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的新聞實踐

【摘要】鮑威爾是上世紀初來華的美國記者之一，長期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也是“密蘇裡新聞幫”的代表人物，還與斯諾的延安之行關系密切。筆者從人物生平、新聞實踐和新聞精神三方面來具體研究，以求對鮑威爾這25年的新聞活動進行歸納總結，彌補前人對鮑威爾研究的不足，並對鮑威爾的新聞生涯有新的發現和理解。

【關鍵詞】鮑威爾﹔密勒氏評論報﹔新聞實踐

比起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等上世紀初活動在中國的著名外國記者，約翰·本杰明·鮑威爾（J.B.Powell）對很多人來說是個陌生的名字。然而，鮑威爾的貢獻並不遜色於這些人——他的《密勒氏評論報》是解放前在中國出版的一份相當有影響力的外文報紙，他本人也是上世紀初著名的“密蘇裡新聞幫”的一面旗幟。

雖然是和斯諾、史沫特萊等人同時期來到中國，但前人對於鮑威爾的研究較之斯諾等較少。學者的研究主要有三類：一是對鮑威爾在中國遭遇的苦難事件進行回顧，如陳依群的《鮑威爾與臨城劫案》[1]、任嘉堯的《力捍新聞自由的約翰•鮑威爾》。[2]二是在對其他外國名記者的介紹中融入對鮑威爾的介紹，如張威的《光榮與夢想的終結：美國“中國通”記者的命運及麥卡錫主義》。[3]三是在對他的兒子小鮑威爾的研究當中簡單提及有關鮑威爾的經歷。如張彥的《鮑威爾情系上海灘》[4]、亙火的《鮑威爾揭露美軍對華發動細菌戰受審真相》。﹝5﹞這些研究總體上來說很不深入，簡單地對鮑威爾的生活經歷進行敘述，從中摘取人物的個別事件加以回顧，割裂了鮑威爾新聞實踐和新聞精神之間的關系。

鮑威爾生平

1888年，鮑威爾出生於密蘇裡州的一個農場，少年時期因家境貧寒輟學。后來他自己賺錢讀完了高中和商學院，並在《昆西自由報》做過實習記者，后進入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1916年鮑威爾回到母校任教。同年，早先來到中國的著名記者托馬斯•富蘭克林•密勒（Thomas Franklin Millard）給密大新聞學院院長沃特•威廉（Walter Williams）發了份電報，說希望聘用一名新聞學院的畢業生協助他在上海辦報，威廉推薦了鮑威爾，於是，1917年初鮑威爾從舊金山出發前往中國。

1917年6月，密勒與鮑威爾合辦的《密勒氏評論報》在上海正式發行，鮑威爾為該報的助理編輯。1918年底，鮑威爾接任該刊主編，並在1922年收購了密報的產權，自任主編和發行人。1941年12月，日軍全面侵佔上海，密報遭到查封，鮑威爾也被日軍逮捕。在監獄中待了四個多月后，鮑威爾作為美日間第一批交換戰俘返回美國。1946年夏，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人時，鮑威爾還以自己的經歷出面作証。1947年，鮑威爾在華盛頓猝然離世，終年59歲。

在中國25年——鮑威爾的新聞實踐

描摹中國社會的在華記者。鮑威爾在中國的25年，經歷了軍閥混戰、國民大革命、十年內戰以及抗日戰爭等重要時期。作為一名記者，他走訪了大江南北，對中國局勢和民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不僅採訪了北洋軍閥等上層人物，還深入中國底層，報道了人民的苦難生活。

一是採訪多位社會上層人物。20世紀初，鮑威爾在密勒氏評論報供職期間，以其在上海得天獨厚的政治優勢和外報的特殊待遇，先后採訪了多位對中國政治社會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

