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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摘要：長期以來，中國電視紀錄片一直在經濟利益和文化價值之間舉棋不定，小眾化市場下影響力的匱乏嚴重制約著電視紀錄片的發展，然而《舌尖上的中國》卻以黑馬之勢超越熱播劇榮登電視收視率之首，獲得史無前例的大眾化效應，這不得不歸功於紀錄片本身對於關系本體之間的精准把握和真摯表達：在馬丁•布伯所謂的“我-你”關系本體論視域中，於自然饋贈和人類創造的雙向關系中講述食材與智慧的故事，於傳達受眾心理和感知文化內涵中挖掘觀眾與影片的關系，實現文本與讀者“相遇”后的意義和價值呈現。
關鍵詞：電視紀錄片﹔關系本體論﹔“我-你”﹔“相遇”
《舌尖上的中國》熱播后，關於其價值的探討與議論熱火朝天，其中，紀錄片最純真的內容呈現、最溫情的情感撫慰和最具時代性的人性感悟博得頭銜，成為網友、業界和學界一致認同的紀錄片價值所在。反復地跟風溯源不如回歸本真視野進行本體論的考查，一如紀錄片回歸傳統食物最傳統的生長、制作流程一樣，回歸關系本體論的視域來探究《舌尖上的中國》內容上的獨特之處和觀眾心理層面的獨到體會，不失為一種別具一格的視點。由此觀照，在對人與自然“我—你”關系的回歸嘗試中、在受眾心理上與觀眾想象性對話機制的潛在利用中、在觀眾收看的情感參與中，《舌尖上的中國》建構起訴說美食的獨特視角，收獲了真正的意義呈現和文化魅力。
一．食材與智慧的故事：一種“我—你”關系的視角挖掘
馬丁•布伯作為當代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猶太教宗教哲學家，一直信奉著關系本體論是社會危機的出路，他認為生活於世必須面對上帝，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強調上帝的存在，而這一切不存在於人內心的反求諸己、孤寂沉思的體驗中，而是存在於一種相遇、一種對話、一種在人際中的超越。這與海德格爾將現代文明的危機肇始歸咎於近代對於主客體的劃分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他們看來，人首先存在於世界之中——是與“他人”的共在，隻有在“我—你”的本體視域中才能找到主體性的我。另外，布伯把近代西方主客體二分的世界觀歸結為“我—它”關系，並將其與“我—你”關系一並作為人類存在於世界上的兩種方式。其中，布伯更加強調“我—你”關系的本源性，其他世界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在我們的世界中，每一個‘你’注定要演變成‘它’，此乃我們生命中不堪忍受的佛郁”。[1] 這裡，布伯指出了我們經常流連於“我—它”世界而遺忘了本源性的“我—你”世界，以至於沉溺於“利用”，而缺乏“交流”。因此，布伯在此並不是要否認“我—它”之關系，而是要提醒人們切不可沉溺於以“利用”為特征的“我—它”關系，而迷失了本源性的“我—你”關系，后者才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最根本的存在。
這裡，《舌尖上的中國》中傳統美食採集、制作、加工的取材視角和認知，為我們尋求“我—你”式的人與自然關系提供了一個思路。影片對自然與人關系的雙向把握、對人和食材的關系的微妙理解，悄然傳達出創作者對於人與自然關系的精准認知，而這正是這部紀錄片呈現出與眾不同的魅力所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是人類學家和環境學家的探究中心。電視紀錄片創作者也曾一度將鏡頭對准那些即將逝去的生態景觀和人類的良心寓所，《回家》、《拯救大白鱘》、《平衡》等紀錄片多是從自然環境的問題的凸出說起，繼而探討人類對此的拯救或挽回，而這樣的題材選取和故事設計往往給人有宣傳說教之嫌疑，最終，影片往往因過高的期望、不到位的關系認知和置身事外的立場而收效甚微。然而《舌尖上的中國》在訴說著人與自然關系時，卻是站在“我—你”關系的視角，不是將人與自然截然分離，而是在食物中尋找人與自然的相融﹔不把自然作為開發利用之對象，而是用“自然饋贈”與人們採制加工，並歷經歲月浸透琢磨，從“我—你”關系中尋求統一與融合，將兩者放在平等的地位同等待之。
首先，我們不難看出影片中對各類食材生長於各種自然環境並呈現出各不相同面貌與特征的刻畫：雲南香格裡拉立體式的氣候、豐富的降水和森林茂密的環境為菌類食物特別是精靈般的鬆茸提供了生長的土壤﹔氣候溫暖、土壤深厚、肥沃和排水良好的環境下浙江老包家的毛竹林裡冬筍呈現出一片繁茂景象﹔而我國北方干旱少雨的氣候和南方良好的水熱條件也孕育了小麥和水稻兩種截然不同的作物品種……富有戲劇性的自然環境將其精心孕育的精靈以神奇般的不同面目饋贈給人類中那最淳朴也最具智慧的人們，他們在自然中感受著食材帶來的魅力和興奮，因為在自然中和饋贈裡他們找到了延續自然和自身生命的珍寶與經驗：單珍卓瑪和媽媽起早貪黑地在原始森林中尋找鬆茸，並小心地掩護好菌絲，為的是延續自然的饋贈，收獲一年兩個月大約5000元的生計﹔即便是極其艱苦的工作、即使有腰椎炎的困擾，依然阻擋不了聖武和茂榮去挖藕的步伐與決心，因為由此而帶來的較高的報酬讓兄弟倆舍不得放棄這份自然饋贈帶來的機遇﹔而陝北老黃的故事又進一步揭示出那種對於自然饋贈的感激與不舍，老黃依靠種植糜子與制作黃饃饃養育了兩個子女，兒女已經在城市裡安了家，然而老黃不願離開，住著自己種的糧食和窯洞，老黃自足而踏實……中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方式與其說是一種無奈，倒不如說是一種生存哲學：不是把自然作為開採利用的對象，而是懷著一份感激與不舍，將自己融於自然，接受自然的饋贈。
