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身份認同研究視角概述

摘 要：農民工是備受社會科學研究者關注的研究對象之一，農民工對於自身身份的認同直接影響其融入城市的程度。影響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因素復雜而多樣進而導致該問題研究視角的多樣化。本文根據經典社會學理論，將農民工身份認同研究的理論視角分為五類：制度依賴理論、文化融合理論、社會適應理論、社會排斥理論和社會建構理論，並概述相關研究現狀。

關鍵詞：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理論視角﹔城市融入

一、基於制度依賴理論

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的身份制度[1]是造成農民工身份認同和其特殊社會階層的最主要的原因，建立在戶籍制度之上的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就業制度、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制度的不平等，是城鄉差距巨大的最根本原因，其進而體現在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在身份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對於這種不平等的感知深深地影響著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有部分學者認為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分割的經濟結構是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而無論是政府還是個體都沒有改變現行制度的激勵。農民工也就慢慢地放棄了其改變身份的努力[2]﹔也有學者認為是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導致農民工現在的特殊地位[2]。

針對城鄉二元分割的現狀而導致的影響，李強教授提出了“三元社會結構”，在傳統的城市居民和農民身份外的一種新的身份群體——城市農民工，這類群體與農民相比是一個佔有一定社會資源的群體，但同時也是被排斥於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體。周大鳴教授提出了“二元社區”的概念，他從分配制度、職業分布、消費娛樂、聚集方式和社會心理角度進行分析，認為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體制阻礙了農民工融入城市，導致了城市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兩個不同的系統。

隨著改革開放和戶籍制度的改革的逐步推進，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也在逐漸的消弱，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在經濟上的身份實現了從農民到工人的轉變，但是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並沒有消失，它們的存在使得進入城市的農民對於自我的身份認同出現了困境，可以說，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是處於一種游離的狀態。

二、基於文化融合理論

芝加哥學派的代表學者帕克（R.E.Park）通過研究美國著名移民城市芝加哥發現，移民一般要經歷定居、適應和同化三個階段。在剛進入遷入地時，由於不懂或不能熟練掌握當地語言，因而缺乏進入主流社會的通道，他們隻能在邊緣地區暫居，通過從事廉價的體力勞動求生。后來他們逐漸地接受主流文化的影響，認同於主流社會族群，進而實現城市的融入。

帕克對於移民身份和文化強調的是與主流文化的融合與同化，也有學者主張“文化多元論”，與“同化論”強調移民對當地主流文化的認同，對原有社會習慣和傳統的拋棄不同，“文化多元論”強調不同群體有保留自己獨特的社會習慣和傳統習俗的權利[4]。

對於進城農民工來說，同樣存在“同化”還是“多元”兩種情況。進城農民工如果在社會交往方面非常積極、與城市居民的交往活躍，以大眾傳媒接觸或者其現實生活中體驗到的“城裡人”為參照群體，從生活方式到消費習慣上對參照群體進行模仿，其最終可能是實現了與城市文化的同化融合。而“多元”的情況其實更為突出，部分進城農民工在進城之后依然保留著家鄉的生活習慣，交往對象也大都是同鄉，這種行為就是在城市裡重建鄉村的生活環境和文化[5]。農民工最主要的社會關系網絡還是其同鄉，主要的社會交往對象也是同鄉，雖然在城市裡工作，但是與城市人有限的交往使得他們選擇保留著家鄉的各種習俗和生活習慣。

三、基於社會適應理論

進城農民工要適應城市社會的生活，可以歸納為經濟、社會文化、自身心理這三個方面的適應。目前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僅僅停留在經濟方面，由於農民工特殊的身份、有限的受教育程度等自身特點，他們無法在社會文化和自身心理方面進一步的適應城市社會，因此逐漸形成的過客心理，使得他們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從而在主觀上更加認同自己的“農村人”的身份[6]。

有學者認為絕大多數農民工僅僅是完成了社會角色（從農民到工人）、資源獲取方式（從依賴土地到不依賴土地）和空間位置（從農村到城市）的改變，而並沒有實現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社會文化和自身心理層面上的轉變，因此他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5]。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從事二三產業與第一代農民工主要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相比，他們在資源獲取方式上更加地脫離農村依賴土地的方式，與此同時，他們更多地接觸到新的信息傳播技術、更多地接觸到媒體提供的各種社會文化方面的資訊，他們對於城市的主流社會文化有了更明晰的理解，對於城市現代性有了更多的向往，或許這也會促使他們從自身心理方面去改變，進而適應整個社會，但同時鄉土世界、農民工腦海中的想象世界、真實的城市世界和具體的工作生活的實踐世界交互作用、相互影響，這四個世界的巨大差別，新生代農民工能否有效的適應，抑或是這四個世界的巨大差別，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