鮑威爾曾兩次拜訪孫中山和宋慶齡，和孫中山討論了美國對於日軍侵華的態度、中國是否應該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問題，與孫中山夫婦相談甚歡。20年代后期，鮑威爾遠赴北京，採訪了著名軍閥吳佩孚、馮玉祥和張作霖，並寫了相關報道。在鮑威爾的自傳中，他回憶起自己對這幾位軍閥的採訪，尤以張作霖和馮玉祥給他留下的印象最深。鮑威爾向他們請教中國的政治問題，將領們向鮑威爾分析中國社會的政治形勢。鮑威爾認為張作霖雖然外表溫和，卻是一頭不失威猛的“東北虎”，也是一個“具有幽默感”的人。[6]鮑威爾透過著名人物之口俯察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掌握了具有新聞價值的第一手資料，既寫出了出色的人物專訪，也豐富了自身的新聞實踐，對當時動蕩的中國社會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

二是深入中國大眾底層。1923年的臨城劫案是鮑威爾的一次傳奇經歷。據鮑威爾在回憶錄中記敘，自己在作為戰俘的情況下，偷偷在廢紙上寫了兩篇關於劫案的報道，並在背面寫下美國駐濟南領事的地址，趁土匪不注意交給村鎮的一位居民，后來稿件真的送到了領事的手中，由此鮑威爾的“匪窟內幕”報道在《大陸報》和《密勒氏評論報》上開始刊登，第一時間報道了臨城劫案的相關細節，留下了珍貴的新聞材料。這種大規模土匪綁架案的公開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多年流行在華北地區的軍閥統治，為最終推翻當時各省督軍統治，建立更有秩序的政府鋪平了道路。

1941年上海淪陷之時，鮑威爾被日軍逮捕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喜歡中國土匪，不喜歡日本流氓！”正是在這次劫案中，鮑威爾與土匪的接觸讓他看到，中國土匪只是在戰亂中追求飽食的底層大眾，本質並不壞。這些都讓鮑威爾更加理解中國底層群眾的生存狀態。

創建中國平台的“密蘇裡幫”先驅。一是鮑威爾與“密蘇裡新聞幫”。“密蘇裡新聞幫”是美國新聞史專家對上世紀初一批在遠東出沒、具有密蘇裡背景的新聞記者的稱謂，尤指那些密蘇裡大學出身的新聞學子。[7]而提到鮑威爾，就不能不提他作為“密蘇裡新聞幫”先驅的重要作用。

20世紀初，遠東活動著大約50名密大新聞學院出身的記者，其中超過半數在中國。密勒請來了鮑威爾，幾年后，鮑威爾又聘用了斯諾。《密勒氏評論報》成了密大新聞學院畢業生的基地，“密蘇裡新聞幫”的勢力也越來越大。密勒、鮑威爾、斯諾夫婦，還有后來雖非密大背景、但出自密蘇裡州的史沫特萊和項美麗，他們都是“密蘇裡新聞幫”的典型代表，同時也大都是密報的撰稿人。

從1900年開始，這些人就從美國絡繹不絕地開赴中國，形成了一道壯麗的景觀，而鮑威爾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密報是密大新聞學院畢業生的基地，也是“密蘇裡新聞幫”不斷通往中國的重要渠道之一。

二是鮑威爾與斯諾。1928年，斯諾來到上海會見鮑威爾，鮑威爾看過威廉院長的介紹信后聘用斯諾擔任助理編輯。斯諾曾接受鮑威爾的委派，坐火車沿滬寧、滬杭、津浦等鐵路干線進行採訪，他的見聞陸續在《密勒氏評論報》上亮相，如《中國五大怪》《救救25萬生靈》等。1933年，斯諾應聘為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並相繼擔任多家外報的特派記者。雖然事務繁忙，但他仍不忘抽空為《密勒氏評論報》撰寫文章。

1936年，斯諾輾轉來到陝北紅區，並在密報上陸續發表《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等30余篇文章，同時配發了斯諾所攝的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的大幅照片。斯諾在中國一待就是十多年，在這期間，他長時間與《密勒氏評論報》保持較密切的關系，並運用該報熱忱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

