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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新聞,道文化:讀《范敬宜文集》

李彬

2013年05月08日14:56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開欄的話】2011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確立了“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目標與方針。對此,新聞界更是責無旁貸。新聞媒體如何更好地發揮自身的巨大功能,承擔自己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新聞記者如何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做出自己的貢獻?諸如此類的命題,需要同仁共同思考、共同努力。借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打鐵還需自身硬”,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新聞人也需首先注重自身的文化素質與文化修養,增強自身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意識。為此,本刊特邀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彬教授,開設了這個《新聞與文化書譚》欄目,希望能對新聞界有所裨益。

一代新聞工作者與新聞教育家范敬宜,晚年念茲在茲的一件事,是新聞中的文化以及新聞人的文化。他以畢生新聞閱歷以及“詩書畫三絕”的文化底蘊,力倡新聞應有文化,新聞人更需有文化。他在《解放日報》第十屆“文化論壇”上發表的那篇有名的演講裡,專門談了“新聞的浮躁在於缺少文化”,並以廣闊背景下的歷史思考指出:

從近百年的中國新聞史來看,凡是杰出的新聞大家,幾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從王韜、章太炎、梁啟超、張季鸞,一直到毛澤東、瞿秋白、鄒韜奮、惲逸群、胡喬木、喬冠華等,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學養豐厚、才華橫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質和文化修養在他們的身上和筆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統一。他們的作品盡管時過境遷,但現在讀起來仍然覺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讀不厭。﹝1﹞

我從近30年的新聞教育及研究體會中,也深感此類問題之重要,點中當下新聞界與新聞學之“命穴”。說得簡單和直白一點,如今的媒體亂象,主要不在於“專業主義”“傳播技術”“產業規模”雲雲,而在於文化及其缺失,包括與此相關的文化自覺、文化政治、文化領導權。2013年3月,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俄羅斯等國前夕,接受有關國家記者採訪,談到治國理政總是朝乾夕惕,如履薄冰,並引用古語“治大國如烹小鮮”。有的媒體在解讀這句話時,不免想當然地將其理解為大刀闊斧什麼的,而其原意恰恰相反,乃是說面對中國這樣的大國,需要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就像烹調小魚小蝦。此事雖小,可以喻大。

作為清華大學新聞學院首任院長,范敬宜開設了數門本科生與研究生的專業課程,而有兩門課是他病危之際特別囑托的,一門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一門是“新聞中的文化”。前者已建成清華大學精品課,后者是面向全校大一新生的研討課,學生分別來自不同專業。2012年4月,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建院十周年前夕,《范敬宜文集》全部出齊,包括《新聞作品選》《總編輯手記》《敬宜筆記》《新聞教育文選》,其中既薈萃了他一生辦報的精華,也包含了新聞與文化的思考。每次翻閱這筆沉甸甸的精神遺產,都覺得這樣的作品這樣的人既是清華新聞之幸,也是中國新聞之幸。

猶記十年前,第一次同他探討出版文集的事情。當時,他的新聞辦學思想已經在清華大學產生明顯成效,他為培養新聞學子所付出的心血日漸得到各方的關注與稱許。忝為他的助手,我不由琢磨如何使他的一生襟抱與經驗,一方面作為新聞珍寶廣為傳播,一方面作為學院“家產”代代傳承,於是建議他整理出版一套新聞文集,並初步設想了這四部書。沒想到,他婉言回絕了,理由很簡單,也出乎意料,他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東西,留之多余,棄之無憾。想想眼下有的年輕記者,做了點工作,混了個臉熟,便忙不迭地出書宣揚,恨不得“天下誰人不識君”,不由得令人感慨。后來我們幾經勸說,特別是談及他的“如果有來生,還是做記者”“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多吃文化的‘五谷雜糧’,少吃精神的‘維生素’”等新聞理念,若無一套系統的讀本,怎麼讓更多的新聞人、讓一代代的新聞學子普遍受益時,他才算勉強答應先試著出版一部“作品選”。

這部作品選反復打磨,幾番寒暑,終於在2009年付梓,其中收錄了他在不同時期的新聞作品,包括《分清主流與支流,莫把“開頭”當“過頭”》、“睡”出來的新聞《月光如水照新村》、膾炙人口的《十三大手記》《十四大手記》《兩會漫筆》以及《追求新聞中的文化味兒》等名篇佳作,有的作品還附有背景說明。當年夏天在主持學院畢業典禮時,我就借這部內涵豐厚、裝幀大氣的新書,向即將走出清華的新聞學子提出最后寄語,希望他們至少看看其中的《〈岳陽樓記〉我心中的燈》。僅從這篇作品中,就可以多少體味一代新聞大家的道德文章:

