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趙月枝

在希臘聖城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上鐫刻著一句名言：認識你自己。相傳蘇格拉底一直將其奉為人生箴言，並依此為希臘哲學注入了新的生機。而這句話也成為繼蘇格拉底之后，一直貫穿西方哲學發展的主題：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認識你自己”的歷史。

這本是一個古老且遙遠的話題，卻不知為何在我做完對趙月枝教授的訪談之后盤旋不去。在長達4個多小時的對話中，這位身份多元的華裔傳播學者展現了驚人的邏輯思辨能力以及鮮明的話語主導意識，她敏銳地拿捏著自己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話語角色，從始至終，她的語言表達都流露出了與她的學術研究極為相似的風格：敏感、警覺、執著、透徹，或許還有著她未嘗願意承認的——強勢。而在她侃侃而談的背后，似乎還有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識在貫穿始終，那就是她對於主體性問題的一針見血。趙月枝說：“整個學術不就是主體性和人的問題嗎？批判者隻有把自己的主體放在裡面才能做到完全徹底的批判。如果你的學術都不敢碰自己的生活，那麼難道不是一種異化嗎？”

“我的世俗人格和學術人格是一致的”

不同於那種將“個人生活體驗與學術分開的中產階級專業主義意識形態”，趙月枝篤信“個人因素與學術研究的相互構建關系”，這也讓人們在她的不同文章中看到了她毫不避諱的家庭出身：因飢餓而死的外祖父，身為農民的父母，絕望自殺的表妹，少年打工而落下腰疾的弟弟，“留守兒童”的外甥和對兒子無限歉疚的妹妹，以及改革開放后作為中國留學和人才政策的受益者與跨國知識精英一員的自己……趙月枝說:“當其他人把他們學術的階級立場隱去，把資產階級的知識立場當作普世立場的時候，我偏偏要把我的知識立場亮出來。我這樣做，一部分是出於無奈和對知識霸權構建的警覺﹔第二是出於批判學者在方法論、認識論上的自覺﹔第三，我想說明我的世俗人格和學術人格是一致的，所以我很坦然。”

正如趙月枝所言，每個主體都是被生活過程所構建的，然而很多研究卻在隱去的主體性中掩蓋著知識生產中的權利關系，於是話語霸權輕易地產生。不過，“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如果隻能從自己的經歷裡出發，就不配聲稱在公共領域佔一席之地。因此，你要有能力去反思和超越自己，這就首先需要把自己言說清楚”。

在學術與生活之間，趙月枝繼續袒露著身為學者的赤誠：“有人同情我太累，說我太把學術當真了，說我不知道生活和學術的分野。我知道生活有生活的邏輯、學術有學術的邏輯，但我的學術情懷和我的生活理念是一致的。當你的工作讓你去說謊，而你在生活中卻可以照舊，這實際上是很可怕的，我寧願相信我的人格跟我的抱負是不能分裂的。”

關於趙月枝在學術與生活上的純粹，黃衛星曾經在《批判知識分子的角色建構》一文中這樣寫道：面對她自己從中國最底層的農民階層到跨國知識精英階層的經歷，面對無法招架的學術邀請和中外學者希望調用她的學術資源的各種請求，面對來自家人和朋友的各種求助要求，面對自己幾乎淪為學術“奴隸”的既勞累又快樂的生活狀態……她調侃說，現在終於從個人生活層面明白了《紅色娘子軍》中那句著名的台詞：“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於是乎，面對我的來訪，這位爽直的學者同樣單刀直入：“我甚至可以理解你來找我，也是為了完成你的學術，從這個角度上講你是帶有工具目的的。但如果我們談的是學術的共同理想，我既滿足了你的學術目的，也滿足了我希望把自己的批判學術跟你分享的目的，那麼這個功利便和抱負是一致的。或者如果今天我的談話影響了你，使你對批判學術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我的學術生命在你的學術生命中有哪怕百分之零點幾的延續，那麼我也就值得了。”

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曾在他的名著《正義論》中這樣說道：“永恆的觀點不是一個從世界之外的某個地方產生的觀點，也不是一個超越存在物的觀點，毋寧說它是在世界之內的有理性的人們能夠接受的某種思想和情感形式。心靈的純潔，如果一個人能得到它的話，也許將看清這一切，並且將根據這種觀點把一切做得輕鬆自如。”或許，這種烏托邦式的理想標准也恰恰應和了趙月枝對自己世俗人格與學術人格關系的定位，盡管理想主義有時僅僅被作為一種追求現實的方向，但大多數時候，誰又能不向這種“心靈的純潔”致以敬意呢？

