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戈爾巴喬夫新聞公開性改革【2】

其次，新聞公開性沖擊著僵化體制，提高了政府反腐能力。在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的情況下，體制下的腐敗得以長期存在。列寧曾非常重視黨的作風建設，要求黨的領導干部廉潔奉公，但是自斯大林加強集權統治以后，黨內腐敗越發嚴重，僵化的體制加劇了貪腐現象的惡化。黨—國精英壟斷政治、經濟等權力，盡情享受壟斷帶給他們的種種特權。

新聞報道的深入不斷沖擊著僵化的體制。報紙公開批評體制內的灰暗狀況，比如，1987年5月6日，《真理報》發表文章《停止迫害》，談論專制的領導方法對發展的危害﹔媒體對特權階層的批評也越發激烈，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戈爾巴喬夫取消了一些特供餐廳，降低了一些政治局委員的補助規格。

不僅是政治體制，新聞業自身體制的僵化也得到改善。媒體自主權不斷擴大，新聞報道從內容到文風都更加自由，新聞報道范圍不斷擴大，新聞業的發展顯出勃勃生機。

新聞媒體的公開性改革在打擊腐敗問題上也發揮了積極功效。一些早就存在的社會問題不斷被曝光，如官員腐敗、黑市交易、貪污腐敗、婦女賣淫等。新聞報道不斷揭露社會腐敗陰暗面，既監督反腐治理，又給反腐提供証據。

再次，新聞公開性有利於促進蘇共政治改革。在蘇聯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政治改革是改革的根本所在。政治改革既是社會矛盾和問題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種重要方式。政治改革就是在不變革現存制度的前提下，對現有的政治關系、政治制度的自我調整、完善和革新，其目的是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現有的政治制度體系。

新聞自由化的發展對推動政治改革具有重要意義。1987年11月20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會議閉幕詞中說：“現階段輿論工具的作用怎麼估計也不會過高，它應該促進民主化進程，提出與經濟改革有關的問題，要像在改革的第一階段那樣站在前列，幫助解決新任務。報刊材料應更內行、更深刻、更具有分析性。”﹝9﹞

首先，官方意識形態得到改革。斯大林式的僵化教條思想長期居於蘇聯主流意識形態，嚴重阻礙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在新聞公開性的帶動下，新聞媒體不斷宣傳新思想、介紹西方先進的管理體制。持不同政見者的言論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他們的思想極大沖擊著固有的意識形態，從前被視為異端的思想學說逐漸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

其次，民主化改革進一步發展。蘇聯報刊大量刊登不同政見的文章，對時政弊病表達不同觀點，比如呼吁限制克格勃的權力﹔呼吁成立新的政治組織以制衡共產黨的權力﹔取消官僚階層的特權，廢除他們的特殊消費等，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蘇聯的民主化改革進程。

三、是因為新聞公開性改革還是改革走形？——蘇共亡黨的傳媒因素探究

自蘇聯解體以來，圍繞蘇聯解體的話題就從未間斷。在蘇聯解體的諸多原因之中，公開性改革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新聞公開性改革，這一蘇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進行的全方位、多層次的深度改革，何以竟直接抑或間接地促使了蘇聯的解體？這一旨在改良體制、改善民生、促進發展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何以迫使蘇聯改革落魄走形直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仔細梳理新聞公開性改革的發展脈絡，不難發現是新聞公開性改革的走形而非新聞公開性本身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新聞公開性的推行措施都是著力於如何加強“公開”，而對於公開后可能出現的問題應對不足，相關法律措施也不完善。隨著新聞法的頒布，蘇共徹底喪失了媒體領導權，媒體被不同派別和勢力團體把控，他們利用公開性發表煽動言論，最終使新聞公開性發展到無法控制之境地，蘇共大廈隨之傾塌。大體上，新聞公開性改革走形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改革政策的多變性導致新聞媒體無所適從。由於人們對改革的認識並不清晰，在解除了長期的壓抑控制后，蘇聯社會開始熱衷於自我揭露，無視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這給以后人們全盤否定蘇聯體制埋下了隱患。戈爾巴喬夫本人搖擺不定的改革態度，也導致后來新聞自由化的發展離預期目標越來越遠。第二，新聞媒體報道質量低下。一些報刊打著公開性的幌子，制造聳人聽聞的報道、荒唐無稽的假新聞乃至造謠、誹謗來吸引讀者，新聞自由化逐漸成為他們任意妄為的借口。學者伊薩克·J·塔拉索羅 （Isaac J.Tarasulo）認為，蘇聯新聞報道內容和方法的不足是導致新聞公開性局面混亂的原因之一。他認為新聞記者只是表達對事件的看法和立場，而鮮少對事件本身進行報道，這使大量級別很低的觀點充斥報端。﹝10﹞

