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的“三把椅子”

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照例，我还是选择了时事访谈的形式进行关注。访谈嘉宾，我选择了江平、田文昌、沈岿、刘仁文、杨建顺、王琳、朱恒顺等数位法学家。

不过，这一次换了一个平台，在凤凰网评论频道专门开设了一个新的专栏，叫做“高见”。栏目定位，我用了八个字来概括：“高处眼明，见于智者”。

某种程度上，“高见”沿袭了我近十年来关于时事访谈的思路，试图站得更高，站在智者的肩膀上看世界，看清当下中国的真问题。近几年的系列访谈，我冠之以“坐下来的中国”，在今年结集出版第一部之后，曾应邀去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做读书交流，分享近年来观察中国的所思所悟。在读书交流时，我的演讲题目是《读懂中国的“三把椅子”》。哪三把“椅子”？

1845年夏天，美国作家梭罗移居到瓦尔登湖尝试过隐居生活。梭罗说，他的木屋里有三把椅子，独坐用一张，交友用两张，社交用三张。可以说，梭罗的静坐体验，成为接下来近两百年高速运转的城市里难以喘息的人们的心灵救赎。

借由这一意象，我提出读懂中国也需“三把椅子”：

第一把椅子，作为方法的“坐下来”，着重解决问题。

2010年4月初，我联系采访王绍光教授。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舆论视野中，他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学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对煤矿安全生产监管也有研究。当时，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153人被困。访谈的由头，就是为何“矿难”已经造成“新闻疲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国外都是如何治理煤矿的？

几天后，访谈在《新京报·评论周刊》发表了，标题是《美国矿难是如何降下来的》，引来许多关注。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这个访谈，而是在访谈中王绍光教授的一句闲话：“当下中国，伸着脖子说话的人太多了，坐下来静心思考的人太少了。”

对于矿难之类的话题，需要有调查、有研究、有专业的学者去谈，才能谈出真知灼见来。所以，我认为“坐下来”是一种方法。

第二把椅子，作为观念的“坐下来”，构建公共生活。

有一个韩国朋友在北京读书，有一次我们聊天时提及对中国的印象，他说了两个细节：一是公园和街道两边等公共场所缺少椅子，走累的话想找个地方歇歇脚都很困难，并且城市的生活节奏很快，好像很多人都是在小跑；二是很少看到笑脸，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地铁上，几乎一律是没有表情的面孔。

这让我想起若干年前的大学时代，每次开学坐火车去学校，在郑州火车站等车，都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场面蔚为壮观，大部分人都在广场上三三两两席地而坐，或摊开几张报纸席地而卧，偌大一个广场就像难民营。其实，这也是公共服务还缺乏“坐下来”视角，没有完全从人的需求去考虑。而走出国门的中国游客，对国外的印象细节之一，就是公园和街头的长椅多，尤其是公园内，百步之内，总有长椅可供休息。

第三把椅子，作为态度的“坐下来”，思考社会进步。

当前，对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走得太快了。如果说1949年中国实现了“站”起来的话，那么之后开始了从“走”到“跑”的一连贯动作。1979年之后的中国，开始“稳中快走”的节奏。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种高速之下，不管是城市，还是个人，仿佛都进入了快车道。快速，不管是给社会，还是给民众，都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变。“快”，绝对可以算是解读这个时代的一个标签。

其实，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需要适时坐下来，想一想。“快起来”难，“慢下来”更难，而能“坐下来”尤其难。因为，“快起来”需要力气，“慢下来”需要勇气，“坐下来”则需要底气。

所以，不妨找三把椅子，坐下来，聊聊中国，这有关我们的公共生活。（作者为凤凰网资讯中心副总监、评论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