當然，影片又不僅僅停留於此，勞動人民又以其智慧和團結，將自然之贈予賦予更多生機，開發出自我的價值。卓瑪的辛勞採摘、聖武兄弟倆的辛勤挖掘、老黃與兒子建爐制鹽的辛苦勞作、海南遠洋捕撈隊隊員們的不辭幸勞……所有這些對自然饋贈的獲取過程充滿艱辛，而隨后對於食材的轉化、制作更是人們智慧與靈巧的展現與博弈。豆腐的研制生成徹底改變了大豆的命運，於是一粒黃豆得到了升華，而徽州人對於時間和食材的精准把握又使豆腐煥然一新，以毛豆腐的形態沖擊著人們的味覺﹔烏珠穆沁草原由牛奶轉化而成的奶豆腐和奶茶以及白族人家以相似手法轉化而成的乳扇，又使自然般的饋贈獲得了最合適的食用和消化方式﹔用鹽腌制成的諾鄧火腿經過成熟的按摩和擠血，轉化成更鮮美的味道……除此之外，自然美味的鮮香更在人們絕妙的搭配中展現無遺：人們將自然賜予的冬筍和油膩的肉類搭配，形成美妙的平衡﹔西安人將白吉饃和臘汁肉組合起來成就了饃最經典的吃法和絕妙的美味﹔陝西人將肉丁炒制成的配料臊子加入潤滑的面條，臊子面一直是岐山人的最愛……正如片中旁白所言：“中國人從來沒有把自己束縛在一張乏味的食品清單上。人們懷著對食物的理解，在不斷的嘗試中尋求著轉化的靈感。”正是在這種人與自然關系實體的層面中，紀錄片以其獨特的雙向視角，給予美食以不一樣的精彩，這其中有純正和營養，也蘊含著智慧和辛勞。這種食物與智慧的故事之所以能夠吸引、打動觀眾並產生后期連鎖效應，更少不了影片於集體語境和觀眾心理把握后對食物中家鄉之味和母親之味的獨到闡釋，以及觀眾於文本解讀中對於影片的多重賦意和價值挖掘。
二．觀眾與影片的關系：一種“相遇”對話后的情感升華
馬丁•布伯的哲學用對話哲學、相遇哲學和他者哲學來稱謂也許更為精准，從本體論的角度講，布伯認為“本體乃關系”，關系先於實體，實體由關系出。[2] 在他看來，“我—它”關系中“我”是世界的中心，我對“它”的經驗，表明我只是在世界之外去感知這個世界，而經驗本身卻在我之中，這是一種對立，而不是一種交融的關系。此外，這一關系是不平等的，“我”是主動者，“它”是被動決定的。單波教授也曾在南京大學的講座《跨文化傳播的基本理念》中談到：一般主體性哲學是從自我出發的，主體首先是自我，以主體為基點，這就免不了他人被當作客體的命運。雖然主體性哲學家希望“他的我”就是“普遍的我”，但問題是，我的世界何以能超越我的界限而達到他者？我的話語何以能成為共同的話語？歷來的主體性哲學家並未給予圓滿的解答。事實上，從單一的主體出發，並不能找到圓滿的解答。因此，回歸關系本體論，從雙向交流、認同的視角，在“你”中找到“我”，在“我”中發掘自身的價值和“你”之意義，無論對於從哲學意義上訴求社會本源，還是企圖在現實意義上找尋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之魅力所在，都不失為一種有用而獨到的價值視角。影片獨到的題材挖掘中展現的食材與智慧的故事魅力，進一步在紀錄片對觀眾情感層面的獨到把握和觀眾對紀錄片意義的獨到體會中得到升華，這是一種心理的關照，亦是一種意義和快感的激發，更是一種互動產生的魅力。
“互動”一詞在在新聞傳播學中的出現，不得不歸功於“傳者本位”的理念在媒體中的培養與實踐。“傳者本位”要求媒體人必須在充分了解受眾心理需求的條件下進行信息內容的有效建構。作為電視媒體傳播的一種重要節目類型，電視紀錄片也不可避免地這種背景下摸爬滾打，而這種摸索又常常在題材和情感的局限裡胎死腹中，或在“私人經驗的公共通約”道路上偏離了軌道，走向了“私人經驗的公開展覽”。[3] 因此，電視紀錄片不可避免地在爭取最大程度的受眾上陷入沉思。相反，電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在關系本體論視域對觀眾情感、心理的獨到把握中卻展現出其獨到的魅力。個體的認知能力有待於集體的確認，《舌尖上的中國》的創作者正是在策劃創作紀錄片的時候站在集體的大語境中進行認知和判斷，通過與觀眾的想象性交往與交流以實現對集體心理的精准把握。透過“社會”這面鏡子，導演陳曉卿看到了兩種重要的集體情結，一方面是在歷史語境中生成的中國人“民以食為天”和吃貨情結，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對現今社會語境中由食品危機伴隨而來的糾結心理以及由社會轉型而帶來的社會思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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