的是直接全盘接收的政策。他们利用日伪新闻系统留下的资财，对该报进行名称和刊号的更换，然后重新出版，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一份党报。旧有的新闻宣传系统主要包括报纸和电台两个板块。报纸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北平和上海，恰好这些大城市又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舆论中心，中华民国对此是更为重视。例如在上海，民国政府上海市党部主任和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运用其在上海的权势，很快接收了原来的汉奸报纸《平报》，利用该报的资财设备，复刊了《正言报》，成为中华民国上海市党部机关报，成为中华民国系统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出版的第一家报纸。

中华民国对日伪新闻宣传系统的接收，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实力，抗衡大势所趋的延安政权。通过对新闻传播资源的抢占，从而达到抢占战后中国政治话语权的目的。而最终的目的，则是为了通过新闻宣传系统的掌握，制造舆论，为战后对延安方面发起进攻做好思想上和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

（二）对民营报刊的接收和改造

抗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急不可耐地先是以附逆的罪名进行了没收，然后对这些报纸进行了全面改版。但是因为例如《申报》这样的报纸在中国报界所拥有的特殊的地位，又是民营报纸，因此对这些报纸的处理和日伪所创办的报纸还是有所区别。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华民国对两份商业大型报纸《申报》和《新闻报》的改造。

中华民国先公布了《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和《中华民国改组申报新闻报办法》，先后就上述两份报纸的处理和改造制定了详细的方针和政策。通过改造，两报的报名得以保全，但纳入中华民国宣传部管辖之下，人事任免和改组事宜均由宣传部负责，虽然在编辑方针、报社的经营上都还是保留了商业化的性质，但在管理上使这两份报纸成了中华民国实际控制的报纸。

（三）对新闻宣传部门的企业化经营管理改革

在完成了对旧有新闻宣传系统和民营新闻组织的接收和改造之后，中华民国就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党营媒体和亲中华民国媒体共同编织起来的庞大的新闻宣传网络。但维持这一庞大的新闻网络单单依靠中华民国中央的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加之通货膨胀所伴随的物价上涨已让中华民国的中央财政发生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945年6月，中华民国中央宣传部门开始对新闻宣传系统的经营和运作进行企业化的改革。

通过改革，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建立起一个新形式的新闻系统：以企业化经营管理方式运作的党报网络，和以依靠政府津贴来保持运营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三者共同构建起来的一个半官方半商业化的新闻宣传网络。改革首先是从党营的报业开始的。作为主要核心党报的《中央日报》率先成立了董监事会，其他的党报也开始进行类似的改革，但由于改革的成本过高，无法通过政府津贴以外的其他经济来源维持日常的运作和财务支出，最终对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企业化改革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二、1945～1949年中华民国政权的错误政策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摧残

（一）1945年的“拒检运动”

1945年，民主派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写作了《延安归来》一书，详细介绍了他本人到延安访问的所见所闻。明知道该书会被中华民国书籍检查官删改，为了保持作者的自由表述，决定不送中华民国检查。紧接着重庆的各大杂志报刊和书店都发表声明，从此不再将印刷品送交中华民国检查。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新闻界“拒检运动”。

事实上，书报检查是中华民国管理和控制新闻宣传事业的重要手段，在全国长期实行。而拒检运动实际上所针对的就是中华民国的这项制度，民众的支持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人们对新闻宣传事业检查的不满。这次运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宣传出版人主动发起的，彻底将中华民国意图利用媒体和管制媒体取得和谈主动地位的意图打碎，反而成为了中华民国饱受攻击的一个伤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从新闻史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比。重压之下，中华民国不得不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这对于中华民国对新闻宣传控制造成了巨大打击。

（二）1946年～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摧残

拒检运动的爆发让中华民国中央宣传部始料不及。在新闻事业深受重创的形势下，中华民国政权不但没有对自身问题作出积极回应与调整，而是进一步加强管制，以更广更深的力度对全国新闻事业进行残酷摧残。

抗日战争以后中华民国已经宣布结束训政，进入了宪政时代。根据孙中山对民主社会建立的步骤来看，宪政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解放战争爆发前，中华民国政府对新闻的管理主要以法律法规为主要手段，但进入解放战争以后，特务和暴力成为主要手段，法律手段几乎形同虚设。通过暴力活动来干扰和恐吓进步媒体，使之服从或者服务于中华民国的宣传，这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对于新闻宣传事业最为主要的管制手段。

解放战争爆发之初，民国政府就指令各个地方宣传部门“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刊物之流行及散布”，而打击进步新闻宣传事业也正式纳入了特务活动的工作范围。他们通过采用经济收买，安插特务，内部破坏，强行收购等手段妄图控制住全国媒体。对于不听话的报人和记者，盯梢、逮捕、暗杀等赤裸裸的暴力行径也派上用场。1947年2月中下旬，和谈破裂前夕，中华民国当局决定在北平市对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及其他“嫌疑分子”实行大逮捕，几天之内就逮捕了2000多人。暴力管制手段的运用几乎是毫无顾忌，不断在新闻界制造恐怖气息。在1947年，还先后出台了《出版法修正草案》《白报纸配给标准》《特种营业管制方法》等不胜枚举的法规，从法制上配合特务对新闻宣传事业进行摧残。这种违背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的国家行为是中华民国的精神背叛，因而激起了整个新闻传媒界的强烈反对，新闻界为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中华民国的“一文一武”，让中国进步新闻事业遭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大批的报纸被查封，报人被逮捕，甚至被枪杀。中国新闻界在解放战争的国统区迎来了整个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时期最为黑暗的一段。

三、总 结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结束了一直对外的局面，获得了短暂的和平喘息之后，各方力量又重新在和平思想、建国思想和民主思想上的差异陷入了激烈的国内纷争。民国政权在抗战结束后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随后又迅速灭亡的过程；新的新闻传播政策和法律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在新闻传播产业上，都没有能够挽救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全面溃败，尤其是新闻传播的统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加剧了中华民国在政治上的孤立状态，从而加速了中华民国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

抗战后的民国政府，已经彻底沦为了寻求独裁专制统治的利益集团，对于他们来说，媒体应该为他们所用，做他们独裁专制的吹鼓手，是他们进行内部争斗的政治工具。目的决定手段和方式。中华民国的独裁专制目的决定了他们对待新闻媒体的态度、政策和方针。历史的发展往往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中华民国的“以特务暴力手段为主、以新闻法规为辅”的新闻管制政策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倒退，是对中国民主新闻事业的严重摧残，完全违背了新闻自由的专制主义法制制度。然而，“拒检运动”最终以民主和进步新闻媒体的胜利而告终，迫使中华民国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也证明了中华民国对于新闻事业的管制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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