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新聞，道文化：讀《范敬宜文集》

【開欄的話】2011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確立了“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目標與方針。對此，新聞界更是責無旁貸。新聞媒體如何更好地發揮自身的巨大功能，承擔自己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新聞記者如何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做出自己的貢獻？諸如此類的命題，需要同仁共同思考、共同努力。借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打鐵還需自身硬”，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新聞人也需首先注重自身的文化素質與文化修養，增強自身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意識。為此，本刊特邀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彬教授，開設了這個《新聞與文化書譚》欄目，希望能對新聞界有所裨益。

一代新聞工作者與新聞教育家范敬宜，晚年念茲在茲的一件事，是新聞中的文化以及新聞人的文化。他以畢生新聞閱歷以及“詩書畫三絕”的文化底蘊，力倡新聞應有文化，新聞人更需有文化。他在《解放日報》第十屆“文化論壇”上發表的那篇有名的演講裡，專門談了“新聞的浮躁在於缺少文化”，並以廣闊背景下的歷史思考指出：

從近百年的中國新聞史來看，凡是杰出的新聞大家，幾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從王韜、章太炎、梁啟超、張季鸞，一直到毛澤東、瞿秋白、鄒韜奮、惲逸群、胡喬木、喬冠華等，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學養豐厚、才華橫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質和文化修養在他們的身上和筆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統一。他們的作品盡管時過境遷，但現在讀起來仍然覺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讀不厭。﹝1﹞

我從近30年的新聞教育及研究體會中，也深感此類問題之重要，點中當下新聞界與新聞學之“命穴”。說得簡單和直白一點，如今的媒體亂象，主要不在於“專業主義”“傳播技術”“產業規模”雲雲，而在於文化及其缺失，包括與此相關的文化自覺、文化政治、文化領導權。2013年3月，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俄羅斯等國前夕，接受有關國家記者採訪，談到治國理政總是朝乾夕惕，如履薄冰，並引用古語“治大國如烹小鮮”。有的媒體在解讀這句話時，不免想當然地將其理解為大刀闊斧什麼的，而其原意恰恰相反，乃是說面對中國這樣的大國，需要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就像烹調小魚小蝦。此事雖小，可以喻大。

作為清華大學新聞學院首任院長，范敬宜開設了數門本科生與研究生的專業課程，而有兩門課是他病危之際特別囑托的，一門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一門是“新聞中的文化”。前者已建成清華大學精品課，后者是面向全校大一新生的研討課，學生分別來自不同專業。2012年4月，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建院十周年前夕，《范敬宜文集》全部出齊，包括《新聞作品選》《總編輯手記》《敬宜筆記》《新聞教育文選》，其中既薈萃了他一生辦報的精華，也包含了新聞與文化的思考。每次翻閱這筆沉甸甸的精神遺產，都覺得這樣的作品這樣的人既是清華新聞之幸，也是中國新聞之幸。

猶記十年前，第一次同他探討出版文集的事情。當時，他的新聞辦學思想已經在清華大學產生明顯成效，他為培養新聞學子所付出的心血日漸得到各方的關注與稱許。忝為他的助手，我不由琢磨如何使他的一生襟抱與經驗，一方面作為新聞珍寶廣為傳播，一方面作為學院“家產”代代傳承，於是建議他整理出版一套新聞文集，並初步設想了這四部書。沒想到，他婉言回絕了，理由很簡單，也出乎意料，他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東西，留之多余，棄之無憾。想想眼下有的年輕記者，做了點工作，混了個臉熟，便忙不迭地出書宣揚，恨不得“天下誰人不識君”，不由得令人感慨。后來我們幾經勸說，特別是談及他的“如果有來生，還是做記者”“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多吃文化的‘五谷雜糧’，少吃精神的‘維生素’”等新聞理念，若無一套系統的讀本，怎麼讓更多的新聞人、讓一代代的新聞學子普遍受益時，他才算勉強答應先試著出版一部“作品選”。

這部作品選反復打磨，幾番寒暑，終於在2009年付梓，其中收錄了他在不同時期的新聞作品，包括《分清主流與支流，莫把“開頭”當“過頭”》、“睡”出來的新聞《月光如水照新村》、膾炙人口的《十三大手記》《十四大手記》《兩會漫筆》以及《追求新聞中的文化味兒》等名篇佳作，有的作品還附有背景說明。當年夏天在主持學院畢業典禮時，我就借這部內涵豐厚、裝幀大氣的新書，向即將走出清華的新聞學子提出最后寄語，希望他們至少看看其中的《〈岳陽樓記〉我心中的燈》。僅從這篇作品中，就可以多少體味一代新聞大家的道德文章：

