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聞業與新聞人社會角色的歷史辨析

內容提要：本文對歐美現代新聞業和中國現代新聞業的產生背景、社會角色和政治訴求進行了歷史性的對比分析，試圖在對比中探析現代新聞業的多重面向和多種道路。作者討論了社會結構、地理空間、知識分子文化意識等決定現代新聞業形態的歷史變量，以此反駁對現代新聞業性質和規范的普世性、封閉性解讀，並敞開創造新型新聞文化的想象空間。

關鍵詞：新聞業 新聞記者 杰克遜時代 新文化運動 群眾辦報

今天我們紀念記者節，已經不大談起這個節日的由頭：1937年11月8日，一群二三十歲的年輕記者在上海聚會，籌劃成立一個愛國抗日的同盟組織。在那段戰火紛飛、山河破碎的時光，這些原本各自為戰的新聞人為了民族解放的共同期許，號召以筆為槍、同心抗戰。他們編輯了自己的刊物《新聞記者》，並在全國各地開展各種抗日宣傳活動。

七十多年過去了，我們漸漸淡忘了記者節原本應有的政治內涵和歷史意義，反而更願意用現代市場新聞業中的普遍規范來看待記者的社會角色。然而，正是記者節的歷史提醒我們，理解記者、理解現代新聞業，我們不能割斷這個群體與歷史和政治之間的連結：一方面，我們今天當做普遍規范的專業化新聞生產邏輯本身就是源於19世紀歐美社會的特殊歷史背景﹔另一方面，近代以來中國新聞記者的社會角色和政治意識也始終與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構建和轉型的政治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本文將在討論西方現代新聞業興起背景和中國新聞業發展獨特性的過程中，以回歸歷史的方式重新認識新聞業和新聞人。

一、“杰克遜時代”的神話：自由主義的媒體史敘事

1838年，美國著名作家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一篇政論文章中這樣描述當年新興的大眾化報紙：“新聞媒體對公眾人物、文學、藝術、戲劇甚至私人生活盡情施暴。在保護公共道德的假面具下，報紙其實是在徹底腐化道德﹔在保障自由的外貌下，報紙其實逐漸在建立一個暴政” 。對於熟悉了西方新聞史肯定性敘事的讀者來說，這樣的負面評價顯然是非常令人驚訝的。19世紀出現的市場化媒體向來被認為是從政黨報刊或封建專制中獲得解放的自由力量，甚至是民主力量，怎麼會在庫珀的筆下成了公共生活的施暴者呢？

在《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一書中，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從反面引用了庫珀的這段評價，並認為這些言辭“反映了既有勢力對民主化（中產階級）社會秩序的反抗” 。這種信手拈來的階級分析不能說毫無道理，畢竟庫珀本人就是紐約州顯赫的大地主家庭子弟。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在庫珀的思想中，還有著深刻的聯邦黨人政治遺產，那就是對共和主義的堅守，以及將道德與善放在個人權利之上的倫理觀念。面對商業利益對傳統、穩定、理性、庄重的精英公共生活的侵襲，面對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和偽善的中立主義，庫珀的憂慮和憤怒當然有文化和政治上的理由。實際上，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再封建化的批評也不過是這種憂慮和憤怒的學術版本而已。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感謝舒德森的寫作，他雖然延續了對現代市場新聞業那種簡單的肯定性判斷，卻也為我們展現了一些批評觀點和豐富的歷史背景。但是要把現代新聞業的興起放回歷史原境中，我們還是要對他這本報業社會史著作進行一些反思性的解讀，並由此進入我們的核心問題：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狀況造成了現代市場新聞業的產生？從這些歷史狀況中我們能認識到市場新聞業的哪些特性？

舒德森認為，造成現代新聞業博興的根本因素，不是傳播科技上的革命，不是識字率的提高，也不是報紙自然進化的結果。他從社會政治氣候的變化來認識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性變革，那就是“杰克遜時代” 的平等主義和民主。在對這個“平等主義”時代進行褒揚時，舒德森沒有吝惜任何美好的詞匯：人才就業開放、出身不論貧富貴賤、所有民眾享受同等機會、傳播公共教育、反對政府壟斷、敦促權力下放、不再死死抱住貴族價值觀不放、人的個體獲得了新的地位、追求利己主義成為一種榮耀…… 在這種敘述中，顯然不見了當時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事實、不見了勞工對新興資本主義的反抗（實際上舒德森的新聞史寫作完全忽視了19世紀中期美國大量存在的勞工報刊），也不見了杰克遜們對奴隸制的頑固堅守以及對印第安人種族滅絕般地“遷移”歷史。

