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讀BBC“公共性”專業語境的生成

摘 要：BBC——英國廣播協會在20世紀20年代廣播商業化的潮流下，形成了獨立於商業競爭，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政府管理的媒介制度。這一制度設計有其獨特的社會運行機制背景，更與英國的傳媒生態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在其公共服務理念因丑聞事件受到質疑的時刻，本文結合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國內的傳媒生態環境，重新探討並解讀初創時期BBC的“公共性”語境的生成，從而為理解BBC公共性設計提供進一步的認識。

關鍵詞：BBC﹔公共服務﹔媒介生態環境

近年來，英國傳媒業丑聞頻出。從《世界新聞報》的竊聽丑聞到王妃凱特的裸照事件，再到近日老牌媒體BBC前主播因性侵兒童一事被獨立媒體爆料，英國傳媒業的公信力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一直以來，英國廣播公司（BBC）被作為公共廣播理論與實踐的旗艦被世界關注。從1925年克勞福德委員會（Grawford Committee）制定的關於英國無線電廣播的經營范圍與宗旨中看，相對嚴格的公共服務原則歷來是英國媒體引以為豪的專業准則[1]。正由於如此，此次的丑聞事件令人尤為震驚。公共廣播業的公共服務理念為何在商業現實面前如此脆弱？在今日重新探討BBC的社會背景與專業語境，尤其需要重新解讀與其公共性設計密切相關的專業語境的產生。

一、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傳媒生態概述

18世紀的英國傳媒業為中產階級的形成做出了兩大貢獻：提供商業信息與培養階級觀念。商品經濟與市民社會的發達使得19世紀的現代英國傳媒業在世界范圍內率先呈現出民主化傾向：表現之一是報紙的讀者多面向中產階級乃至勞工階層﹔表現之二是出現了較早的勞工報刊與廉價報刊。從傳媒生態來看，三種主要傳媒形態構成了當時英國報業的傳媒環境：一是傳統意義上以中產階級為主要讀者群的主流商業大報﹔二是以工人階層為主要讀者群的激進主義勞工報刊﹔如果說前兩者還可以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劃分出讀者階層的話，第三種面向“去政治化”的大眾群體的星期日大眾報刊則更加樂於將讀者群體模糊化，以“消費者”來定義讀者。從政治層面上看，星期日大眾化報紙是激進的，然而這些與民謠、廉價故事書、年鑒、小冊子等等出版物關聯甚密的出版物事實上並不關注政治，它們關注的是消費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與之相關的盈利。

1861年報刊稅的廢除使得市場成為衡量報紙成功與否的唯一指標。隨著勞工報刊等政治激進被排除出報業市場，星期日報紙日益勃興，這種報紙的盈利模式使得英國報業開始向著完全市場化運營模式推進。市場化與商業運營體制使得這一時期開始英國報業的運營模式及新聞理念發生了巨大變化，迫使前兩種報刊——商業大報與激進主義報刊在很大程度被大眾化報刊所邊緣化。市場模式下，大眾化報刊在高度資本化的市場中參與競爭，以通俗內容和低廉價格贏得大多數讀者。英國繼美國的“黃色新聞”之后刮起了一股“新新聞主義”浪潮：從內容上，使得報紙成為大眾通俗讀物﹔從形式上，將報紙設計為更重視可讀性的商業產品。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那種中產階級式的讀者與報紙的關系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報紙不再是民眾的指導者和教育者，而是一種取悅讀者的掙錢機器[2]。

興起於19世紀后半葉的報業、電影業與戲劇業所帶來的大眾化風潮也對英國文化造成了負面影響。“自19世紀以來，一直保障公眾具有批判意識的機制動搖了。[3]”大眾傳媒對於媒體應當擔負的社會責任與嚴肅的道德宣教嗤之以鼻，著力於倡導通俗與娛樂化的內容。哈貝馬斯就認為大眾文化並無文化可言。無非是傳媒迎合受教育水平較低的消費群體，而不是向他們導向一種真正的文化。

二、20世紀初BBC的公共性設計

20世紀初，“大眾化”與“市場化”所控制的媒介生態之下，無線電技術在這一時期產生並開始應用於實際。以往研究者在討論BBC的誕生與公共制度設計時，往往將其簡單歸結為技術因素的限制，即頻道資源稀缺這一單一因素，而忽略了BBC產生的社會背景，尤其是與其公共性設計密切相關的專業語境。事實上，在重商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之下，英國能夠產生不參與市場競爭，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政府管理的媒介，顯然是一種適應當時媒介環境的制度設計。

