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畢業季,作為一名大學教師,除了再體驗一次同學們的離愁別緒外,還有就是面對同學們就業選擇的無力感。2011年傳播學系畢業聚餐的時候,我詢問坐在一桌的同學,發現有3人進入不同的媒體,這讓我深感欣慰。不過,該同學也告訴我,他們班30余人,也就隻有他們3個人選擇了到媒體工作。從我所在學校的畢業生近年去向來看,進入新聞傳播領域的約1/3,進入其他領域的竟然佔到了2/3。眼看著經過4年專業訓練的學生進入到與本專業毫無關系的一些領域,雖然我尊重學生的自我職業選擇,但心中的失落還是十分明顯的。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1929年建系,已經有84年的歷史,是我國歷史悠久的新聞傳播學教育機構。她的畢業生遍布海內外媒體,很多學子就是因為受到這些杰出校友的影響而選擇了新聞專業。理想很豐滿,現實卻骨感。我也一直在想,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如此之多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從追求專業尊嚴與榮譽轉向了僅僅謀求一份職業的踏實?據2013年10月18日結束的“2013-2017年新聞傳播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傳出的消息稱,目前全國高校新聞傳播類專業布點1080個,其中新聞307個,廣電225個,廣告365個,傳播55個,編輯出版80個,網絡與新媒體43個,數字出版5個﹔在校本科生23萬。新聞傳播學專業發展勢頭迅猛,大干快上者甚眾﹔不過,反過來,也可以看到社會對這一專業所寄予的厚望。我不清楚整個新聞傳播專業畢業生就業的去向分布如何,但是很顯然,如果新聞傳播業不能給從業者追求理想的可能,作為職業而言,其實和專業對口不對口倒是未必重要了。
我身邊有這樣一個案例,讓我對新聞傳播業的未來既擔心又欣慰。我家小區位於一個濕地生態帶旁,小區門口小路為雙向兩車道,分布著五個小區的進出口以及兩所幼兒園和一所小學。就是這樣一條不堪擁堵的小道,竟然被規劃為兩路公交車的終點站,而且為了建停車場,已經毀掉了大片的綠地。這引起了鄰近幾個社區的抗議,尤其是基於搜房網上海頻道的幾個業主社區上面更是熱鬧非凡。估計是一位記者發現了這個事情,寫了一篇稿子,發了一個整版。但是他的觀點卻是這樣的:原本是一件抵制公交車終點站入駐的事情,卻被這位記者寫成了我們這幾個小區在環保這件事情上因為有車和無車分為兩大陣營,有車者反對公交車線路經過,怕影響環境﹔無車者堅持認為公交車線路應該經過,要考慮出行的便利。明明是全體抵制公交車終點站入駐,到了記者筆下,卻把民眾與建交委之間的矛盾轉換成了民眾內部之間的矛盾,成了有車一族和無車一族的紛爭,還美其名曰“環保新動向”。
這個報道一出來,立刻在小區業主論壇引來眾多業主的批評,甚至有業主要寫檢舉信給市行風評議辦公室投訴記者是否有利益企圖。我因為一直關注這件事情,對於記者的報道視角也感到很意外。但是不能確定是不是我們學院的畢業生,也沒敢貿然和他們的主編聯系詢問記者情況﹔我只是在人人網上發了一個消息,請認識兩位記者的朋友轉告兩位記者,我可以告訴他們關於這場紛爭的詳細情況。還沒有等我這個專職新聞傳播學教師出手,隔壁社區的一位業主已經就這篇報道展開了逐字逐句的批駁,從採訪對象選擇,到邏輯思路,到謀篇布局,再到最后結論,針針見血,絲絲入扣,獲得了鄰近幾個社區的廣泛認同和大量轉發。還沒有等到記者和我聯系,第二天的后續報道就出來了。這位記者寫道“本報昨日報道在相關小區的業主論壇引起強烈反響”﹔最終,業主分歧從要不要進公交車之爭轉為是設立過路站還是終點站之爭﹔接著記者就這一問題採訪了相關部門,相關部門拒絕接受採訪。當晚我在業主論壇再次觀察業主們的反應,大家紛紛夸這個記者識相,雖然有過錯,但是知錯就改,也算是做了件好事情。最終妥協的結果是,雖然建好了兩路公交車的終點站,但是隻開通了一路,另外一路公交車進一步延伸,連接起了兩條軌道交通終點站。
從這個案例我聯想到整個專業媒體和網民之間關於真相與事實的較量。很多時候,是業余的網民教導專業的記者如何更有效率地呈現真相,進而形成兩類傳播平台關於真相呈現的效率之爭。遺憾的是,在這一場又一場的效率之爭中,受過專業化訓練的記者並不具備明顯優勢,反而更多時候是在網民你一言我一語的修正中,真相變得越來越清晰起來。我擔心的問題是:此事如果業余的網民要比專業的記者具備更高的真相呈現效率,作為專業記者而言,其專業的尊嚴何在?長此以往,這個專業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又何在?不過,反過來看,也有欣慰之處。由於有了新媒體作為參照系,新聞改革再不會是傳統媒體自說自話的事情了。在同一制度環境下,新媒體為傳統的專業媒體改革做出了示范與表率。如果說之前的改革屬於自覺,然后是無奈,那麼現在的改革已經是強制性的事件了。如果沒有改革的跟進,那麼傳播業的人財物就會主動向改革先行者流動。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危機是大量的傳媒精英從傳統媒體流向新媒體,而很少看到新媒體的精英向傳統媒體集團返流。如果這一資源流動持續下去,傳統媒體終將陷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行業衰退境地。
