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人際互動與日常化：電視傳播互動性的本質與表現【2】

（二）日常生活電視化。就受眾而言，人們每天看電視，從電視中感受“世界的存在”、感受“他人的存在”，從而也感受“自己的存在”，而且這種常年累月經常性重復的行為，使得看電視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慣，如同戴維·莫利所說：“電視觀眾是一種嵌入式的觀眾，家和壁爐既是電視的產物，也是其存在的前提條件”﹝6﹞235。電視超出電影的場地限制，不僅走入了每個家庭，仿佛是每一個家庭的成員，而且幾乎遍布大街小巷，使人們時時刻刻地置身於電視環境中。電視成為人們的眼睛和耳朵，它把遙遠的世界送到我們身邊，縮小了世界的空間距離。而電視對各類事件的紀實性報道令人們產生“帶入”感，仿佛置身於現場，與事件的當事者一起感受歡樂或者憂傷。

許多學者在更深刻的層面上闡釋了電視媒介的意義。當代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把當今社會稱為“視像社會”，他認為“一個充斥著圖像的視像社會已經來臨”，而這種視像文化在他看來“不是形象的一般積累，而是以形象傳播為中介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11]﹔德賽都則稱“電視觀眾不能在自己的電視屏幕上寫下任何東西：他始終是被驅逐在產品之外的，在這個幻象中不扮演任何角色”[12]﹔英國的伊雷特·羅戈夫論述了電視帶來的視覺文化影響，“當今世界，除了口傳和文本外，還借助視覺來傳播。圖像傳達信息，提供快樂和悲傷，影響風格，決定消費，並且調節權力關系”[13]。不復贅述，僅上述評論足以揭示出電視已經深刻影響著人類的實踐活動與生活，它改變了我們的世界。

隆·萊博在《思考電視》一書中指出：“當投身電視成為一種活動，影響這種投身的真實生活的脈絡並不會完全隱退到背景中去。”[14]139電視傳播日常化及其“現實效果”[15]意味著透明度，觀眾仿佛不經媒介地對外部事件進行觀察，在與日常生活同步的時間感中，屏幕內外都成了真實生活的展現。這種展現是一系列的互動策略表現出來的。

四、電視互動的主導策略

電視日常化需要依賴一定的機制才得以形成。傳播學者杰伊·布盧姆勒和邁克爾·古列維奇在一項關於政治傳播與電視互動的研究中發現，政治傳播需要掌控在大眾傳媒手中的傳播渠道，包括電視機構所提供的“理想的受眾信息接受情境”，這是電視的協商機制[16]。這一機制在傳受雙方構建了一種“擬人際互動”的模式，這是電視贏得市場和觀眾的一種策略。通過“理想的受眾接受情境”促進傳播主體與觀眾互動，目的是讓觀眾更多地從心理和行為上參與甚至投入到節目中。從信息傳播來看，無論是情感投入還是情境投入，都有助於信息有效抵達觀眾，被觀眾所接受。隆·萊博把這一策略稱為電視的“誘導邏輯”，認為它既可以理性化，顯示語言力量，也可以感性化，展現影像的微妙感覺。[14]123在“現實效果”框架下，電視互動策略主要可概括為：情境呈現、情感激發、情形接近。

（一）情境呈現。所謂情景呈現是指電視影像和聲音（特別是現場聲）可以真實再現日常生活場景。盡管從理論上說，攝影機不可能完全真實記錄現實或現場，因為鏡頭永遠是有選擇的結果，紀實永遠只是現實的漸近線。不過，對於觀眾而言，電視鏡頭尤其是直播畫面，能夠將他們帶入與事件同步的現實情境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默羅的廣播現場報道相比，現代戰爭的電視直播才真正令觀眾身臨其境。用馬克·波斯特的話來說：新聞記者成了參戰者，信息傳達者就是信息，記者的命運就像是戰士和市民的命運，每一步行動都是新聞的一部分，觀眾被送到了軍事行動現場目擊時，傳播載體本身也變成了軍事行動和新聞故事的一部分[17]228-229。在“現實效果”作用下，電視互動的中介性仿佛消失，變成了面對面的直接互動，呈現出與電影完全不同的傳播形態，“現場”“場信息結構”“原生態”等成為電視獨特的表現元素，而真人秀節目更是最大限度地擴展了電視互動的現實情境。由此可見，在“情境呈現”中，電視傳播才能實現完全不同於電影的“真實感”，所以“電視圖像越是想讓觀眾相信它對現實的指涉，圖像本身就越來越變成現實，這是電視的擬仿效應，任何將軍都無法將這一鐵的法則趕出其修辭陣地”[17]228-229。

