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社會轉型下媒介價值取向的變遷

摘 要：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一個社會轉型的新時期。本文聚焦於社會轉型之下，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裂變對我國大眾媒介價值取向產生的影響。從而探究兩者的雙向互動，以期我國大眾媒介可以更好的服務於社會的發展。本文中將其分為傳者本位的精英視角時期、受者本位的平民視角時期，以及新媒體介入后我國媒介價值取向的重構的新時期。

關鍵詞：社會轉型﹔階層結構﹔價值取向﹔互動影響

李普曼在《輿論學》一書中認為，大眾傳媒對於現實社會的反應並不是純客觀的鏡子式的反應，而是通過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加工和報道，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后向人們所提示的“擬態環境”。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大眾媒介無時無刻都是作為一面鏡子，映射著我們人類社會的變遷。本文聚焦於社會轉型對於大眾傳媒價值取向影響研究，通過探求傳媒價值取向的縱向動態發展與變遷，以及新媒體環境下媒介價值觀的重構問題，分析研究媒介傳播價值取向與社會轉型之間所具有的互動價值意義，以期我國大眾傳播媒介在傳播過程中能更好地服務於社會的轉型與發展。

一、社會轉型與社會階層結構變遷

社會轉型是一種整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我國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社會轉型包括體制的變革與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1]。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社會階層結構。在我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民佔總人口的絕對多數，是最大的社會階層，而官僚、地主、商販、手工業者等階層佔人口比例很小，因此我國傳統社會階層結構相對簡單，呈現出金字塔的結構形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進入計劃經濟體制階段。這一時期裡，雖然國家對舊的社會階層結構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隻剩下“兩個階級和一個階層”——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但是其中農民階級仍然佔絕對多數（1978年為82%）[2]，依舊保留著傳統社會的階層特征。隨著改革開放前進的步伐，我國的階層結構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我國中間階層開始出現並不斷壯大[2]。我國現階段的階層結構正在向著橄欖型發展，即社會大部分成員處在中等和中上層地位，隻有少數人處於高層與最低階層。

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使我國受眾的需求變得多元化，並且消費時代受眾對大眾媒介的心理期待升值，這些情況對我國媒介形成了無形的壓力。由於我國媒介體制的特殊性，媒體在反映大眾價值取向需求的同時又肩負著“黨的喉舌”的屬性，那麼我國媒體在社會轉型的情況下，如何做到滿足受眾多元化需求的同時正確引導社會觀念、塑造良好的文化氛圍變得十分重要。

二、我國媒介價值取向的變遷

縱觀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新聞媒介改革與發展，我國媒介價值取向的變化過程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的軌跡：從恪守單一的政治傳播價值觀，到逐漸引入並注重經濟傳播價值觀，並開始提倡文化多元化﹔從單一的以傳者為中心的傳播模式，逐漸向以受者為中心的模式轉變，發展到主客體並重的混合式傳播模式，即“喉舌”論與滿足受眾需求合二為一[3]。

（一）傳者本位的精英視角

1978年的改革開放對社會各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我國的大眾媒介也深受其影響，在價值取向上集中體現為“撥亂反正”。在“解放思想”的旗幟下，人們摒棄新聞媒介階級斗爭工具的性質，肯定了其作為黨、政府、人民群眾的耳目喉舌的性質。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逐漸邁開腳步，隨著黨和國家的工作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國也引入了西方成熟信息社會理論，傳播學也被引入到傳統新聞學的研究領域中。在此多方作用之下，國內新聞媒體開始在注重傳播政治價值觀的同時，加入了對經濟價值觀的傳播——應運而生的經濟信息類欄目，進入其他欄目純信息的新聞，以及廣告信息在數量上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從專業認知上看，這一時期的新聞媒介價值觀傾向於以傳者為中心的傳播模式。在這一價值取向指導下的我國新聞媒介的主要特點為：以單一的喉舌功能為指向，節目題材狹窄，報道內容僵化，傳播的話語權也掌握在少數社會精英的手中，表現出居高臨下的傳播狀態。

（二）受者本位的平民視角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黨中央再一次闡明了中國新聞工作的基本方針和基本原則，與此同時進行了自建國以來一次重大的新聞改革——在經濟上對新聞單位“斷奶”。這一變革改變了我國大眾媒介獲取經濟資源的方式，進而推進了其在新聞信息選擇和傳播模式上的轉變與創新。各省市地方電視台開始各顯神通與中央電視台展開競爭。而廣大受眾逐漸成為各媒介單位之間角逐的裁判，在此影響下，我國大眾媒介的價值取向開始從傳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轉移。

在黨的十四大之后，我國對於新聞事業的歸屬性問題進行了重新的審視，達成了“新聞事業就它生產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精神產品來說，屬於上層建筑﹔但就它為社會提供經濟活動和滿足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知識和娛樂需求來說，屬於第三產業”的共識。這一共識的形成加速了大眾媒介向以受者為中心的傳播模式的轉移，初步確立了以受者為中心的傳播價值取向。在以十五大為起點的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不僅沖破了政治思想領域上的束縛，加速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同時也將文化的戰略發展地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借此東風，我國大眾媒介開始沖出國門，走向世界，在滿足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的同時，為全世界觀眾提供服務。在這一背景下，我國新聞媒介價值取向在以受者為中心的同時，出現了多元化的價值取向。

