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風雲一報人——索爾茲伯裡與長征故事

距今三十載的1983年，一位美國記者一再努力，終獲中國政府同意，在古稀之年踏訪紅軍長征路，並以一部轟動世界的新聞名作，成就了斯諾及其《西行漫記》后的又一裡程碑。這位記者就是知名美國新聞界、馳譽天下新聞人的哈裡森·索爾茲伯裡（1908-1993），而那部名作就是《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索爾茲伯裡的《長征》，既為人們觸摸一段傳奇歷史提供了鮮活的感覺，也為新時期的中國記者採寫新聞、講述故事展現了新穎的范本。僅看其中的小標題，就足以引發讀者的好奇與興致：《月光下的行軍》《“赤匪”的興起》《擔架上的“陰謀”》《魔毯（草地）》《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

作為一代名記者，索爾茲伯裡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已經以合眾國際社記者的身份活躍於歐美，二戰期間，深入前線，採訪蘇聯，發出《列寧格勒被困九百天》等傳世報道。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他又出任《紐約時報》常駐莫斯科記者，毛澤東主席出訪蘇聯時，他還參加了蘇方舉行的歡迎宴會。他一生獲得的榮譽與頭銜包括普利策新聞獎、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全美作家協會主席等。

1938年，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問世，30歲的索爾茲伯裡同千萬歐美讀者包括羅斯福總統一起先睹為快，從此他就對中國、對長征心向往之，對斯諾欽佩有加。不久，他便在歐洲相遇了這位崇敬的同行：

我見到斯諾是在二次大戰期間。這時我倆都是戰地記者，恰巧都在蘇聯採訪關於蘇聯紅軍作戰的消息。我們一起上前線，報道蘇聯紅軍如何擊退希特勒的部隊，如何把他們從蘇聯的領土上清除出去。斯諾和我自然常常談到中國……我同斯諾的多次交談，加深了我對長征的興趣。﹝1﹞

在聞名世界的《西行漫記》裡，斯諾曾預言：總有一天，有人會寫出一部關於長征這一驚心動魄遠征的“全部史詩”。只是他不可能想到，這一心願由索爾茲伯裡實現了。早在斯諾去世、尼克鬆訪華的1972年，索爾茲伯裡就向周恩來總理提出了採寫長征的請求。過了11年，當中國大使館打來電話，同意他的計劃時，他欣喜不已地喊道：“我簡直不能想象，這世上還有什麼比長征更絕妙更刺激的事情！”﹝2﹞

於是，1984年，紅軍長征50周年之際，索爾茲伯裡從江西的於都河畔出發，沿著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的行軍路線乘車行進，途中也涉足了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的部分地區，歷時72天，到達了長征的落腳點——陝北的吳起鎮。一路上，陪伴他的除了妻子夏洛特，還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館長秦興漢將軍，外交部譯員、一位老紅軍的后代張援遠——《長征》中譯本的譯者之一，美國外交官、“中國通”謝偉思——當年在延安就曾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交往深厚，為此在“麥卡錫時代”還同斯諾等一同遭到政治迫害。

時隔20年，張援遠想起那次“長征”還不勝感慨：“那是一個真正的老人團呀”，“老頭兒那年75歲，他的朋友謝偉思74歲。妻子夏洛特再有兩星期就70歲！索爾茲伯裡還有心臟病，身上還帶著心臟起搏器呢”。張援遠回憶說，索爾茲伯裡“這老頭兒，可不得了”：

拒絕了各地政府提供的小轎車，隻坐面包車或吉普車。雖然坐這種車對人的腰、腿、背都是一種“考驗”，但好處是坐的人多，可以隨時在車上開咨詢會、座談會。因為道路十分顛簸，“老爺子”隻能在車上記個梗概。他的筆記本上又是文字又是符號又是數字還有莫名其妙的涂鴉，簡直就像“天書”。盡管各地政府對這位“老外”都極為照顧，但因為那時條件限制，也常常會有許多讓這幾個外國人感到不方便的地方。沒有更潔淨的水，一瓶水傳來傳去，幾個人對著嘴喝……面對著漫長崎嶇的路途，疲憊困乏的身體有時真感到難以支撐。每到這時，索爾茲伯裡那種當戰地記者錘煉出的意志和良好的職業道德就會顯露出來。

“這老頭兒還真有點‘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的精神。他一路上總是對我們說，中國紅軍男女完全靠徒步走下來的，我們呢？又有吉普車又有面包車，還有指揮車開道，已經很不錯了。”張援遠還記得索爾茲伯裡在路上不止一次地對他說過：“隻有親身走過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現實主義的方式描繪出長征中的戰斗和艱難困苦——特別是過雪山和草地!”