“我的知識反哺面臨著污名化”

趙月枝的學術話語總是彌漫著一種深思熟慮的警覺，“我文章中的修飾定語很多，因為它是一種更嚴謹、更准確和更具邏輯關系的表述，我是為了防止被簡單化的解讀，實際上這也是被‘妖魔化’給練出來的”。正如她所說的，她有自己的苦惱：“我的知識反哺面臨著污名化、簡單化的障礙，我現在就缺真正批判我的學術對手。”

這確實不是矯情，在趙月枝幾次三番所提到的“污名化”一詞的背后，是她面對國內學術場域的某些無奈：“首先我是農民出身，沒有知識分子血統。第二，我的學術跟別人不一樣，我攪了別人的‘清夢’。第三，在一個男權主宰的學術界，我還是一個剛性十足的女學者。知識場也是權力場、名利場。公共領域為了利益和偏見黨同伐異，有時沒有什麼學術標准可言了。污名化作為一種手段，已經開始了赤手空拳的肉搏。所以呢，出於性別，出於階級，出於學術立場，我和我的批判學術成了某些人污名化和八卦的對象。”談到這裡，趙月枝略顯激動：“曾幾何時，身份論被認為是極左思維，而現在偏偏有些人，一方面批判極左，一方面自己的思維又是如此僵化，用簡單的階級決定論來看待我的身份和學術立場：你已在西方過上了資產階級生活，有什麼資格回來談馬克思主義和批判學術？”趙月枝說：“我每次回來都告訴自己，不為謠言所擾，但就是有人顛倒黑白，把我的觀點反著讀，以迎合他們自己的觀點。”而更讓趙月枝哭笑不得的是，“一方面，有學者把我污名化為‘隻批市場不批國家’﹔另一方面，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反而又被國家‘截流’了。所以這倒是形成了一個無意之間的合流。如果自己不去解讀我的文章，而只是把別人的誤讀拿過來問我，我會覺得是對我的不尊重”。

回顧這些年回國工作的經歷，趙月枝談到了她因為不被理解而產生巨大壓力的兩次“情感爆棚”，一次是在杭州西湖邊的號啕大哭，一次是在北京中山公園社稷壇前的痛苦流淚。趙月枝直言，有好心人曾向她轉達過別人對她的質疑，“都去了加拿大了，還回來做什麼？”而與此相關的各種猜忌和流言，讓“污名”這個來源於古希臘社會和基督教傳統的詞語帶給了關注“系統世界”構建的趙月枝更多的敏感與警覺。

“即便如此，我永遠抱著一種可以相交的、開放的態度，盡我的一切去爭取對話，而不是去樹敵。但是作為一個平凡的人，有些情感終究是自己要面對的。”趙月枝的話耐人尋味。

“國內的學術場域對我很有吸引力”

2009年，趙月枝受聘為中國傳媒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這使得她每年有更多的理由和更好的條件在國內從事學術活動。趙月枝說，她現在滿腔熱情地在國內，除了作為華語傳播學人所承擔的歷史責任，主要就是沖著這裡有很多人願意與她對話。她強調，對在國內學術圈得到的滋養、靈感、支持和理解，她是非常感念的，而這也正是她的重要學術動力所在。

“我覺得國內這個學術場域還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最近十年，我認識了一些讓我非常佩服的、有理想有追求的學者。我發現這裡有一個學術共同體，不僅是在傳播學領域，也在思想界和整個學術界。一個是同齡人裡面有一批對學術有嚴肅追求的志同道合者，另一個是有不少喜歡跟我交流的年輕學者，比如你。”趙月枝笑言。

無論是授課、講座、暑期班培訓，還是成立工作坊、設立學術論壇、參加學術會議，趙月枝兢兢業業地完成著她所能做的分內分外事。她幾次認真地強調，“我願意回國內來做很踏實的工作”，“我真的是來腳踏實地做我的學術的”，而她也的確為這一初衷付出了堅實的努力。

“最早給黃旦老師‘黃埔一期’（第一期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暑期學校）講課的時候，我是上下午連講了三天。中午、晚上還有學生跟我一起吃飯，直接就又把論文提綱給我看了。有一次講完課程去我妹妹那兒，吃了很多高蛋白的東西，結果體力消耗到根本不能承受，進了醫院急診。還有一次我去復旦講課，因為對方組織得比較晚，我是臨時把行李寄存在首都機場，人直接去了上海，講完后再回到北京做該做的事。”趙月枝說，“我也不想把自己說成多麼獻身學術，但是我每次回來是有非常高的學術熱情的。”