第三，改革缺乏一套適合的新聞學理論。據留學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吳非從該校新聞系教授普羅霍羅夫處了解，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對馬列主義新聞理論的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學者們並不贊同戈爾巴喬夫簡化馬列主義的新聞觀，即新聞報道以戲劇化手法呈現，吸引讀者不斷關注報道內容的刺激性，新聞報道的平衡性和公正性被忽視。﹝11﹞政府依然習慣用20世紀50年代的管理辦法去解決新聞自由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

第四，戈爾巴喬夫本人猶豫而多變的個性導致新聞公開性改革方向的不明確。曾任《真理報》主編的阿法納西耶夫認為戈氏的主要缺點是：不堅定，模棱兩可。“戈爾巴喬夫想把不可調和的東西——把左派、民主派與右派、保守派——調和起來。”﹝12﹞他對不同派別的態度也陰晴不定，讓人捉摸不透。戈氏自己的思想也隨著改革進程而發生改變。“最初他強調：‘不允許利用公開化反對社會主義’。1988年，他退了一步，主張‘毫無限制的公開化’。到了后來，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主張‘意見多元化’‘輿論多元化’‘意識形態多元化’。這樣，戈氏的‘新思維’把人們引導到對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全盤否定上。”﹝13﹞

第五，新聞法的頒布使蘇共徹底喪失對輿論工具的控制權。1990年6月，《蘇聯出版和其他大眾傳媒法》頒布，以法律的形式確保公民創辦報刊的權利。新聞法頒布后的短短兩個月，蘇聯境內涌現出700多家新的報刊，其中不乏一些反對黨創辦的報刊，他們利用媒體發表各種反共言論，攻擊謾罵，造謠誹謗，無所不用其極，加上西方一些新聞媒體對蘇聯的強大宣傳攻勢，蘇聯社會出現信仰危機，政治、經濟也處於極度混亂狀態。

改革帶來了自由，但是這種自由隻有掌握在那些善於利用它為社會發展服務的人手中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新聞公開性改革也是如此，對於善於思考、具有獨立精神的人來說，它是一筆財富，然而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新聞公開性使媒體成為他們反政府、制造社會矛盾的工具，並最終走向與預期目標相反的罪惡道路。

改革是一場破舊立新的過程，“破”與“立”之間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協調改革中的思想交鋒、矛盾沖突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對於過去，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可一味肯定，而應根據改革需求進行揚棄。沒有一個成熟的“立”的規范，新聞自由化的發展與其初衷漸行漸遠，改革也最終走入末路。

也許戈爾巴喬夫本人對新聞公開性改革的反省更讓人深思，在1995年發表的回憶錄中，他充分肯定了公開性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他總結的教訓讓人深思——必須掌握好分寸，他認為，“幾乎我們所有的挫折、錯誤和損失恰恰都和我們偏離了合理分寸相聯系。有時候是在行業已成熟的步驟時過分急躁﹔而有時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騰騰”。﹝14﹞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聞自由化與蘇共亡黨關系研究》（11BXW002）的階段性成果﹞

（張舉璽為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河南大學傳媒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朱立芳為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1級新聞學碩士生）

參考文獻：

﹝1﹞﹝俄﹞安德烈·格拉喬夫.戈爾巴喬夫之謎﹝M﹞.述弢，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149.

﹝2﹞陳之驊.蘇聯興亡史綱﹝M﹞.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04：676∼677.

﹝3﹞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匯編﹝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

﹝4﹞堯凌珊.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文件和評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38.

﹝5﹞﹝蘇﹞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

﹝6﹞﹝美﹞郝伯特·阿特休爾.權力的媒介﹝M﹞.黃煜，裘志康，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08.

﹝7﹞張舉璽.論“公開性”對蘇共新聞事業的影響﹝J﹞.新聞愛好者2012（11上）：4.

﹝8﹞1987年5月答意共《團結報》問.轉引自：新華社新聞研究所.蘇聯東歐劇變與新聞媒介﹝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108.

﹝9﹞付顯明.1987年蘇聯新聞界活動紀事﹝J﹞.國際新聞界.1988（2）：11.

﹝10﹞IsaacJ.Tarasulo.Perils of Perestroika.Viewpoints from the Soviet Press，1989-1991.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1991.

﹝11﹞吳非，胡逢瑛.俄羅斯傳媒體制創新﹝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29.

﹝12﹞﹝俄﹞維·戈·阿法納西耶夫.《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M﹞.賈澤林，譯.上海：東方出版社，1995：193.

﹝13﹞葉永烈.一個紅色帝國的消亡——從蘇維埃到俄羅斯﹝J﹞.時代文學，2002（2）：20.

﹝14﹞﹝俄﹞米·謝·戈爾巴喬夫.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精選本）﹝M﹞.述弢，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