密報為斯諾提供了建立功業的最初平台，而在同情中國革命方面，或許斯諾比鮑威爾他們走得更遠，也更為中國人所熟知。由於《紅星照耀中國》的特殊地位，它成為“密蘇裡新聞幫”在中國新聞實踐的裡程碑，斯諾也由此成為“密蘇裡新聞幫”的集大成者，他的名氣超過了他的任何一位前輩，無論是密勒還是鮑威爾。

然而，密勒、鮑威爾等“密蘇裡新聞幫”的先驅們對斯諾這些后來人的影響也顯而易見，這影響既包括他們身上的新聞精神，也包括對待中國事務和問題的報道立場等。斯諾曾表示，密報的反殖民反帝、主張民族的平等和獨立等思想對自己影響很大。在中國很多人都了解斯諾對中國的貢獻，然而與斯諾相比，鮑威爾這些來華的外國記者先驅則往往被人忽視，但我們應該看到鮑威爾這些人的奠基作用，如果沒有他們，應該不會有后來記者的輝煌。

記錄抗日戰爭的美國報人。在《密勒氏評論報》的編輯政策宣言中，鮑威爾曾指出：“本報歷來主張中國為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不為西歐或東瀛之附屬品。”1931年后，他曾撰寫大量宣傳抗日和揭露日軍罪行的文章，使這一時期的密報蜚聲海內外。1938年，密大新聞學院的幾個學生給鮑威爾寫信說：“密報在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沒有像現在這樣被廣泛地援引，這充分說明你在建立有關遠東問題的權威雜志方面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功。”研究鮑威爾的新聞活動，這一階段的歷史活動不能忽視。

一是用報紙反映現實——《密勒氏評論報》。密報初期曾支持國民黨的政治主張，九一八事變后，鮑威爾意識到蔣介石的消極抗戰，也看到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現實，於是轉變立場開始積極宣傳抗日，包括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和報道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正如海倫•斯諾所說：“從1932年日本軍隊侵略中國開始，斯諾、鮑威爾和我就用筆和紙向日本宣戰。”[8]

1937年7月，鮑威爾對天津“神秘尸首”案背后黑幕的報道，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不惜進行鴉片貿易，從經濟和身體兩方面侵略和摧殘中國的真相。還有1937年8月14日，“黑色星期六”的悲劇（淞滬會戰）發生后，鮑威爾在上海一幢大樓的地下室秘密出版了8月21日這期的《密勒氏評論報》，其中一篇文章真實記錄了上海被日軍炸死、炸傷的人數以及逃難中的上海人的慘狀。

一二·九運動爆發，鮑威爾曾親赴北平採訪，在密報上開辟了“北平學生運動前線”的專欄跟蹤報道。從1935年12月16日到1936年6月27日，共刊登了有關學生運動的文章26篇，此外還有很多短訊和照片，都反映了中國學生、社會活動家對抗日戰爭的努力。

二是用書籍記錄歷史——《中國的抗戰——日本侵華大事記》。除了在《密勒氏評論報》上對抗日進行輿論宣傳外，鮑威爾還在1938年出版了《中國的抗戰——日本侵華大事記》（上、下）。他選擇用書籍記錄歷史的方式，想“為這劃時代的大戰，逐日記下一些重要的事實”。[9]

從鮑威爾為此書寫的序言中可看到，他深切同情中國人民，並對中國的抗戰充滿了信心。他說：“中國目下正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是這一次的戰爭，正給予中華民族一個博取自由的良機……這是一個解放的戰爭，無論從國內的民眾，或國際上的地位看來。”[9]此外，這套書還刊登了大量珍貴的照片，其中包括反映日軍侵略中國、殘暴殺害無辜平民以及展示中國人民抗戰活動的照片等等，用無可辯駁的事實反映了抗日戰爭的方方面面。

同時，“密勒氏評論報”出版的這部《中國的抗戰——日本侵華大事記》在記錄日本侵華的史實方面也比較客觀，尊重事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正如編輯白水在“編輯后記”中所說：“這二冊中國的抗戰……其間材料，多半是根據中外報章雜志的記載以及戰地記者的情報。我們相信，我們是用比較客觀的立場，分析各種事件，以及種種得失的。在文獻方面，我們也很注意，所有比較重要的，也都能穿插在裡面，以備將來考查。”