平民化視角的出現是這一時期最為引人注目的改變。我國媒介工作者的指導思想開始以反應百姓生活為主，制作的欄目、電視劇、紀錄片都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如：欄目《為您服務》，電視劇《渴望》、《我愛我家》等，獲得了廣大觀眾的喜愛與歡迎。

（三）新媒體賦權后我國媒介價值取向的新變化

隨著web2.0系列平台的發布，以交友、聚合、互動為特征的SNS網站的出現以及以手機為終端的移動網絡的迅速普及，實現了互聯網對我國弱勢群體的“賦權”[4]。在2012年剛開始上網的新網民中，農村網民比例達51.8%[5]。在互聯網上掌握話語權的弱勢群體形成了自己的草根文化，網絡用語層出不窮，網絡輿論以勢不可擋的趨勢替代了傳統媒體的輿論引導功能，成為社會輿論的助推器。在此背景下，我國媒介價值取向在受眾本位和多元化的基礎上出現了新的變化：

1.娛樂化取向泛濫。我國媒體逐步走上了“娛樂至死”的道路——杜甫的畫像被網友肆意惡搞﹔清代宮廷劇中，雍正的戀愛史不知道被演繹出了多少個版本﹔一首《忐忑》讓苦練民族唱法十幾年而默默無聞的龔琳娜一炮而紅﹔以孫悟空、唐僧為主人公的電影、動漫讓人眼花繚亂，而他們在《西游記》中的經典藝術形象已面目全非。自誕生以來一直以倡導主旋律為主的中央電視台也走上娛樂化之路。春節期間，穿越劇走進了央視的黃金時段，選秀節目也不厭其煩的在央視反復播出。究其原因，無外乎是我國媒體在經濟上“斷奶”后開始走向市場后，為迎合受眾需求從而贏得更多的收視率、點擊率並賺取更多的私利，而逐漸偏離了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這導致的后果就是媒介公信力的下降。

2.人本觀念缺失。一篇題為《妻子遭聯防隊員毒打強奸 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時》的報道於2011年11月8日登上了《南方都市報》的頭版，並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與討論。然而，記者們為滿足受眾的獵奇與窺私心理，沒有把鏡頭對准施暴者，而是紛紛把聚光燈投向了“懦弱丈夫”與被凌辱的妻子身上。這樣的報道價值取向導致大部分受眾也都忽視了對施暴人的譴責和對事件根源的探究與反思，把注意力放在了譴責“懦弱丈夫”上。類似的事件還有在河南“性奴”案，以及網友對俄羅斯別斯蘭人質危機的死亡人數有獎競猜等事件中。在這些事件中，我國媒介價值取向上人本觀念的缺失被生動地反應了出來。

3.負面新聞佔據報道主體。面對競爭對手，我國媒體通常將焦點聚集在了異常性、沖突性、刺激性的視覺與聽覺內容上。如冰凍災害、打砸搶燒暴力事件、大地震、“毒”奶粉事件、高速公路高架橋坍塌、煤礦爆炸事故、飛車搶劫等負面新聞在第一時間被全國各路新聞媒體呈現在了受眾的面前，但是關於這些事件背后的深刻反思與發生原因卻很少有報道涉及。就是因為媒體如此不全面的、帶有強調感官刺激的情緒化報道反復、滾動地播出，影響了受眾對於社會治安、食品安全、生活環境安全等的看法，促使了“媒介恐慌”的產生[6]。在媒介引發的恐慌事件中，最后其實人們發現，事件導致的死亡人數與影響范圍其實遠沒有媒體宣傳報道的那麼多、那麼廣。

三、媒介價值取向與社會轉型的雙向互動意義

當然，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階層結構、觀念、經濟體制等各方面的轉變影響著媒介價值取向的變遷的同時，媒介價值取向的變遷也在影響與推動著社會轉型的進程。可以說它們兩者的關系是雙向互動的。

就我國目前來看, 這種互動作用總體而言是積極的、正面的。社會的變革發展、階層結構的變遷活躍、豐富了大眾傳媒﹔大眾傳媒的進步、繁榮與發展也積極地反作用於社會, 為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推波助瀾。例如，我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網絡設施在我國的完善與健全﹔反之，互聯網的普及使網絡論壇成為一個培養公民意識的重要場所。互聯網為普通公民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與修改提供了渠道，推動了我國公民社會的形成。然而，另一方面我們需要認識到媒介價值取向的變遷對社會轉型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有著消極的影響。培養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受眾的世界觀。以泛娛樂化為主導的媒介價值取向的影響下，我國受眾尤其是青少年受眾的認知容易產生偏差，無法分辨媒介中的圖像與現實世界，從而產生價值觀與世界觀的偏差，思考能力被弱化，缺乏社會責任感等等。

總而言之，在大眾媒介承擔著越來越重要的社會責任的今天，我們隻有在深刻的認識社會轉型與大眾媒介價值取向的雙向互動影響的前提下，才能使大眾傳播媒介發揮最佳的傳播價值效果與社會作用。

參考文獻：

[1] 孫立平.社會轉型——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J].社會學研究,2005(1).

[2]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3] 李良榮.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發展[J].新聞大學,1999(1).

[4] 丁未.新媒體與賦權:一種實踐性的社會研究[J].國際新聞界,2009(10).

[5] 參考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3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3.

[6] 邵培仁.媒介恐慌論與媒介恐怖論的興起、演變及理性抉擇[J].現代傳播,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