人的一生，總是有順境，也有逆境。順境如何自處，逆境如何自安，這是一門終生學不完的學問。

有些朋友問我：在你的一生中，有過大的順境，也有過大的逆境，而且逆境的時間長於順境。但是看來你似乎往往保持著一種平常心態，既無大悲，也無大喜，不知何以使然。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組織的開導、親友的鼓勵、同志的愛護等等，除此之外，可能還有一點：中西文化的熏陶，特別是中國古典詩文的影響。

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典詩文中，我學過的隻能說如滄海一粟。即使這一點點，由於它內容的博大精深，影響的潛移默化，使我終生受用。這裡隻想提一篇名文對我一生的影響，這就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一樣，發生了根本變化。走出逆境，跨入順境，好事接踵而至，難免喜形於色。當我被任命為《經濟日報》總編輯時，馬上寫信向上海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報喜，信中自謙地說：“多年荒疏，深恐難負重任”，本以為能使高堂高興一番，不料母親的回信卻是：“我覺得你是‘其言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我勸你一句話：位高墜重，君可休矣！”一瓢冷水，把我澆得好心涼。冷靜下來想想，母親的話還是老祖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要我寵辱不驚，不要在順境裡沖昏頭腦，忘乎所以。這番話，我至今難忘。﹝2﹞328-329

接下來問世的兩部書稿《總編輯手記》與《敬宜筆記》，均屬舊作翻新。《總編輯手記》原是他在人民日報總編輯任上，利用午休時間，寫下的值班手記，就某個專業問題或社會話題，有感而發，點到即止，后經整理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印行，遂在新聞界廣為流傳，成為許多編輯記者的案頭參考書。書中的文字或長或短，一觴一詠，豐富多彩，揮洒自如，無論對新聞工作，還是對有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背景，都頗有足觀，啟人心智，既是一位老記者深中肯綮的真知灼見，又是一位文化人直抒胸臆的筆墨春秋。僅看一些手記標題，就可略見一斑了：《新聞報道要有“意蘊”》《著眼於靜悄悄發生的變化》《部主任應是“好主婦”》《沒有“鮮菜活魚”不給付印》《學習馮驥才的提問方式》《惜墨如金的上乘之作》《“通”然后才能“俗”》《把“題眼”拎出來》《讓標題“跳”出來！》《版面安排也有“文武之道”》《評論三要素：思想•激情•文採》《讀者來信上一版頭條，很好！》《語言要“活”不要“油”》《這首〈滿江紅〉出了笑話》《先秦沒有“得意忘形”之說》《“漫道”並非“險道”》……如《對張愛玲的評價要恰如其分》，寥寥數語而如四兩撥千斤，以我有限的閱讀，覺得勝似不少張愛玲評論：

今天十版《想起了傅雷先生》，立意是好的，但其中對張愛玲的評價過高，不符合歷史。如說“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壇，騰空而起一顆耀眼的彗星，天才奇女張愛玲的出現，使當時的上海文壇喜出望外，一時間好評如潮”。這樣說太夸大了。事實是，張愛玲在當時並沒有這樣大的影響，她的作品的主要讀者對象是中學生，特別是多愁善感的女學生。有點類似前幾年的瓊瑤或三毛。文筆比較優美，但生活圈子很狹小，因此真正的文學界並未給予很高的評價，解放以后幾乎已無人提起她。想不到這兩年又突然炒熱起來，對她的評價竟然超過解放以前。這種現象並不正常。1995年8月8日﹝3﹞

與《總編輯手記》類似，《敬宜筆記》原是他為《新民晚報》的《夜光杯》欄目撰寫的隨筆，題材更為廣泛，文筆更為自如，后以《敬宜筆記》和《敬宜筆記續編》在文匯出版社結集出版，納入《范敬宜文集》則合為一書。這部著作洋溢著濃郁的歷史文化韻味，散發著鮮活的社會生活氣息，內容淹博，思想清通，文採斐然，風流蘊藉，既是新聞名作，也是文壇佳構，堪比鄧拓的《燕山夜話》、秦牧的《藝海拾貝》等傳世之作。季羨林先生為之作序道：

近幾年來，由於眼睛昏花，極少能讀成本的書。可是，前些日子，范敬宜先生來舍下，送來他的《敬宜筆記》。我翻看了一遍，就被它吸引住，在諸事叢雜中，沒用很長時間，就把全書讀完了。我明白了很多人情事理，得到了極大的美感享受。