在苦難中前行——鮑威爾的新聞精神

傳承密蘇裡精神。鮑威爾是“密蘇裡新聞幫”的先驅，“密蘇裡新聞幫”的記者身上所共有的“密蘇裡精神”——尊重事實、冒險精神，也在鮑威爾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鮑威爾在中國辦報的25年裡，將密蘇裡報人的精神內核在中國大地上凝聚升華，並最終聚變為輿論力量，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

比如，1931年前后，鮑威爾曾親自調查過一起日軍暴行，提到那個村庄的3000名中國人都被日軍屠殺了，而日本駐芝加哥的總領事卻否定這一數字，說“隻有300名中國人被槍斃！”[6]在當時，雖然日軍在中國東三省的軍事行動已被世界各大媒體報道，但國外很多人還是不太相信日本人的暴行。然而，不管日本領事如何否認，在各方的輿論壓力下，鮑威爾依然堅持用事實說話，堅持自己的調查結果，把事實真相公之於眾。

鮑威爾對日軍的無情揭露，引起了日本當局的強烈不滿。在華期間雖遭到重重迫害，但他始終未放棄對新聞的追求。1940年他被列入汪偽特務的驅逐名單，面對威脅和壓力他毫不退縮。對此，史沫特萊專門來信表示“（你該）被中國和世界的敵人點名而感到驕傲和自豪”，鼓勵他繼續堅守陣地。1941年10月，汪偽特務還曾在鮑威爾下班回家的路上投擲手榴彈。1941年12月被日軍關入監獄后，長達四個多月的折磨導致他的雙腿殘疾，健康狀況也受到嚴重損害。“得了嚴重的手指感染症”，“經常赤腳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第二天早晨兩腳常常凍成青紫色”，這些都是鮑威爾在回憶錄中提到的遭遇。

鮑威爾辦刊思想的局限性。鮑威爾在華25年間的新聞活動值得我們肯定，但由於各種原因，鮑威爾和他主持下的《密勒氏評論報》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鮑威爾在抗戰期間反對日本侵略，支持中國抗戰的主張，實質也是以美國的價值觀念分析遠東局勢和中日戰爭的結果。密報自己就曾說，制裁日本、援助中國的根本目的在於“保護西方四代商人和工業家在中國積累起來的財產和商業權利”（引自密報1938年5月28日社論《外國商業面臨本世紀最大的危險》），由此可看出，在華美國刊物背后的階級立場決定了它在根本上是維護西方國家的利益。其次，鮑威爾雖然是位杰出的新聞工作者，但由於歷史和個人的立場所限，他的一些觀點也有偏頗。因此對他的言論、自傳等，也須理性審視。

結 語

鮑威爾的一生交織著光榮與苦難，在中國的25年，他個人的經歷和命運與中國近代的歷史進程有頗為密切的關聯。鮑威爾在華的經歷，其實也是20世紀上半葉在華外國記者的縮影，他們承載著夢想與苦難，傳承了優秀新聞人的新聞品格，也為中國近現代的歷史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陳依群.鮑威爾與臨城劫案[J].新聞記者，1990(1).

[2]任嘉堯.力捍新聞自由的約翰•鮑威爾[J]，世紀，2010(6).

[3]張威.光榮與夢想的終結:美國“中國通”記者的命運及麥卡錫主義[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6(4).

[4]張彥.鮑威爾情系上海灘[J].新聞界，1997(3).

[5]亙火.鮑威爾揭露美軍對華發動細菌戰受審真相[J].檔案春秋，2011(11).

[6]鮑威爾.我在中國二十五年:鮑威爾回憶錄[M].邢建榕，薛明揚，徐躍，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7]張威.密蘇裡新聞幫與中國[J].國際新聞界，2008(10).

[8]陳其欽.評密勒氏評論報[J].圖書館雜志，1991(6).

[9]密勒氏評論報.中國的抗戰:日本侵華大事記[N].密勒氏評論報，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