作為一個與東部輝格黨人針鋒相對的邊疆開拓者，安德魯•杰克遜及其追隨者的政治觀念遠比“平等主義”和“民主”復雜得多。按照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的說法，正是與印第安人作戰的共同任務，以及面對底層奴隸階級和東部貴族這兩個異己力量的現實，把美國西南地區各階級的白人男性維系在一起，使社會上層產生了安德魯•杰克遜這樣眾望所歸的英雄人物。而這一階層可以在種植業經濟的論爭中完全站在保守派一邊，卻同時成為全國民主運動的領袖，無須為前后態度矛盾而內疚。所以，“當我們看到這類種植業上層表示絕對相信民眾的判斷時，將其斥為蠱惑人心者未免失之不公正” 。舉例來說，安德魯•杰克遜經濟政策上最著名的反對國有銀行的主張，非常類似今天部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指責金融業國家壟斷的言辭，實際上根本不是出於對金融權貴獨裁的抵制和對平等的要求，隻不過是要為私人的債券投機打開大門罷了。要知道杰克遜登上政壇的堅強后盾就是美國西部的地產投機商和放債人 。由此看來，“杰克遜時代”的平等不過是美國西南種植園主、証券投機商與都市新興資產階級以“民主”為名聯手對傳統聯邦主義發動的一場“嘩變”而已。只是在自由主義的歷史書寫中這出喜劇和鬧劇才成了“正劇”。

更進一步來看，舒德森對“杰克遜時代”的贊頌實際上是將當代的自由主義觀念投射到19世紀的結果。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曾經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舒德森式的理論錯置，在《民主的不滿》一書中，他提到：“杰克遜派對財富分配日益增長的不平等的反對與公正關系不大，而與財富、權力的巨大集中對自治構成的威脅卻有很大關系。輝格黨人促進經濟發展的理由，與提高生活標准或最大化消費關系不大，而與培育國民共同體以及增強聯邦的紐帶有很大關系” 。雖然桑德爾完全從政治理念角度展開的論述忽略了這兩股力量的經濟背景，但至少說明了他們的分歧並不存在於“民主”或“精英”的理念上，而主要存在於“自治”或“聯邦”的理念上。實際上，20世紀末興盛於美國各地的“民兵與愛國者運動”，即那些宗教、文化、種族方面的極端保守主義勢力和美國地方的反全球化、反聯邦主義力量才是杰克遜政治理念的真正繼承者。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無政府主義、地方自治主義、反全球化意識與經濟觀念上極端放任主義奇怪地耦合在一起。

在這裡，我們可以稍作總結：以美國“便士報”為代表的現代市場新聞業的興起，並非是拜“平等主義”和“民主”的政治氣候所賜。美國現代商業媒體實際上是伴隨新興資產階級異軍突起而出現的一股都市文化力量，它所創造的，正是這群爆發戶和投機商所需要的相對主義文化政治。而從市場化報業自身的發展來看，其存續的前提也是扳倒一座文化上的大山，那就是正當性政治，其中主要的是關於善和倫理的傳統認同。否則，我們不能想象那些深入私人生活的膻色腥內容能夠肆無忌憚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美國19世紀中后期野蠻商業化過程中的道德悲情劇確實也常常被小報演繹，但其出發點絕不是正面的道德塑造，而是專門發掘丑陋現實來摧毀公眾的道德信仰，從而引發轟動效應。這一點與當今的都市媒體的社會新聞報道並無二致。報業宣稱的黨派中立，也並非來自什麼偉大的職業理想，隻不過是現代新聞人“消費真實”和“販賣受眾”的邏輯前提而已。在這個意義上，市場新聞業天生就是另一種保守力量，用托克維爾的話說，這種消費意義上的平等和選擇隻能是一種“溫柔的專制”。當然，一旦遇到復雜的政治經濟糾葛，一旦受到細分市場和廣告主的限制，一旦有反抗自由經濟的力量威脅現有體制，市場化媒體會毫不猶豫地沖破中立的底線。

然而，現代市場新聞業進入社會主流的后果還不僅僅是政治正當性的消散，它不但壓制了傳統倫理的衛道士，還同時排斥了激進的文化力量。詹姆斯•卡倫（James Curran）的著作《媒體與權力》給我們展現了自由主義媒體史從未觸及的一段史實 。在英國，19世紀后半葉廣告稅和印花稅被取消一直被視為一個媒體發展史上的巨大進步，是自由報業迅速發展的重要開端。然而，卡倫的研究指出，正是辦報限制的解除使得原本發行量遠遠超過主流都市報刊的激進派勞工報紙迅速走向衰落。印花稅的取消等於為資本力量大舉進入報業打開了綠燈，而廣告稅取消則給小報帶來了巨大的市場壓力。都市商業報刊開始對印刷機器設備升級換代，並擴大經營規模。不斷增長的辦報運營成本和資金流動則有廣告商埋單。這種狀況最終拖垮了不能滿足廣告主需求的激進勞工報。

這段史實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擊碎了自由主義媒體史那種國家與市場相互對立的二元論敘事。卡倫的研究証明，19世紀中后期，英國傳統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實際上有著近在眼前的共同威脅，那就是勞工運動及其強大的宣傳攻勢。傳統貴族精英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對新興商業力量做出了讓步，將他們納入統治集團，從而利用資本所構建的阻隔機制，成功地限制了激進民主力量的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卡倫將報業稅的取消這個被廣泛認為開啟了自由報業史的舉措稱作是“資本的自由”和一套“新興的許可証體系”。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用民主和進步來理解現代市場新聞業的誕生就意味著用迷信來解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