人的一生,總是有順境,也有逆境。順境如何自處,逆境如何自安,這是一門終生學不完的學問。

有些朋友問我:在你的一生中,有過大的順境,也有過大的逆境,而且逆境的時間長於順境。但是看來你似乎往往保持著一種平常心態,既無大悲,也無大喜,不知何以使然。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組織的開導、親友的鼓勵、同志的愛護等等,除此之外,可能還有一點:中西文化的熏陶,特別是中國古典詩文的影響。

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典詩文中,我學過的隻能說如滄海一粟。即使這一點點,由於它內容的博大精深,影響的潛移默化,使我終生受用。這裡隻想提一篇名文對我一生的影響,這就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一樣,發生了根本變化。走出逆境,跨入順境,好事接踵而至,難免喜形於色。當我被任命為《經濟日報》總編輯時,馬上寫信向上海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報喜,信中自謙地說:“多年荒疏,深恐難負重任”,本以為能使高堂高興一番,不料母親的回信卻是:“我覺得你是‘其言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我勸你一句話:位高墜重,君可休矣!”一瓢冷水,把我澆得好心涼。冷靜下來想想,母親的話還是老祖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要我寵辱不驚,不要在順境裡沖昏頭腦,忘乎所以。這番話,我至今難忘。﹝2﹞328-329

接下來問世的兩部書稿《總編輯手記》與《敬宜筆記》,均屬舊作翻新。《總編輯手記》原是他在人民日報總編輯任上,利用午休時間,寫下的值班手記,就某個專業問題或社會話題,有感而發,點到即止,后經整理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印行,遂在新聞界廣為流傳,成為許多編輯記者的案頭參考書。書中的文字或長或短,一觴一詠,豐富多彩,揮洒自如,無論對新聞工作,還是對有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背景,都頗有足觀,啟人心智,既是一位老記者深中肯綮的真知灼見,又是一位文化人直抒胸臆的筆墨春秋。僅看一些手記標題,就可略見一斑了:《新聞報道要有“意蘊”》《著眼於靜悄悄發生的變化》《部主任應是“好主婦”》《沒有“鮮菜活魚”不給付印》《學習馮驥才的提問方式》《惜墨如金的上乘之作》《“通”然后才能“俗”》《把“題眼”拎出來》《讓標題“跳”出來!》《版面安排也有“文武之道”》《評論三要素:思想•激情•文採》《讀者來信上一版頭條,很好!》《語言要“活”不要“油”》《這首〈滿江紅〉出了笑話》《先秦沒有“得意忘形”之說》《“漫道”並非“險道”》……如《對張愛玲的評價要恰如其分》,寥寥數語而如四兩撥千斤,以我有限的閱讀,覺得勝似不少張愛玲評論:

今天十版《想起了傅雷先生》,立意是好的,但其中對張愛玲的評價過高,不符合歷史。如說“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壇,騰空而起一顆耀眼的彗星,天才奇女張愛玲的出現,使當時的上海文壇喜出望外,一時間好評如潮”。這樣說太夸大了。事實是,張愛玲在當時並沒有這樣大的影響,她的作品的主要讀者對象是中學生,特別是多愁善感的女學生。有點類似前幾年的瓊瑤或三毛。文筆比較優美,但生活圈子很狹小,因此真正的文學界並未給予很高的評價,解放以后幾乎已無人提起她。想不到這兩年又突然炒熱起來,對她的評價竟然超過解放以前。這種現象並不正常。1995年8月8日﹝3﹞

與《總編輯手記》類似,《敬宜筆記》原是他為《新民晚報》的《夜光杯》欄目撰寫的隨筆,題材更為廣泛,文筆更為自如,后以《敬宜筆記》和《敬宜筆記續編》在文匯出版社結集出版,納入《范敬宜文集》則合為一書。這部著作洋溢著濃郁的歷史文化韻味,散發著鮮活的社會生活氣息,內容淹博,思想清通,文採斐然,風流蘊藉,既是新聞名作,也是文壇佳構,堪比鄧拓的《燕山夜話》、秦牧的《藝海拾貝》等傳世之作。季羨林先生為之作序道:

近幾年來,由於眼睛昏花,極少能讀成本的書。可是,前些日子,范敬宜先生來舍下,送來他的《敬宜筆記》。我翻看了一遍,就被它吸引住,在諸事叢雜中,沒用很長時間,就把全書讀完了。我明白了很多人情事理,得到了極大的美感享受。