在眾多志同道合者之中，趙月枝對復旦大學呂新雨的欽佩敬服溢於言表。“我們傳播學跟社會科學界、跟思想界是沒有對話的，大多數時候是在自己的圈子裡自言自語，而新雨是我們當中不多的能與外界對話的人，在我參加過的一次國外頂級學術論壇上，她是國內傳播學界唯一的代表。她對於知識共同體的追求非常真誠。”趙月枝在談及呂新雨的時候有一種讓人印象深刻的惺惺相惜之感，“我一直倡導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相結合，正是因為注重客體和主體二者融合的框架，這也可以理解我和新雨的合作，我從某種角度可以被認為是關注客體結構出身的，而新雨搞美學出身，她的研究更多從主體性問題切入。我們都希望能在同一平台上做一些腳踏實地的事情。”

可喜的是，在支持呂新雨在復旦大學成立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並友情出任該中心學術主任，以及在復旦參與了幾次學術活動以后，今年7月，由趙月枝作為發起者之一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論壇暨中國傳媒大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成立儀式即將啟幕，這也可以看作是趙月枝與國內學術共同體合作的一個裡程碑。她說：“國內的學術場域對我很有吸引力，讓我很興奮，我也希望能夠超越中國和西方的話語流動去提供一個第三者的視角，所以對這個話語空間，我很珍惜。”

“我是以批判贏得他們的尊重，而不是迎合”

趙月枝談及她在北美的學術師長時，同樣充滿了感恩。“在我們傳播政治經濟學，也就是批判學派裡面，我得到了很多學術長輩的提攜和培養，從最早的達拉斯•斯邁思與赫伯特•席勒，再到丹•席勒。當我還在南加州聖迭戈任教的時候，赫伯特•席勒雖然已經退休了，但還在教課，第一次見到他，我提到自己在研究中國的電訊業，第二天我就在自己的郵箱裡拿到了他給我的關於中國電訊業的一份剪報，這件事特別讓我感動。”即便如此，趙月枝接著說，“年長的學者們對我有提攜，我們也有自己的學術共同體，但我也不會因為他們的提攜就盲目地贊成他們的學術。李金銓老師曾有篇文章批判我說：趙月枝‘響應’西方批判學者的‘號召’。聽起來我有點像‘盲目的知青’，但實際上，即便是批判學派裡面最有影響的學者，我也會和他們平等地討論和批判，我是以自己的批判贏得他們的尊重，而不是迎合，我絕對不會去迎合”，趙月枝自信且坦然。

趙月枝聊到了她曾經和丹·席勒的一次辯論，而這位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名家正是那位曾經對她關照有加的美國批判學派鼻祖赫伯特•席勒的兒子。“當時他還在加州大學，我已經回到溫哥華，他有一個關於數字資本主義的理論框架，邀請我與他合作寫一篇論文，起先他可能期望我的中國研究在這個理論框架裡演繹，但我更強調中國的社會和歷史緯度以及這些層面對數字資本主義邏輯的調節。我們討論得很激烈。最后丹•席勒對我說：趙，你說服我了，你做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所以說，我和這些學者之間，如果說我得到了他們的尊重，那不是因為我是他們的‘本土信息提供者’，而是因為我真正以平等的身份去跟人家交流和對話。你越是依靠販賣人家的理論框架到中國來為自己獲取資本，或者靠著別人的光環來映照自己，越是不會長久。我就是這樣與西方的所謂大家們處理關系的，而恰恰是這樣，別人會更尊重你。”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晚輩”

趙月枝從師長那裡得到的幫助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和晚輩或是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我是這樣一個人，雖然我對學術很有熱情，但是我不會把自己的學術研究強加於人。我是尊重主體性的，我會跟人家說有這樣或那樣的可能性和學術文獻需要面對，但是我絕對不會說像有些導師那樣讓你做什麼就做什麼，我認為這是利用你的權力把自己的學術強加給別人，我不會這樣。”

在對學生的啟發和引導中，趙月枝總是努力讓他們找到個人的主體性，“也就是學術要對他的個人生活有意義，而不是人雲亦雲”。趙月枝直言不諱地說，有一次她在倫敦上空的飛機上讀到了一位她所尊重的傳播學前輩對她誤讀的論文，她當時難過得恨不得跳下去。“科林•斯巴克斯后來安慰我說：‘如果那些人刻意地去邊緣化你，那麼他們自己反而會被邊緣化。’從那以后，我更強化了對學術晚輩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我會非常非常全心全意地去扶持學術晚輩，把我自己的一切，不能說獻給，而是放在對學術晚輩的扶持上。”