（二）情感激發。情感共鳴是良好互動的內在機制，從古至今，幾乎所有文學作品或者藝術都是通過情感塑造來喚起受眾的認同和反應的。在新聞傳播中，觀眾往往更容易對個人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報道產生好感，電視也不例外，而且，借助故事、音樂、畫面、細節等多元素作用，電視報道的人情味較之文字而言更為直觀形象，也更能激發觀眾的情感投入。從互動機制看，強調事件對於觀眾情感上的影響，其實是努力把電視生產與電視消費之間的關系變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把受制於集體理性的大眾傳播關系變成具體的感性的人際傳播關系。盡管近年來有學者清醒地意識到個體化、情感訴求主導的報道對社會理性和民主事業建設的傷害[18]，但是，從新聞媒體尤其是電視實踐來看，對個人和情感的訴求的確是吸引觀眾的金科玉律。

（三）情形接近。所謂情形接近，指的是電視節目盡可能從節目形態到報道語態上接近現實生活中良好人際互動的情形。比如說，居高臨下總是令人反感或生畏，而平易近人則讓人倍感親切、隔膜盡消。早期電視報道為了顯示權威性，報道語態生硬，唯我獨尊，與觀眾之間有明顯的疏離感。隨著電視傳播對於觀眾認同的日益重視，平等對話成為電視溝通的重要方式，播新聞成了說新聞，節目內容也更多地生活化呈現。民生新聞之所以大受歡迎，正是因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家長裡短等朴實的日常生活成了被關注的主角，觀眾有了更多說話的權利。再以現場報道為例，如果一個記者在現場出鏡，僅僅只是露臉式報道，未必具有現場感，一旦這個記者表現出“我在現場的環境中”“我看到、我聽到、我聞到、我摸到、我嘗到”，報道呈現出現場環境、現場聲音以及與現實時間同步的狀態，報道的現場感就會更為強烈。在情形接近中，傳統專業制作的曲高和寡不再有市場，取而代之的是貼近性、親和力和參與度。家庭化收看方式也強化了電視的人際傳播情境，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家庭錄像機、攝像機，以其低廉價格、方便攜帶的特性走入普通家庭，家庭錄像節目的出現使電視與觀眾的交互性擴大而且深入。如果說觀眾以往對媒體的互動帶有旁觀者評論的味道，在這類節目中，彼此的互動已經因為節目內容所具有的生活氛圍和情境，而彌漫著交往中更深層的人際情感。

從電視傳播來說，上述一系列互動策略具有重要意義，它推動著電視更廣泛、更深入地與現實生活交融，同時最大化地吸引觀眾，提高收視率，后者幾乎是所有電視台的目標，客觀上推動著電視台不斷創新節目形式，吸引觀眾參與電視節目，激發觀眾與觀眾之間、觀眾與傳播方之間互動的熱情。但是，無論電視如何擴展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方式，依然改變不了其傳播的單向性特點，無法完全克服觀眾的時空疏離感。事實上，克服這種疏離感，是電視技術無法實現的。

小 結

從互動觀念上看，電視后期出現的圖文電視和視頻點播系統，推進了電視互動的發展，而且它隱含了“個人越來越多地使用媒介的能力，而不是被媒介所利用”[19]，同時在實踐中電視也在努力向更徹底的互動逼近。但是無論如何，在電視傳播中，人們“使用媒介的能力”依然是被預設的，它就像是游戲活動，完成的是游戲本身。真正意義上的互動，應包含參與者的自主選擇、自主參與。自主性是展開“本質性互動”的關鍵與核心。而這一點，是電視交互技術無論怎樣發展也無法滿足的。直到互聯網的出現，人們對於“本質性互動”才有了更深入的認知，“交互意味著每個人既是傳播者又是接受者，交互意味著信息源和信息接收者之間的雙向交流，更進一步，是指任意信息源和信息接收者之間的多向交流”[20]。計算機交互設計專家特裡•維納格瑞德教授早在1996年就曾預言，在未來的50年裡，不斷提高通信和交互設計空間的重要性將導致計算機業在研究人的方面，而不是研究機器方面得到擴展[21]。今天視聽新媒體的社交化互動傳播就印証了這一點。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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