書中的文章都是非常短的,內容則比較多樣。有的講世界大事,有的講國家大事,更多的則是市井小事,個人感受。沒用半句假話、大話、空話、廢話和套話。講問題則是單刀直入,直抒胸臆。我想用四個“真”字來表示:真實、真切、真誠、真摯。可以稱之為四真之境。

范敬宜的筆記是他自己的謙稱,實際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他幾十年從事報紙編輯工作,有豐富的慘淡經營的經驗。現在的“筆記”就是在這個基礎上信手拈來的。敬宜不但在寫作上有堅實的基礎,他實際上是一位中國古代稱之為“三絕”的人物,詩、書、畫無不精妙。他還有勝於古代“三絕”之處,他精通西方文化必是古人難以望其項背的。我杜撰一個名詞,稱之為“四絕”。﹝4﹞

對此,我也頗有同感。第一次讀《敬宜筆記》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忙碌一日,午夜時分准備入睡,隨手拿起新買的《敬宜筆記》,想著翻兩篇就昏昏睡去了,哪曾想越看越上癮,竟至一夜未眠,不知東方之既白。后來我對他說:你的書可把我“害慘了”!這等“大手筆,小文章”,不僅意蘊豐贍,但覺春風楊柳萬千條,而且文辭雋永,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隨舉其中的《莫把“大資”當“小資”》為例。近些年,民國熱、民國范兒似乎沸沸揚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個“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的舊中國,弄得貌似“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仿佛“中國人民蒙受了外國侵略和內部戰亂的百年苦難”,都隨著一片氤氳朦朧的清風明月以及“高等華人”的風流雅事而飄散了。這篇文章即從當下小資對舊上海的想象談起,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與生活記憶說明,看上去很美的舊中國、舊上海的小資生活,其實都屬於當時的“大資”——“外國的大商賈和冒險家,中國的大富翁和暴發戶,洋行的買辦,幫會的大亨以及形形色色的吸血虫”。文中寫道:

我是三十年代就開始在上海生活的,住過法租界,也住過英租界。家庭成員中既有收入不薄的留美醫師、教授,也有收入一般的中學教員,從經濟狀況來說,該能代表當時的“小資”吧。可是我家住的既不是花園洋房,也不是新式公寓,而是沒有煤氣、沒有浴室的普通“弄堂房子”,更談不上自備汽車(現在叫私家汽車)。上班、上學乘的都是有軌電車(而且總坐三等),難得坐一回黃包車。一日三餐,早餐照例是泡飯、腐乳、醬瓜,午晚一般是一葷兩素,假日才加點排骨、黃魚之類。在我們周圍的“小資”們,生活大致如此。我去過大名鼎鼎的王蘧常教授家裡,早餐同樣隻有一碗稀飯、一碟腐乳,偶然有一點肉鬆。在當時老百姓眼裡,這就算是過的“好日腳”了。

那麼,像現在那些小說裡描寫的豪華生活是不是事實呢?確是事實,可惜不屬於靠工薪生活的“小資”們。即使在我上過學的著名貴族化學校——聖約翰大學裡,坐著自備汽車來上課、晚上出入於夜總會、跳舞廳、咖啡館的也只是極少數富家子弟,大多數同學生活和我差不多。當時我也在霞飛路、邁爾西愛路一帶幽靜的街道散散步,看見過上海的“各種神秘和放縱”,可是說實話,直到我二十歲離開上海,還從沒有進過一次舞廳、咖啡館,甚至連國際飯店的大門都沒有跨進過。因為我知道自己和這種生活隔著太大的距離,而且比起閘北、南市一帶的廣大平民來,自己已經生活在“天堂”裡了。

貧富的極度懸殊才是三十年代上海(其實也是舊中國——引者注)的真實“風景線”,如果不是這樣,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上海會成為中國革命的策源地。﹝5﹞173

文章末尾的點睛之筆,真可謂一語中的,直指要害:“莫把‘大資’當‘小資’!顛倒這個次序,就會顛倒了歷史。”﹝5﹞174

范敬宜不僅一生痴迷新聞,鐘愛辦報,而且余生又為新聞教育開辟了新的路徑,一時間形成虎虎有生氣的局面。他在這方面的作為,通過《范敬宜文集》特別是其中的《新聞教育文選》而得到部分的展現和遺存,包括《新聞豈無學 典范在咫尺》《清華園的“孩子們”》《新聞敏感與文化積累》《關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的一點粗淺體會》等。如《試著說點新鮮話》,針對的既是清華學子的問題,也是當下業界學界的一些普遍狀況:

當代大學生接觸的新事物多,知識面廣,思維敏捷,這些特點決定了他們的思想觀念比我們那一代大學生復雜得多。在這種新情況下,沿襲習慣使用的灌輸、說教那一套方式越來越不靈了。形勢逼著我們必須去探索新途徑,研究新方法。我最近兩年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課,深切感到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在課堂上取得成效,必須放下架子,先當學生,陪著他們一起成長,了解他們的現實思想狀況,了解他們困惑的來源,然后結合自己幾十年的新聞實踐和人生經歷,試著用他們能夠接受的方式,對他們說點新鮮話。

比如,新聞專業學生經常不理解的是,為什麼要強調新聞媒體的“喉舌”作用。他們認為,新聞應當客觀公正,而“喉舌”是沒有獨立見解的“傳聲筒”。面對這種質疑,光講一般的定義、概念是收效不大的,就要試著從新聞史和語言學的角度進行辨析:隻要翻翻中國新聞史,就可以知道“喉舌”並不是我們今天的發明創造,從王韜、梁啟超、章太炎一直到孫中山,都曾把報刊稱為“喉舌”。喉舌者,無非是代表政黨、人民、團體發出的聲音,並沒有任何貶義。問題是西方攻擊我們的根據,是我們講的喉舌,翻譯成英語便是“organ”,即人體的器官,我們的社會輿論載體也翻譯成organs of public opinion。這確實是很難聽的,即使不是出於故意歪曲,起碼也是不懂得中國文字的特點之一,是經常用人體的器官指代某種特定概念。比如:手足(之情)、唇齒(相依)、肝膽(相照)、耳目(靈通)、咽喉(要地)、心腹(大患)、股肱(之臣)……都另有其特定的含義。如果直譯,都可以讓外國人摸不著頭腦。所以,我們不但不必為當“喉舌”難受,還應該感謝智慧的老祖宗為我們創造了那麼多豐富、傳神的詞匯……

“導向”也是學生們經常感到不理解的問題。“新聞要求用事實說話,強調導向會導致脫離事實,強加於人。”

我的“答辯”是:“其實,導向並不神秘。人的一生,都離不開導向。小孩學走路的時候,大人告訴他:不要往那邊走,那邊有坑。這是人之初的導向。長大了,隨時隨地都要按老師、朋友、組織指導的方向去為人、做事,連旅游也要聽從導游的小黃旗指引方向。我們講的輿論導向當然比這些生活導向復雜得多,但歸根到底是指導人們按照正確的方向去行事,去認識世界。西方何嘗不講導向?——leading opinion,guilding opinion都是引導輿論的意思。所不同的是,我們從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強調要旗幟鮮明,而西方則強調把觀點隱藏在事實的敘述之中。當然,我並不為某些生硬、僵化的‘導向’護短,而始終認為,我們的輿論引導應該更講究方法,講究藝術。”﹝2﹞354-355

曾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的文化人梁衡,2008年寫了一篇《飽學與憂心——讀范敬宜》,將范敬宜與兩位歷史名人相提並論,一位是其先祖范仲淹,一位是當年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鄧拓,黃鐘大呂,氣象高古,那麼就以此作結吧:

年前我在刊物上讀到他的《重修望海樓記》,大喜。其結尾處的六個排比,氣勢之宏,憂懷天下之切,令人過目難忘,真正是一個《岳陽樓記》的現代版。當世之人,我還少見可與並駕之筆。現抄於后:“望其澎湃奔騰之勢,則感世界潮流之變,而思何以應之﹔望其浩瀚廣袤之狀,則感孕育萬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納百川之廣,則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測之深,則感宇宙無盡之藏,而思何以寶之﹔望其波瀾不驚之靜,則感一碧萬頃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則感裂岸決堤之險,而思何以安之。”沒有一生坎坷、滿腹詩書、一腔憂心,何能有這樣的文字?

人民日報十多位總編,自鄧拓之后,其才學堪與其比者,唯老范一人﹔范仲淹倡“先憂后樂”已千年,我身邊親歷親見,能躬行其道,又發之為文的新聞高官,唯老范一人。我隻有用《岳陽樓記》的最后一句話來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新聞教育文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51.

﹝2﹞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新聞作品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3﹞范敬宜.范敬宜文集:總編輯手記﹝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424.

﹝4﹞季羨林.代序——讀敬宜筆記有感﹝M﹞//.《范敬宜文集:敬宜筆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5﹞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敬宜筆記﹝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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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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