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諾獎引發的思考

　　編者按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引發了諸多話題，如文學與獲獎、莫言的創作內涵與啟示、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反思、對文學走出去的思考等等，文學其實在我們身邊從未走遠。本版現刊發王蒙、白燁、陳曉明的文章，以期把莫言獲獎作為一面鏡子，一個動力，從而促動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與繁榮、傳播與影響。

　　莫言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使得這個起始於1901年的世界性文學大獎，終於破天荒地鐫刻上了中國本土作家的名字，首次顯現了中國文學代表的身影。獲獎喜訊傳來，文壇內外一片歡騰，國內與國外的熱議不斷，個中反映了諸多的文情，也折射了不少的輿情。

　　嚴格意義上說，莫言獲諾獎，主要是他以自己的出色創作和獨特風格，贏得的個人的難得殊榮。但他作為中國當代作家的一員，他的人生成長，文學歷練，都與當代中國的社會演進與文學演變密切相關。他的創作的內涵，他的作品的影響，他的獲獎的因素等，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折射著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與現狀。以他作比照，可進而尋索當下文學創作存在的優長與不足，以及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制約與問題。從而，把莫言獲獎作為一面鏡子，作為一個動力，來促動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與繁榮，傳播與影響。

　　對整體文學的反思

　　應當承認，莫言獲得諾獎，一些潛在的因素無形中也在起著作用，這就是他背后的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中國當代文學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在幾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從作家群體，到創作傾向，從文學觀念，到藝術手法，都在積極進取之中不斷出新和深刻變異，前所未有地走向了多樣化，國際性的文學交流也逐步趨於深入。這種巨大的文學存在，以及內含的中國力量、中國影響、中國市場，都很難長期被視而不見。評選了百年的諾獎，頒獎給中國作家，是必然的事情，遲早的事情。因此，諾獎頒給莫言，實際上也不無肯定中國當代文學成就的意味。

　　就莫言的創作歷程來看，他步入創作的1981年，正是文學劫后復蘇的80年代。這個時期，文學在理論思想上正確處理了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關系之后，在創作上正呈現出一個以創新為先導、以突破為榮耀、各種思潮蜂出、各種寫法並舉的繁盛期，國外的文學文化思潮，歐美現代派文學、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創作流派，都以多種形式的譯介，給中國文學帶來巨大的沖擊與多樣的借鑒。莫言如飢似渴地兼收並蓄，並在創作中表現出不拘一格的文學追求。他的《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一出手就不同凡響，而且難以歸入任何一種傾向﹔他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檀香刑》等接連而來，一作與一作，又絕無重復，面目迥異。他在創作上，既不斷進取，又獨辟蹊徑，逐步形成了一種混合性的特質，其中有兩個方面最為顯見，一個是出於兼收並蓄的個性化，一個是立於本土文化的原創性。這種特立獨行，使他一直在國內的小說創作中引領風氣之先，並為國外文學同行和讀者所普遍喜歡。

　　客觀地審視當下的中國文學創作，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像莫言這樣在國內外廣受關注的一流作家，我們還為數不多。莫言之外，也就十多位而已，如賈平凹，陳忠實、余華、李銳、阿來、蘇童、閻連科、鐵凝、王安憶等。而更多的作家，因為藝術上的個性力度與創作上格局氣度等都還有所不足，文學上的影響還主要局限於國內。

　　更為嚴峻的是，目前國內的文壇因為受到市場化、娛樂化、傳媒化等因素的影響，正前所未有地分化與泛化。這使得置身其中的作家們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響。因此，我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亟待解決，一個方面是文學領域的，這就是中國文學的整體水平確實還有待於提升，一流作家的陣容還需要努力增強和擴大﹔另一個是文化領域的，即中國讀者這些年在閱讀中日漸走向了分化與淺化，輕鬆閱讀、娛樂閱讀與實用閱讀，成為最為流行的閱讀，這種閱讀的取向與作家們的嚴肅的純文學寫作構成了極大的錯位。這后一問題，也是個綜合性的社會性問題，更需要我們切實加以改變。