書中的文章都是非常短的，內容則比較多樣。有的講世界大事，有的講國家大事，更多的則是市井小事，個人感受。沒用半句假話、大話、空話、廢話和套話。講問題則是單刀直入，直抒胸臆。我想用四個“真”字來表示：真實、真切、真誠、真摯。可以稱之為四真之境。

范敬宜的筆記是他自己的謙稱，實際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他幾十年從事報紙編輯工作，有豐富的慘淡經營的經驗。現在的“筆記”就是在這個基礎上信手拈來的。敬宜不但在寫作上有堅實的基礎，他實際上是一位中國古代稱之為“三絕”的人物，詩、書、畫無不精妙。他還有勝於古代“三絕”之處，他精通西方文化必是古人難以望其項背的。我杜撰一個名詞，稱之為“四絕”。﹝4﹞

對此，我也頗有同感。第一次讀《敬宜筆記》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忙碌一日，午夜時分准備入睡，隨手拿起新買的《敬宜筆記》，想著翻兩篇就昏昏睡去了，哪曾想越看越上癮，竟至一夜未眠，不知東方之既白。后來我對他說：你的書可把我“害慘了”！這等“大手筆，小文章”，不僅意蘊豐贍，但覺春風楊柳萬千條，而且文辭雋永，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隨舉其中的《莫把“大資”當“小資”》為例。近些年，民國熱、民國范兒似乎沸沸揚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個“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的舊中國，弄得貌似“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仿佛“中國人民蒙受了外國侵略和內部戰亂的百年苦難”，都隨著一片氤氳朦朧的清風明月以及“高等華人”的風流雅事而飄散了。這篇文章即從當下小資對舊上海的想象談起，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與生活記憶說明，看上去很美的舊中國、舊上海的小資生活，其實都屬於當時的“大資”——“外國的大商賈和冒險家，中國的大富翁和暴發戶，洋行的買辦，幫會的大亨以及形形色色的吸血虫”。文中寫道：

我是三十年代就開始在上海生活的，住過法租界，也住過英租界。家庭成員中既有收入不薄的留美醫師、教授，也有收入一般的中學教員，從經濟狀況來說，該能代表當時的“小資”吧。可是我家住的既不是花園洋房，也不是新式公寓，而是沒有煤氣、沒有浴室的普通“弄堂房子”，更談不上自備汽車（現在叫私家汽車）。上班、上學乘的都是有軌電車（而且總坐三等），難得坐一回黃包車。一日三餐，早餐照例是泡飯、腐乳、醬瓜，午晚一般是一葷兩素，假日才加點排骨、黃魚之類。在我們周圍的“小資”們，生活大致如此。我去過大名鼎鼎的王蘧常教授家裡，早餐同樣隻有一碗稀飯、一碟腐乳，偶然有一點肉鬆。在當時老百姓眼裡，這就算是過的“好日腳”了。

那麼，像現在那些小說裡描寫的豪華生活是不是事實呢？確是事實，可惜不屬於靠工薪生活的“小資”們。即使在我上過學的著名貴族化學校——聖約翰大學裡，坐著自備汽車來上課、晚上出入於夜總會、跳舞廳、咖啡館的也只是極少數富家子弟，大多數同學生活和我差不多。當時我也在霞飛路、邁爾西愛路一帶幽靜的街道散散步，看見過上海的“各種神秘和放縱”，可是說實話，直到我二十歲離開上海，還從沒有進過一次舞廳、咖啡館，甚至連國際飯店的大門都沒有跨進過。因為我知道自己和這種生活隔著太大的距離，而且比起閘北、南市一帶的廣大平民來，自己已經生活在“天堂”裡了。

貧富的極度懸殊才是三十年代上海（其實也是舊中國——引者注）的真實“風景線”，如果不是這樣，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上海會成為中國革命的策源地。﹝5﹞173

文章末尾的點睛之筆，真可謂一語中的，直指要害：“莫把‘大資’當‘小資’！顛倒這個次序，就會顛倒了歷史。”﹝5﹞174

范敬宜不僅一生痴迷新聞，鐘愛辦報，而且余生又為新聞教育開辟了新的路徑，一時間形成虎虎有生氣的局面。他在這方面的作為，通過《范敬宜文集》特別是其中的《新聞教育文選》而得到部分的展現和遺存，包括《新聞豈無學 典范在咫尺》《清華園的“孩子們”》《新聞敏感與文化積累》《關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的一點粗淺體會》等。如《試著說點新鮮話》，針對的既是清華學子的問題，也是當下業界學界的一些普遍狀況：

