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中文教会报刊性质激变原因初探

摘 要：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们在马六甲及广州等地创办的中文报刊，这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萌芽，而这些报刊基本上都是宗教性质的；鸦片战争以后，大批传教士来华办报，所办的报刊数量也剧增，这一时期传教士所办的报刊，性质也由宗教报刊向“世俗化”报刊转型。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性质的激变，是建立在中国社会政治格局、思想激变等大环境下，中西方双向互动的体现。

关键词：中文教会报刊；性质；激变；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在华办报活动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标志着基督教在华办报活动的开始。英国伦敦布道会在马礼逊的积极倡导之下，先后在南洋等地区创立了几种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各国消息》等。这几份主要的报纸中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完全脱离宗教刊物范畴以外，其他几份都是宗教性的报刊，或者是以宗教性内容为主的，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创办的中文近代报刊的性质倾向于宗教性。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报业发展的主要基地。在这一背景下，传教士创办的报纸主要有：《中外新报》《六合丛谈》《上海新报》《中外杂志》《中外新闻七日录》以及《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申报》等。根据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范约翰提交的报告《论报刊》之附录《中文报刊目录》统计显示，在1815年到1890年之间共出版76种中文报刊（含《京报》），在1868~1890年间出版的有31种，包括15种宗教报刊和16种“世俗化”即非宗教报刊 [1]。这意味着，传教士办报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办宗教性报刊向办“世俗化”报刊转变。

这种转变的判断是根据，报纸宣传的内容由宗教教义为主向传播“西学”为主的转变。不可否认，鸦片战争教会报纸，也把“西学”作为重要内容大加宣传。这一时期对于“西学”的介绍，是为了炫耀西方的文明，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固有的优势心理。正如郭士立在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坦诚的一样：“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心理，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蛮夷’”[2]。

早期的传教士办报把“西学”当做重要内容进行传播，是为了以“西学”为亮点，改变中国人的固有心态，占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达到传教的目的；鸦片战争，当时的清政府正值多难之秋，“西学”恰好符合爱国知识分子的口味，他们从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于曙光，以至于以康梁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随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试图从“西学”中寻找救国之路。根据这种社会环境和传教的需要，传教士报刊加大了对“西学”内容的传播，以降低宗教内容所占的比重。

这种变化，我们不难看出，传教士在华办报的宣传重心经历了一个“拐点”，而这个“拐点”就是鸦片战争。这种转变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促成了这样一种变化。

二、鸦片战争前后，中文教会报刊性质激变的原因

（一）社会政治环境的激变刺激传教士办报环境的变化

清初，传教士凭借自己的能力为朝廷服务，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但是到了清朝前期，“礼仪之争”发生之后，极大地改变了康熙皇帝对于西方人的态度，最终，康熙皇帝不得不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这一政策为后代皇帝所继承。在禁止传教的同时，对于传教士刊印的书籍，清政府也是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控制措施。嘉庆皇帝就曾多次发布诏令，对传教进行控制。1811年7月，就有谕旨禁止西洋人在外省传教“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住之处应留心管束，勿任私行传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案例惩治。[4]”相反，在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在条约的庇护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由地下发展到了地面。比如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就规定传教士可以自由在通商口岸传教，并逐渐深入到内地。这与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的活动截然不同。早期，迫于中国的政治环境，只能通过刊印小规模的宗教报刊进行传教，更是不敢过多涉及其他领域。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可以在“五口”自由传教，也可以自由刻印西方各样书籍，中国的封建律法对于传教士而言，已经不起作用，这对于传教而言更是极大的便利。他们不再有所畏惧，公开布道，刊印宗教书籍，这种传教方式更为直接、更为有效。对宗教报刊的创办与生存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

（二）社会思想的改变决定着传教士办报环境

虽然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近代，但在中国，长时间影响中国人的儒释道诸家思想，特别是孔孟之道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祭祖、祀天、尊孔等观念潜移默化，成为中国文化最深层的文化素质，并且一直在整合中国社会[5]。更重要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在世界前列，在对外的文化交流中，一直保持着优势。面对这种大环境，中国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认为其他民族是“化外之邦”，是蛮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战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巨大的社会变革，极大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引起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不断加深民族危机，使得许多有志之士认识到，“老祖宗”的那一套，已经不能挽救中国的沉沦，因此，他们将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关注新事物、新世界，向 “化外之邦”、，有了“西学” 的需求。

为了适应中国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传教的需要，传教士报刊的宗旨和内容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即用西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除了一小部分纯粹性宗教期刊外，其他的期刊都增加了关于西方科学、历史、地理等内容。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万国公报》，其中写道“本刊是为推动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6]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建立在社会需要的基础上，新闻事业自然也不例外，在鸦片战争以后，宗教报刊向“世俗化”转变，正是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求所决定的。

（三）中国人反教情绪高涨，宗教色彩太浓的报刊遇阻

基督教来华是为了占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宗教立场是基督教要征服世界。他们不但是殖民侵略活动的急先锋，同时也与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等战争或冲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过程中，他们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战后又参与一些条约的起草，成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受益者，部分传教士甚至私自添加原本两国条约不存在的条款，为自己谋利。如在《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郭实腊、马儒翰在谈判中更是极尽勒索。又如，面对列强的劫掠，传教士丁韪良甚至自己脱下道袍，背起长枪，参与到掠夺的行列当中……

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等反教活动接连发生，截止到1867年，在华服役的338名传教士中，有很多人病逝在中国，这其中包括了6位传教士在华服役期间遭受袭击致死[7]。这些情况，无疑揭示了中国各阶层对传教士及其刊物的仇视。

（四）传教士身份性质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的报刊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附会中国传统文化、附会儒学、穿汉服、讲汉语等，利用中国话语来阐释西方基督教教义和文化观念，办的报纸也是“中国化”的，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更多地偏向于一个友好的文化传播使者的形象。鸦片战争以后，这些报刊一方面，在中国传播着先进的“西学”，另一方面，又扩展到了中国的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正如戈公振所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8]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已经不是单纯的传教士，相反，他们已经转变为穿着道袍的政客、外交官、侵略者。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刊 “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传教士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的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9]”

三、结 语

以鸦片战争为界限，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可分前后两期。前期（1815年到鸦片战争），这一时期的传教士的报刊更多的是侧重于宗教宣传，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要目的，这一时期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后期（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宗教色彩趋于淡化，向“世俗化”、商业化转型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万国公报》。

这种转变的原因归结起来是中西双方一个相互适应与自由选择的结果。就西方传教士而言，是根据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报刊性质由宗教性向“世俗性”的转变，是根据中国社会的政治、社会思想发生巨变，以及传教的需要等众多因素而进行的一次宣传策略与宣传内容的调整；就中国而言，是在面对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千古奇变”的历史转折点上进行的一次选择，即“西学”，目的在于摆脱民族危机，挽救民族危亡。总之，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报刊性质的转变，是一个双方的互动过程。（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新闻学专业）

参考文献：

[1] 王海.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2] 李雄燕.近代新教教会中文报刊的本色化[J].云南社会科学,2007(2).

[3]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三年.

[4] 谭树林.早起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报刊[J].世界宗教研究,2002(2).

[5] 李雄燕.近代新教教会中文报刊的本色化[J].云南社会科学,2007(2).

[6] 陈超.试论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影响[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4).

[7] 王海.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55.

[9] 王炎龙.西学东渐: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阐释[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