有學者認為，鄉土性在他們的生活中仍然發揮著較大的路徑依賴作用，獲得一些現代性特征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能適應、融入城市[7]。

四、基於社會排斥理論

社會排斥是一些個體因為地位、能力、社會資源佔有的缺乏或只是因為歧視而無法公正平等地參與社會生產生活活動、處於社會邊緣的過程。社會排斥的種類多種多樣，既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的排斥，同時也包括個人、群體和空間的排斥。

在農民工研究方面，農民工賴以生存的就業情況是研究的熱點，因為農民工不具備定居城市的身份、缺乏合法的就業資質，往往被阻擋在正規部門勞動力需求的門檻之外[8]。“次級勞動力市場”這個概念就是來闡釋農民工在就業市場方面的社會排斥，中國城市中的二元勞動力市場的隔絕，形成了一個以城市農民工為主體的次屬勞動力市場，這是一種收入低、工作環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勞動力市場。

此外，進城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關系也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以往大部分研究都認為農民工和市民的關系緊張，農民工受到市民的歧視，這也是他們和市民起沖突時非常重要的原因[9]。隨著越來越多的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出台，加之大眾傳媒的宣傳，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緊張關系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除了在就業市場和與城市人交往方面感受到的社會排斥外，部分有孩子的農民工還會感受到子女在受教育問題上的社會排斥。新生代農民工掌握的知識更多，維權意識更強，他們更能感受到在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受教育權利、勞工權利等方面的社會排斥，這對於他們對城市市民身份認同將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和障礙。

五、基於社會建構理論

“‘社會建構’一詞最早是由Berger和Luckmann提出，他們的研究致力於探索社會現實與社會現象被建構或者被創造的方式。現實的社會建構被看做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所謂的‘現實’是根據人們的解釋和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認知行為再生產出來的。[10]”

人的身份是處於不斷變化的狀態中，是一個動態的建構的過程，人的身份認同受各種因素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共同建構起主體的身份認同，正如霍爾所說，“社會學中的身份認同是人、機制和實踐之間交互作用的建構和結果﹔我們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經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實踐加以再現的事實，而應該把身份視作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永遠處於過程之中。”

農民工進入城市，意味著生活的物理空間和場域發生了變化，也就意味著他們自身的身份認同面臨著一個重建的過程，楊嫚通過對武漢新生代農民工手機使用的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通過使用新的信息技術，來極力使自己擺脫傳統“農民”的形象，並嘗試著建構自我“新生代”的形象[11]。

有學者從“市民權”概念入手，探討城鄉遷移人員成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構機制，作者認為，作為中國社會中的第三種身份，“農民工”的被建構和被廣泛認同，既構成了現有“農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礎，也影響了城鄉遷移者的權利意識和利益表達行動[12]。

此外還有很多學者從消費方式與身份建構方面開展研究，有學者通過研究DM雜志《頭等艙》，發現此類雜志通過各種消費時代內容的呈現，實現受眾的自我身份想象性的認同[13]。 

參考文獻：

[1] 李強.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第二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2] 徐林清.我國農民工現象的制度分析[J].嶺南學刊,2002(3).

[3] 周大鳴.外來工與“二元社區”——珠江三角洲的考察[J].中山大學學報,2000(2).

[4] 李明歡.20世紀西方國際移民理論[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

[5] 江立華.城市性與農民工的城市適應[J].社會科學研究,2003(5)

[6] 朱力.論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J].江海學刊,2002(6).

[7] 符平.青年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實踐社會學研究的發現[J].社會,2006(2).

[8] 潘澤泉.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市場排斥與邊緣化研究[J].天府新論,2008(4).

[9] 李強.關於城市農民工的情緒傾向及社會沖突問題[J].社會學研究,1995(4).

[10] 趙曄琴.農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構與空間型構[J].社會,2007(6).

[11] 楊嫚.消費與身份構建——一項關於武漢新生代農民工手機使用的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6).

[12] 陳映芳.“農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同[J].社會學研究,2005(3).

[13] 賀艷.DM雜志:消費時代進行的身份建構——以成都DM雜志《頭等艙》為例[J].新聞大學,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