當代大學生接觸的新事物多，知識面廣，思維敏捷，這些特點決定了他們的思想觀念比我們那一代大學生復雜得多。在這種新情況下，沿襲習慣使用的灌輸、說教那一套方式越來越不靈了。形勢逼著我們必須去探索新途徑，研究新方法。我最近兩年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課，深切感到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在課堂上取得成效，必須放下架子，先當學生，陪著他們一起成長，了解他們的現實思想狀況，了解他們困惑的來源，然后結合自己幾十年的新聞實踐和人生經歷，試著用他們能夠接受的方式，對他們說點新鮮話。

比如，新聞專業學生經常不理解的是，為什麼要強調新聞媒體的“喉舌”作用。他們認為，新聞應當客觀公正，而“喉舌”是沒有獨立見解的“傳聲筒”。面對這種質疑，光講一般的定義、概念是收效不大的，就要試著從新聞史和語言學的角度進行辨析：隻要翻翻中國新聞史，就可以知道“喉舌”並不是我們今天的發明創造，從王韜、梁啟超、章太炎一直到孫中山，都曾把報刊稱為“喉舌”。喉舌者，無非是代表政黨、人民、團體發出的聲音，並沒有任何貶義。問題是西方攻擊我們的根據，是我們講的喉舌，翻譯成英語便是“organ”，即人體的器官，我們的社會輿論載體也翻譯成organs of public opinion。這確實是很難聽的，即使不是出於故意歪曲，起碼也是不懂得中國文字的特點之一，是經常用人體的器官指代某種特定概念。比如：手足(之情)、唇齒(相依)、肝膽(相照)、耳目(靈通)、咽喉(要地)、心腹(大患)、股肱(之臣)……都另有其特定的含義。如果直譯，都可以讓外國人摸不著頭腦。所以，我們不但不必為當“喉舌”難受，還應該感謝智慧的老祖宗為我們創造了那麼多豐富、傳神的詞匯……

“導向”也是學生們經常感到不理解的問題。“新聞要求用事實說話，強調導向會導致脫離事實，強加於人。”

我的“答辯”是：“其實，導向並不神秘。人的一生，都離不開導向。小孩學走路的時候，大人告訴他：不要往那邊走，那邊有坑。這是人之初的導向。長大了，隨時隨地都要按老師、朋友、組織指導的方向去為人、做事，連旅游也要聽從導游的小黃旗指引方向。我們講的輿論導向當然比這些生活導向復雜得多，但歸根到底是指導人們按照正確的方向去行事，去認識世界。西方何嘗不講導向？——leading opinion，guilding opinion都是引導輿論的意思。所不同的是，我們從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強調要旗幟鮮明，而西方則強調把觀點隱藏在事實的敘述之中。當然，我並不為某些生硬、僵化的‘導向’護短，而始終認為，我們的輿論引導應該更講究方法，講究藝術。”﹝2﹞354-355

曾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的文化人梁衡，2008年寫了一篇《飽學與憂心——讀范敬宜》，將范敬宜與兩位歷史名人相提並論，一位是其先祖范仲淹，一位是當年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鄧拓，黃鐘大呂，氣象高古，那麼就以此作結吧：

年前我在刊物上讀到他的《重修望海樓記》，大喜。其結尾處的六個排比，氣勢之宏，憂懷天下之切，令人過目難忘，真正是一個《岳陽樓記》的現代版。當世之人，我還少見可與並駕之筆。現抄於后：“望其澎湃奔騰之勢，則感世界潮流之變，而思何以應之﹔望其浩瀚廣袤之狀，則感孕育萬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納百川之廣，則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測之深，則感宇宙無盡之藏，而思何以寶之﹔望其波瀾不驚之靜，則感一碧萬頃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則感裂岸決堤之險，而思何以安之。”沒有一生坎坷、滿腹詩書、一腔憂心，何能有這樣的文字？

人民日報十多位總編，自鄧拓之后，其才學堪與其比者，唯老范一人﹔范仲淹倡“先憂后樂”已千年，我身邊親歷親見，能躬行其道，又發之為文的新聞高官，唯老范一人。我隻有用《岳陽樓記》的最后一句話來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新聞教育文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51.

﹝2﹞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新聞作品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3﹞范敬宜.范敬宜文集：總編輯手記﹝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424.

﹝4﹞季羨林.代序——讀敬宜筆記有感﹝M﹞//.《范敬宜文集：敬宜筆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5﹞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敬宜筆記﹝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