索爾茲伯裡真正開始“戰斗”的時間是晚上。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伴著窗外的山風和虫鳴，索爾茲伯裡那台在蘇德戰場就用的舊式打字機便??啪啪響起來。他細細整理著白天的記錄，小本上的一切數字符號草圖此時都變成了流暢的文字，就連沿途所見的風俗風景也一一寫了進去。陪同他的中方人員——軍博館長秦興漢和翻譯張援遠歇息了，謝偉思睡了，連妻子夏洛特也進入了夢鄉，隻有索爾茲伯裡和他的打字機還在工作。﹝2﹞

由於玩兒命工作，走到西昌時，索爾茲伯裡的心臟病犯了，險些喪命，人們趕快用飛機送他去成都搶救，才算化險為夷。回到北京后，他又採訪了多位紅軍將領，包括李先念、肖克、楊成武、肖華、程子華、李一氓、姬鵬飛等，以及幾十位紅軍老戰士、老船工、老赤衛隊員等。然后，帶著幾箱資料、圖片、照片和筆記本返回美國。1985年，書稿殺青。由於鄧小平發話，允許外國人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中國革命，於是讓他意外的是，中國有關部門除了校正人名地名等外，未對敏感章節增刪任何內容。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如同古希臘的特洛伊戰爭激發了詩人荷馬的靈感，創作了兩部英雄史詩《伊裡亞特》與《奧德賽》，中國的萬裡長征不僅激發了詩人的噴薄詩情，留下膾炙人口的史詩華章——鐵流兩萬五千裡、不到長城非好漢、“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長征組歌》……同時更吸引了新聞人與文化人，書寫了各領風騷的名篇佳作，其中索爾茲伯裡的《長征》如今最為著名。

作品開篇就先聲奪人：“每一場革命都有自身的傳奇。”美國革命的傳奇，是獨立戰爭最困難的冬天，華盛頓將軍與愛國者們在“福吉谷”陷入險境，“度過了那次嚴峻考驗之后，喬治·華盛頓和他的戰士們踏上了勝利的征途”。與此相似，“法國革命摧毀了巴士底獄。對俄國革命來說則是攻佔彼得格勒的冬宮。當時巴士底獄中僅關押著七名囚徒，而布爾什維克進入冬宮則易如反掌。因為冬宮隻有一些年輕人和婦女在守衛。但是這些都無關緊要。它們都成了革命的象征”﹝3﹞。

而在索爾茲伯裡看來，“1934年中國革命的長征卻不是什麼象征，而是考驗紅軍男女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本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地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3﹞。這是他為長征及其作品定的基調或主題，嘈嘈切切錯雜彈的繽紛敘事均由此展開。基調或主題盡管恢弘壯偉，但筆法卻娓娓道來，朴素，生動，引人入勝。《長征》給讀者的閱讀體驗以及鮮明印象，首先當數惟妙惟肖的人物故事以及富有歷史感的細節。尤其剛剛走出格式化、程式化的年代，如此活靈活現的文字怎不令人耳目一新：

她還記得在吉安第一次參加戰斗，在一個小屋裡度過的一夜。小屋裡亮著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她從來沒有見過電燈，也不知道怎麼關燈。最后她拿起步槍，舉起來用刺刀捅破了燈泡。這杆帶刺刀的槍比她還高幾英寸呢。

博古在長征開始時是二十六歲。從十八歲至二十二歲，他在莫斯科呆了四年。長駐莫斯科領導博古他們的王明也隻有二十八歲。洛甫當時是三十四歲，算是較為年長的了。

長沙師范學校大門的石頭上刻著“實事求是”。這是“徐老（徐特立）”的手跡。毛澤東后來把這一格言當作他政治哲學的基礎。

危秀英是個黃花閨女，曾被賣給人家當童養媳，她記得當她和一位年青戰士一起蹚水過河時，引起了那位戰士的驚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這位戰士喊道：“你受傷了嗎？”她意識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經排血。他不知道婦女還來月經。在這方面許多戰士與他一樣無知。

當晚，毛和李先念談了一次話。毛問李三十軍有多少人（李以前指揮第九軍，此時指揮第三十軍）。李說有兩萬多。毛問他多大了。李說二十五六。

張國燾一度曾走到周恩來面前說：“你們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問道：“你們有多少人？”張說：“我們有十萬。”周回答說：“我們有三萬。”周的夸張程度比張的要大得多。

（過草地時）在后衛部隊前面的紅軍指揮部的人們患了可怕的腹瀉和痢疾。粗糙的整顆的谷粒和麥粒通過腸道排泄出來時帶著血污。面臨著飢餓威脅的后衛部隊，挑揀著這些谷粒，就像麻雀從馬糞中撿燕麥粒一樣，他們把谷粒洗淨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高崗擔任了劉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強，但正如一位中國人所說，他有“亂搞女人”的壞名聲。劉志丹對此當然不能容忍，對高崗行為放蕩不羈的問題，有一次劉曾提出要處決他。