在微博和微信日益普及化的時代,任何不專業的報道都會受到網民的無情嘲弄。我們常常稱微博在信息傳播機制方面表現為“無影燈效應”,即對於一個事件,會通過多人的信息相互印証,最終給人們一個更接近於真實的表述﹔而那些經不起追問和印証的報道無論發表的平台級別多高、寫作者的身份多麼有威望都無濟於事﹔反而高平台、高身份最終引起的關注度會更高,成為所謂“神文”的幾率也更高。很多時候在網上廣為流傳的或許不是正常邏輯的報道,而是那些邏輯混亂、結論荒謬的報道。這是因為網絡空間的虛擬性和跨地域特征鼓勵了網民的批判精神。我們認為,作為當代社會發育成熟的一個基本標志就是社會個體的自我反思精神與對社會的批判精神的結合,這是一個理性個體發育成熟的標志,也是當代中國從傳統有序向現代有序轉換過程中所必須的社會支撐力量。但是對於新聞業而言,習慣了缺乏反思精神與批評精神的傳統社會環境,習慣了被認為是“烏合之眾”的社會群體對強大媒體的權力追隨,習慣了高高在上、教育民眾的“布道者”角色,媒體很顯然對於依托互聯網分享了面向大眾進行傳播的權力的公眾還表現出極其的不適感。在當代中國,基於互聯網鏈接而形成的智慧的鏈接更類似被無限串聯的大腦,無論是計算能力還是論証能力,都已經遠遠超越了個體所能夠完成的極限。面對這樣一個對話者,專業的記者不可以有任何的疏忽和僥幸心理。一個新聞報道完成的過程,其實是和社會群體逐個進行了一場場高智商的對話交流過程。如果說之前的新聞道德和專業操守只是自我的約束,那麼在今天,無論是新聞工作流程還是新聞專業所要求的道德規范,都需要成為這個專業所必須內化的精神。這或許是媒體行業伴隨社會共同成長的過程,也是新聞傳播業專業水准、進入門檻逐步提高的過程。有了這樣一個過程變化,新聞業才會真正成為社會的智力行業,才能勝任社會這艘大船上的意見瞭望者的工作。
新聞工作作為一項職業(occupation),主要是指新聞信息的採集、整理、加工和傳播﹔作為一項專業(profession),首先意味著它與其他的專業一樣,發育出一種“公共服務”的倫理﹔作為專業的具體內容則包括專業技能、行為規范和評判標准。新聞倫理、職業道德與規范是新聞從業者應該明了的職業知識,“新聞傳媒需要明晰自身的職業定位,厘清職業邊界、確立職業的理念,熟悉基本的工作規范”﹝1﹞。那麼,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格局下,專業媒體應如何通過新聞操守的確立來贏得尊嚴呢?我們認為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要有勇氣面對時代的核心問題和焦點問題並做出回應。當代中國,按照官方主流媒體的分析,已經形成兩個邊界清晰的輿論場,其中官方輿論場以傳統媒體為主陣地,民間輿論場以新媒體為主陣地。之前輿論管理強調的是簡單的輿論一律,即用一個輿論場消滅另外一個輿論場﹔而現在則不同,輿情溝通更加強調打通兩個輿論場,在提高溝通效率的同時,以達成更高程度的共識為目標。共識對於當代中國意義重大。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發育,出現了利益主體多元化趨勢,各個主體之間需要協調行動才能保証社會的順暢運行。如果共識無法達成,社會將日益因為利益分歧而碎片化,各部分之間的摩擦加劇,這將大大提高社會運行的成本,最終很可能導致社會體系的崩潰和瓦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媒體作為公共交流溝通的基礎性平台,在社會的自我治愈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但是更多時候,在網絡空間,也就是民間輿論場,對某一問題討論得熱火朝天的時候,傳統媒體卻袖手旁觀、一言不發。回到當年戰火紛飛的革命時期,條件艱苦,報紙卻依然以自己的獨特價值參與了社會改造。為何報紙不能缺席那個時代?因為它們承載了在我黨領導下的報人對那個時代核心問題的集中回應。
每次翻看《解放日報》《新華日報》,都會依然感受到那個時代報人肩負時代使命、回應時代焦點問題、改造國家、追求理想的澎湃激情。而在當代社會,人們關心的問題常常被媒體邊緣化。如果我們對當代中國社會列一個民生問題的單子,排在前面的大致可以包括住房問題、醫療問題、戶籍問題等。但是,當媒體的廣告有超過一半來自房地產行業時,媒體對房價過高問題的討論就變得格外小心翼翼,而且態度也越來越曖昧。每當房地產行業底氣不足的時候,都會有媒體出來為它們鼓勁撐腰。2006年當房價調控的關鍵時刻到來的時候,某地媒體竟然聯手策劃了“××房地產輝煌十八年”的專題報道,集中刊發,為房地產業搖旗吶喊,共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