回到20世紀初的英國，媒介批評者們發現相對於大眾化報刊，無線電廣播具有一些特別的技術優勢，如傳播速度十分迅速，傳播范圍更廣，作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種電子媒介，無線電廣播似乎具有教育受眾、開拓文化領域和視野、進行公民政治教育的極大潛力。然而，前有大眾化報刊與電影業之鑒，后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們對於大眾傳媒在宣傳方面的能力記憶猶新，人們普遍擔心，大眾傳媒要麼有可能成為大眾化商業模式下的娛樂信息制造機，要麼會成為政治性的輿論工具。這種擔心並非多余，大眾化的廉價報刊已經與電影業意義造成了當時文化墮落與道德下滑等負面的社會影響，為了將大眾傳媒從政府和市場中分離出來，使得在文化上傳播發揮更大的貢獻，顯然有必要進行一種更加周密的主觀的公共性設計。在這種設計下，新媒體廣播被視為“墮落的大眾文化”的“解毒劑”，人們寄希望於這種設計既能夠彌補報業與電影業由於大眾化和市場化而導致的文化水平下降的社會惡果，又能不違背新聞自由，使傳媒充分發揮文化傳播的正面潛力。

廣義上考慮，這種對於傳媒體制設計的信賴與信念，來自於英國自18世紀以來的功利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從洛克到邊沁，功利主義者認為，嚴格地說來，人類價值或目標不可能由理性知識獲得。我們最多能用理性判斷目的和手段是否相符。人可以獲得關於手段與既定目的之間資源分配的理性知識，但人不可能獲得如何選擇目的這樣的理性知識。簡言之，人的行為隻有欲望這唯一動機，而人能夠理性決定的，隻有滿足主觀和非理性欲望的理性手段。

這種傳統的特征之一是對自由和輿論審判機制的信念，由於真理具有對手段作理性決定的特性。即堅信以下信條：隻有在自由基礎上，人們才能獲得完善的信息，隻有信息是完善的，人們才可以理智地選擇最有效的手段來達到個人的目的，由於個人皆有理性，保証了充分的善行最大化，才會產生社會善行。設計一種人人皆可有善行的政治制度，正是邊沁等人的目的所在。也正是這種基於人類行為動機的認識，進而強調媒體理性監督功能，功利主義者為英國近代政治制度實踐做出影響深遠的理論貢獻與實際作為。

這種傳統的特征之二是對“制度設計”等理性手段的強烈信念。在BBC的產生經歷中，就是政府與社會一方面從功利角度出發的重商觀念，強調媒介的商業化與市場化﹔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對人性功利的認識，有意識地希望運用理性彌補現有制度缺陷。

歷史的巧合在於，從傳媒制度設計者們（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角度來看的美好設計恰好也符合了當時的大眾傳媒經營者們的期待。相對於大眾化報刊與電影來說，廣播具有極大的技術優勢。媒體之間競爭的實質其實是以產品競爭獲得更多的受眾，這種競爭的要訣在文化產品要更加通俗化、大眾化與娛樂化，才能在市場上佔據優勢。任何媒體擁有者都不希望看到一個擁有競爭優勢的新媒介橫空出世，再次搶奪有限的市場份額，進而影響其既得利益。因此，當時許多報業主與電影老板們聯合起來極力游說政府，排擠廣播進入商業運作體系。並支持BBC進行公共性的制度設計。

於是，在各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BBC建立了以執照費為資金保障從而規避商業化運作的運用模式，並確立了為公共利益服務的理念。根據趙月枝的分析公共性原則有如下幾條：“獨立——政治上不為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團左右﹔平等——觀眾不分等級享受同樣服務﹔全面——滿足不同層次、口味觀眾需求﹔多元——反映不同觀點，照顧少數人興趣﹔不迎合——不追求最大觀眾數，不一味迎合觀眾，通過節目培育民主精神，提高公眾文化品位。[4]”

三、結 語

當然，除了以上傳媒生態的分析外，BBC的公共服務理念的確立還有其他種種原因。如一戰中媒介的全面國家化的影響、第一任總裁約翰?瑞斯個人的努力等。然而，媒介生態及英國國內特有的政治文化特性和社會價值取向顯然是人們尋找“第三種道路”的制度設計的原動力。

自20世紀 80年代以來，私人廣播電台紛紛加入英國傳播體系，由此帶來的商業化浪潮已經對以BBC為代表的公共廣電造成了強有力的沖擊。尤其是在一系列大報紛紛釀出丑聞之后，傳媒與文化研究學者充滿了憂思：如何避免商業化運作下傳媒已經和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成為跨國界的媒介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即使擁有“公共性”的制度設計，廣電業依然處於這種盈利壓力與社會責任造成的雙重焦慮之下。有學者甚至開始重新考慮公共廣播電視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5]。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廣電經營管理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張揚的是廣電傳媒的經濟價值與市場化運作，而在對於公共性的制度安排上是否應當更多地關注國外媒體的經驗與教訓？

（作者系：安徽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西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英)大衛·麥克奎恩著.苗隸等譯.理解電視[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2] (英)休·亨特,肯·理查茲等著.李醒譯.近代英國戲劇[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7.

[3] (德)哈貝馬斯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4] 趙月枝.公共利益、民主與歐美廣播電視的市場化[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2).

[5] (英)查爾斯·柯蘭著.馮建三譯.統理BBC[M].台北: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