他（鄧小平）打牌爭輸贏，但不賭錢。輸者得鑽桌子，鄧輸的時候，牌友們總是說：“你可以免了。”他總是說：“不，我要鑽，這是我們打牌的規矩。”然后，他就鑽了起來。由於他的身材矮小，鑽桌子對他來說比較容易。﹝4﹞

…………

故事，故事，故事！細節，細節，細節！引語，引語，引語！此類西方記者的新聞筆法，如今我們無不習以為常，並已融入中國的新聞實踐。我在《新聞記者》撰文《讀“天珠”，談新聞》，所談清華新聞研究生劉鑒強的《天珠——藏人傳奇》（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即為一例。熟悉斯諾的《西行漫記》以及《翻身》（韓丁）、《中國的驚雷》（白修德）、《中國震撼世界》（貝爾登）、《震撼世界的十天》（裡德）、《光榮與夢想》（曼徹斯特)、《普利策新聞獎》（特稿卷）等作品的人，對這路新聞筆法更不陌生。出自歐美記者的新聞名作，都有類似的特征與風格——注重細節、講究敘事、栩栩如生的情景、個性鮮明的引語……

雖然過了30年，我對坐在暨南大學圖書館，讀著《光榮與夢想》的印象依然深刻難忘，但覺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改革開放初，廣州領風氣之先，女孩子長發飄飄，走起路來娉娉婷婷。於是，看到曼徹斯特描繪當年美國大學校園風景的一個細節，不由莞爾：由於長發披肩，每個女生從后面看上去都像美女。

再以貝爾登記述解放戰爭的新聞經典《中國震撼世界》為例，有段描寫華北平原的文字，讀來同樣生動形象，歷歷在目：

要想對華北平原的地形有一個清楚的概念，隻需在地上放一個大寫的A字，A字的左腿代表平漢鐵路，右腿代表津浦鐵路，中間一橫代表隴海鐵路。A字的頂點是蔣介石的華北集團軍的司令部所在地北平﹔左邊底端是他在華中的供應基地漢口﹔右邊底端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所在地南京。

A字上端的三角形可以代表華北平原的中心地帶，自從一九三八年以來，共產黨就在這個地區與日本人作戰。

黃河像一條泥鰍，從群山西面游出來，沿著A字中間的橫杠，忽上忽下，蜿蜒穿越過中原，滋養著中華半壁江山。

而貝爾登對中國革命性質及其原因的分析，更是舉重若輕，鞭辟入裡：

法國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實現平等和民主，近代德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實現統一，俄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曾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任務則是同時解決這三種問題。中國必須爭取民族獨立，因為它仍然處於受外國支配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國必須爭取民主，因為它仍然處於專制統治之下﹔中國必須開展土地革命，因為它仍然被封建地權所束縛。

至於美國記者科林斯與法國記者拉皮埃爾合寫的《巴黎燒了嗎》，看起來簡直就像一部驚險小說，環環相扣，扣人心弦。而如此傳神的“深度報道”，沒有一絲一毫虛構，“事事有根據，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處”（董樂山），每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都無不有根有據，都由採訪調查所得，讓人嘆服。同樣不得不嘆服的是，《西行漫記》《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國新聞史》《巴黎燒了嗎》等佳作佳譯，都出自同一位新華社的新聞人和文化人——董樂山。他在譯介這些名作之余所著的《譯余廢墨》，同范敬宜的《敬宜筆記》一樣，均屬“大手筆，小文章”。巧的是，董樂山與范敬宜還是聖約翰大學的校友。

無論受到此類筆法多少熏染，反正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非虛構”作品，包括新聞報道顯然日益靈動，千姿百態，如新華社的中國新聞獎一等獎作品《索瑪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中國青年報》“冰點”的開篇之作《北京最后的糞桶》、《北京日報》的《赤腳醫生——二十世紀中國的溫暖記憶》、中央電視台的《皮裡村蹲點日記》以及黃濟人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沙場》、張正隆的《雪白血紅》……即使學術著述《苦難輝煌》，風格章法都頗有《光榮與夢想》的韻味。其間，王樹增的非虛構“三部曲”《朝鮮戰爭》《長征》《解放戰爭》尤為典型。以書寫長征而論，斯諾自是先驅，索爾茲伯裡的《長征》再上層樓，而王樹增的《長征》堪稱又一高峰。中央電視台曾邀請王樹增在《百家講壇》開講長征，果然名不虛傳。