　　對作家創作的啟示

　　瑞典文學院在給莫言的頒獎詞中說：“從歷史和社會的視角，莫言用現實和夢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令人聯想的感觀世界”。可以說，這個頒獎詞雖然主要出自於《生死疲勞》一作，但對於莫言創作所作的簡要評價，還是客觀而准確的。莫言的寫作，從來都是在個人性情的背后有時代情緒，個人命運的背后有社會時運。在他那裡，沒有那種純粹的私人化寫作。他在藝術手法上，確實是現實底蘊與夢幻手法的相互雜糅，亦虛亦實，亦真亦幻，而這種形式上的“幻化”，又緊緊服務於內容上的民間化，風格上的民族化。這些對於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都有極大的突破與有力的超越。這些追求，使得他的作品，無論如何，都會是人之情性與民族精神相貫通的個人化呈現與藝術化象征。

　　莫言的創作在“寫什麼”和“怎麼寫”上的大膽嘗試與積極進取，使得他把文學在表現對象和表現手法上的可能性，都予以了拓展和擴大。這使他的作品從別樣的角度凸顯了人性的審視與人道的題旨，而具有一種超越民族與地域的普泛性、廣義性。

　　如果說莫言的獲獎，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莫言的高度也是文學的時代高度的話，那麼，與這個高度相比，我們許多作家還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內在差距，比如我們作家中不少人還缺少一種世界性眼光，對於人性的挖掘或有欠深度或力度，作品格局較小，不夠大氣﹔在故事營構與敘事描寫中，常常會過於囿於種種社會秩序、家族倫理等諸多復雜人際關系的根根底底，乃至繁文縟節，讓讀者讀來感到紛紜繚亂，更難以引起別的民族與語種的讀者的理解與認知。這些明顯存在的差距，都需要較大的努力與較長的時間來加以克服和改變。

　　因此，莫言的這次獲獎，對於當下的中國作家，既有著很大的激勵作用，對於未來的中國文學，也有著一定的引領作用。這種作用，既在於使大家在宏觀的層面上看到文學寫作作為一種精神追求的積極作用與巨大能量，也使人們由莫言的成功與獲獎，看到開放式的文學吸取與本土性的文學內核相融合的創作之路的光明前景與諸多可能。

　　文學傳播任重道遠

　　莫言能夠榮獲諾獎，還建立於一個基本條件，那就是作品的持續而大量的譯介。在中國當代作家中，莫言被譯介得最多，外文譯本數量也最多。他的大部分長篇都被翻譯成外文，正好在評獎之前，瑞典翻譯家陳安娜翻譯出了莫言的《生死疲勞》。眾多語種的文學譯本，使他為更多的外國讀者所知曉和喜歡，這是一個作家是否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重要標志。

　　也應該看到，莫言之所以許多作品被翻譯成多種外文版本，在世界文壇有相當的認知度與影響力，是因為他的作品具有“可譯性”，也即他的作品在中國內容的藝術表達上，能與國外的文學創作聯通、與國外的文學閱讀接軌，更容易為國外文學同行所理解、所欣賞。可以說，中國當代像莫言這樣“走出去”的作家，為數並不很多。因此，莫言獲獎，也給其他中國作家以很大的啟示，那就是一個作家要“走出去”，需要連續性地有代表性的作品推出﹔作品本身既要有個人化的藝術風格，又要有民族化的文化底蘊，還應有世界性的題旨表達。

　　中國作家走向世界，還有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橋梁——文學翻譯。在這方面，我們存在著主動性不足、組織性不夠等明顯的問題，缺少應有的規劃、必要的投入、基本的團隊，現在隻能主要依靠散居於海外的漢學家的個人興趣，屬於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更多的作家因為作品未被譯介，難出國門。這種狀況與中國當代文學蓬勃發展的現狀很不適應，需要加大氣力和投入精力，切實地予以逐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