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拍攝135天耗資2.1億 馮小剛醞釀19年

昨天，馮小剛的新片《一九四二》上映，用一連串數字証明了它的良心和誠意：醞釀19年、籌備9個月、拍攝135天、橫跨7地、制作8個月、耗資2.1億元。

頂著“賀歲片導演”光環的馮小剛，已用《集結號》和《唐山大地震》証明了他不僅僅隻會逗樂觀眾。《一九四二》是繼《唐山大地震》后，又一部“馮氏災難片”。不同的是，和《唐山大地震》的“大地震+哭戲”的套路不同，《一九四二》隱忍得可怕。而無論對馮小剛本人，編劇劉震雲，還是幕后工作人員來說，《一九四二》都是一部意義非凡的作品。

張國立餓得眼冒金星

拍攝中，冬天的室外戲佔了《一九四二》70%，沒有一場是室內戲，全都在逃荒的路上。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拍攝，對所有創作人員是極大的考驗。

這些演員為了讓自己瘦下去，每天吃小半碗菜粥，餓得打晃。馮小剛說：“像張國立往一個台階上走，我拍了兩條，他就已經要虛脫了，坐在那兒不行了，暈了，眼冒金星。開拍前一個月他就開始節食。”

有一次馮小剛想把第二天的戲整個理一遍，召集演員到一家餐廳來對詞。這時候餐廳的食物還沒撤下去。“屋子裡飄著肉的香味，他們開始對詞，對到一半他們急了，他們說我太殘忍了。”馮小剛笑著說。

在《唐山大地震》中，為了表現災難和人性掙扎，馮小剛使用了哭天搶地和宣泄的表露方式，但是《一九四二》中，觀眾看到了節制。在拍徐帆把自己賣了換小米給孩子吃那場戲時，徐帆被要求克制和平靜，她甚至在拍片現場和馮小剛起了沖突。“我真沒辦法克制，因為我是一個母親，我把自己賣了后，從此骨肉分離，任何母親都不會無動於衷，這麼麻木冷靜地告別，不是一個農村婦女會做的。”徐帆說。

但最終馮小剛說服了她，“在幾個月的逃荒之后，在每天都有人不斷地餓死，見怪不怪的情況下，所有人就是生不如死，到這個時候悲傷太奢侈了。對那時的母親來說，最大的一件事能把自己賣了，換來小米，自己有了活路，孩子也有活路了。悲傷早就和生存下去、活著，不是一個量級。”

幾起幾落歷經19年

1993年，劉震雲創作了名為《溫故一九四二》的紀實文學。2012年，導演馮小剛在經歷了將近20年的起伏和轉折之后，將這部文學作品搬上了年末的電影銀幕。電影講述了發生在1942年抗日戰爭時期的河南大飢荒，從逃荒的難民、美國記者、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等多種人物視角再現了那段歷史的苦難。

將《溫故一九四二》搬上銀幕，這條路馮小剛和劉震雲從1993年走到2012年，歷經磕磕絆絆。經過1994年的第一次准備合作，2000年成立採訪組故地游歷，2002年的再次建組，不斷准備又不斷擱淺，直到2011年2月，這部電影才真正進入了籌備期。

劉震雲說：“《一九四二》確實不是一氣呵成的，是幾口氣呵成的，幾起幾落歷經了19年，這19年中間，確實外在的世界在發生不斷地變化。”

這19年裡，劉震雲寫出了《故鄉面和花朵》、《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等作品，並憑借《一句頂一萬句》獲得了2011年茅盾文學獎，馮小剛則從一位編劇轉變成國內最具票房號召力的導演之一，十幾部電影作品，超過20億元的總票房，被業內稱為“賀歲片之父”。

中國式災難片·幕后

開拍前重走逃荒路

在劉震雲眼中，拍攝《一九四二》純粹是在做傻事。“小說原來是調查體，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故事，所有電影需要的元素，小說裡都沒有，這樣一個小說變成電影怎麼可能呢？”

決定拍電影的時候，馮小剛找了些專家，開了一個論証會，所有的專家都說這是不可能的。但馮小剛堅持要拍，理由很簡單，“我認為它‘成’。”

馮小剛意識到沒有故事是最大的困擾，“災民沒有具體形象，小說的敘述是多線索並進。每條線索的主人公互不見面，但又共同攪和到了一件事上，這件事就是1942年河南的飢荒。”

於是，挖掘大時代的小人物成了影片成功的關鍵。馮小剛帶著工作人員沿著災民逃荒的路走了一遍。兩個月，跑了山西、河南、陝西、重慶很多地方，“在這個路上，慢慢災民的形象浮現出來，變得具體了。在路上通過採訪、了解，你才能知道不是坐在屋子裡可以想出來的。”

除了前期重走“逃荒路”，《一九四二》拍起來也很“苦”。“制作的復雜程度包括付出的體力，都非常大。我們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馮小剛說，他難以用“苦”、“累”，這種詞來概括拍攝的艱辛。以致馮小剛一度在微博上咬牙切齒地表示，已經厭倦了拍電影，想退休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