或是所見略同的巧合，或是靈機一動的啟發，就在索爾茲伯裡踏訪長征的1984年，《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也走上長征路。不同的是，他完全靠兩條腿一步一步“丈量”了萬裡長征路，而且嚴格按照紅一方面軍的路線和日程行進。所以，他成為第一位名副其實重走長征路的記者。每到一地，他都將當日見聞寫成新聞，發回報社。於是，從1984年10月16日到1985年10月19日，讀者每天都能在鄧小平題寫報名的《經濟日報》上，讀到這組系列報道——《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告》，仿佛隨他過湘江、渡赤水、攀上婁山關、跨越大渡河，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扎營盤……如他后來回憶道：

1935年1月7日夜裡兩點，紅軍打開了遵義城門。50年后的1985年1月7日我也必須在同一時辰進城門。在提前到達城門口的1個小時58分的大雨天氣中，我脫下雨衣用棍子一撐當帳篷，搬了磚頭壘起了“辦公桌”，在忽明忽暗的燭光下寫完稿子，用明碼電報發回北京。

猶記一年冬天，我在清華主持“名記者研究”課程，邀請各路名家來給新聞學子傳道授業，上課時間是晚上7點20分。邀請羅開富那天的下班時分，京城突然紛紛揚揚卷下一場大雪，冰天雪地，交通癱瘓，許多人輾轉跋涉，午夜或凌晨才到家。時任經濟日報常務副總編輯的羅開富，5點許離開報社，趕來清華，結果也陷在路上，寸步難行。一兩個小時中，我一邊安頓學生，一邊不時同他聯系。眼看天氣越來越糟糕，覺得今晚課程恐怕夠嗆，便建議他打道回府，以后再說。而他不肯輕易罷休：長征路都走過了，這點兒困難算什麼，今天就是爬也要爬到清華！走過長征路的人，確有一種精氣神兒，當然最后還是勸他折回了。

繼1985年《長征》問世，索爾茲伯裡又在1988年出版了《變革時代》，中譯本題為《天下風雲一報人——索爾茲伯裡採訪回憶錄》。在“卷頭語”裡，他提到自己敬佩的三位同行：以報道十月革命著稱的約翰·裡德、同中國革命息息相關的埃德加·斯諾、涉足古巴革命的《紐約時報》記者赫伯特·馬修斯。他還說道，中國是他“兒時及今心中之麥加”。拙著《傳播學引論》從1993年第一版到2013年第三版，一直引用書中記述的一段裡根逸事，以說明“擬態環境”的影響。

有一次裡根接受記者採訪，當談到美國的種族問題時信口說道：“我們美國真是一個妙不可言的地方！你們記不記得就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一天，羅斯福總統一道命令就取消了美軍中的種族隔離？”記者一聽不對頭，美軍中的種族隔離是到二戰結束后，杜魯門當政時才取消的嘛，為此還曾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裡根對記者的反駁並不介意，又耐心解釋說：“怎麼不是，你忘了嗎？當時珍珠港一艘軍艦上有位黑人廚師，當全艦官兵都打光時，他抱起一挺機槍對空掃射，結果擊落一架零式戰斗機。於是，第二天羅斯福就下令取消美軍中的種族隔離。”聽裡根這麼一說，記者才算明白是怎麼回事：“總統記得一點也不錯，但那不是事實，而是一部電影裡的情節。”﹝5﹞

距今二十載的1993年，一代名記者哈裡森·索爾茲伯裡長別了一生鐘愛的新聞工作。按照其生前囑托，那台伴隨他半個世紀，從蘇德戰場到萬裡長征的老式打字機留給了兒子﹔那個隨身攜帶踏訪長征路的心臟起搏器送給了中國。當年5月，當張援遠把這件遺物轉交中國軍事博物館時，在場許多人眼圈都紅了。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裡長征人未還。斯人已逝，長征魅力永恆：

（長征）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在它仍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和激情。我想，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於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被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6﹞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哈裡森·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M﹞.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等，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中文版自序”第1頁.

﹝2﹞秦曉鷹.索爾茲伯裡和他的《長征》故事——訪外交部翻譯室主任張援遠﹝N﹞.中國財經報，2004-10-23.

﹝3﹞哈裡森·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M﹞.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等，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1.

﹝4﹞哈裡森·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M﹞.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等，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33，80，86，91，279，282，312，337，400.

﹝5﹞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天下風雲一報人——索爾茲伯裡採訪回憶錄﹝M﹞.粟旺，等，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0：309.

﹝6﹞哈裡森·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M﹞.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等，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中文版自序”第4頁.

﹝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

﹝美﹞哈裡森·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等譯，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

王樹增：《長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