說到這裡，趙月枝回憶起了當年在廣院時的生活：“當年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看著在校園裡穿梭的一群群藝術和播音主持類俊男美女，同宿舍一位同學說了一句話：廣院輩有人才出，各領風騷小半年。我覺得這句話是非常好的。就像你說的，我們此時意氣風發，正在學術的巔峰，但是要記住：長江后浪推前浪，各領風騷小半年。你要知道自己只是個學術的傳承者和探索者，而不要把自己當作一個霸主。所以說，我會盡全力去扶持年輕的學者，這裡面當然有兩個道理：第一是你想壓都壓不住人家，這種打壓是徒勞的。第二是你隻有盡自己的力量去扶持人家，去賦權人家，去給人家學術營養，去把人家培養起來，你所鐘情的學術事業才會壯大。我就是這樣想的，所以至今我可以非常驕傲地說，我對年輕學者投入的心血是非常非常多的。”

趙月枝介紹說：“我培養的不僅是我自己嫡系的學生，隻要是國內的年輕學者，我都會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扶持。因為這是一個共同的學術事業的問題，而這項學術事業、這條學術道路隻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加入了，做研究才會有意義。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晚輩，而當我們這個批判傳播的學術共同體越來越大，我們的學術生命也就值得了！”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趙月枝聯合呂新雨和台灣的馮建三教授組建了一個叫“傳播驛站”的以年輕人為主體的批判傳播英文文獻譯介團體，希望帶動年輕學人在批判地譯介西方前沿學術的共同學術勞動中，從一字一詞開始，在一步一個腳印做學問的過程中，建設學術共同體和確立學術主體性。這個團體的30多名學人目前正在同心協力翻譯一部叫《馬克思回來了》的批判傳播學最新論文集，並在今年7月，將接著傳播政治經濟學論壇在中國傳媒大學圍繞這部著作做第一個“傳播驛站”工作坊。

批判的起點：認識你自己

與趙月枝的訪談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她的身上似乎有著一種強大的透視能力，讓你無法回避那些在現實生活中容易被隱去因而也相對“安全”的主體存在，她對我說：“因為你的研究不是面對我的學術，而是面對我的人，你是要做口述史的，所以我就變成了你的研究對象。今天雖然是我在對你夸夸其談，但其實你才是這場話語的主導者，而我其實是被動的。”面對她眉頭微蹙的冷峻，我不得不承認，她甚至比我更清楚我自己的存在，在這位批判學者的眼中，“話語權力”無論是在“系統世界”裡還是在“生活世界”裡，似乎都無處遁藏，也無須遁藏。

在訪談過程中，除了龐大信息量的學術話題，趙月枝不經意間提及的另一個話題同樣令我好奇：關於丈夫和女兒。然而一個更重要的細節是，在她理性思維貫穿始終的侃侃而談中，唯獨在談及家庭的時候，她的語氣才變得柔和溫煦，甚至有一些因為懷想而略帶遲緩的陶醉：“這個夏天，我們一家三口在三個大陸。我老公一個人在加拿大，那天他通過電話，用鋼琴給我彈了一首《我愛你中國》，再用吉他給我彈了一首《北京愛情故事》裡面的主題歌《滴答》，最后給我說了一句——匯報演出到此結束。”說到這裡，趙月枝禁不住笑了起來。“我的女兒在法國參加暑期班，因為她從小就學法語﹔在加拿大上大學的第一年，我讓她學阿拉伯語，我並不想把她培養成什麼精英，我有意沒有把她送到私立中學去接受所謂的‘貴族教育’，我也沒有逼她考美國常青藤大學，讓她學法語和阿拉伯語是希望她能夠超越中文和英文非此即彼的二元話語和思維世界。她作為一個少數族裔在加拿大生活，會碰到很多身份認同方面的問題。我就這一個女兒，她將來喜歡做什麼就讓她做什麼。”

蘇格拉底說，“認識你自己”就是一個解蔽的過程，祛除外相的遮蔽，揭示靈魂的本真，從而才能達到生活與生命的和諧。趙月枝所堅持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和個體內在志向的統一”從某種意義上與這種哲學起點不謀而合。事實上，不明白主體的意義，又談何認識客體乃至世界呢？

“我不做自我異化的學術。”在一切學術超越與批判反思的背后，或許趙月枝想做的，恰恰只是自己的主人。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杰出新聞學者口述實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0CXW00）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