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戈爾巴喬夫新聞公開性改革

【摘要】“公開性”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重要內容，以此為基礎的新聞公開性改革對蘇聯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客觀分析蘇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會發現這一改革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新聞公開性改革在改革初期發揮了積極作用，它使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得到加強﹔沖擊著蘇聯的僵化體制，提高了政府反腐能力﹔有助於促進政治改革。不少研究把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新聞公開性改革視為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這種認識是非常片面的。嚴格地說，是新聞公開性改革的走形而非新聞公開性本身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關鍵詞】戈爾巴喬夫﹔新聞媒體﹔新聞公開性

戈爾巴喬夫上任時期，蘇聯面臨著嚴峻的國內外局勢。他重新思考內政外交政策，形成一套“新思維”，決定實施改革，其中“公開性”成為改革的關鍵詞。戈爾巴喬夫在新聞領域推行以“公開性”為旗幟的新聞改革，對蘇聯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新聞公開性改革的必要性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任，此時的蘇聯內外交困，經濟發展速度不斷下降，長期奉行的軍備競賽加劇了經濟形勢的惡化，蘇聯被西方人諷刺為“有龐大軍隊的第三世界國家”。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蘇聯領導人頻繁更迭，黨內生活腐敗、管理僵化，社會發展困難重重。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困境使改革變得十分迫切。

政治方面，自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長期存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更是將這股不正之風發揮到了頂峰，他獨攬黨、政、軍大權，大搞個人崇拜，任人唯親，精心搭建自己的權力體系。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嚴重阻礙著蘇聯社會的正常發展，官僚主義、教條主義泛濫。

經濟方面，由於長期片面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蘇聯的農業和輕工業一直處於落后狀態。蘇聯軍事開支費用龐大，甚至連戈爾巴喬夫也無法真正弄清，據估算，蘇聯70%的經濟都在以某種方式服務於軍工業，戈爾巴喬夫抱怨道：“我們搞出來的坦克比人還多。”﹝1﹞1975年后，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減慢，國民收入和社會總產值不斷下降。“社會總產值1976∼1980年降到4.2%，1981∼1985年降為3.6%，國民收入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降為5.7%，下半期降為4.3%，1981∼1984年降為3.5%。”﹝2﹞特權階層的特殊消費以及大量黑市的存在，進一步拉大了社會貧富差距。1983年蘇聯經濟增長速度第一次落后於美國，1985年日本經濟呈現出超越蘇聯的發展勢頭。

文化方面，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權的文化體制使蘇聯文化事業遭受重創。蘇聯在文化領域設立禁區，實行嚴格審查，知識分子學術自治機構被取消，科學院等一些原本獨立的機構也被收歸為國家機構。此外，蘇聯政府還利用豐厚的物質報酬拉攏“自由派”知識分子。文化發展變得停滯和僵化，這導致人們思想守舊，教條主義、官僚主義泛濫。

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初，就採取一連串措施調整經濟。比如，制定“加速”戰略，精簡各部門人員，但收效甚微，一年后經濟狀況依然沒有好轉，很多措施在實施中遇到阻礙。

初期經濟改革的失敗使戈爾巴喬夫認識到：體制中的官僚主義、特權主義等阻礙著經濟的發展，因此要想恢復經濟發展，必須從制度上進行改革。但是改革依然不順利，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戈爾巴喬夫對領導干部實行差額選舉，但他發現“新上來的干部依然背著過去的包袱，除少數人外，多數人在工作中仍然沿用舊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3﹞

高度的文化專制進一步阻礙著改革的進行。文化專制體現在政治領域就是高度僵化的政體和政黨崇拜、領袖崇拜等。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都熱衷於利用個人崇拜加強自己的集權統治，蘇聯的民主政治遭到極大破壞。

種種挫折使戈爾巴喬夫看到小修小補並不能解決問題，必須對僵化的體制進行改革，“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辦法對我國社會的各方面發展產生了有害的影響。現在我們所遇到的許多困難，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這個體制”。﹝4﹞

面對上層的重重阻力，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迫切需要下層民眾的支持，而這就必須公開信息使民眾認識到真實的社會現狀和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在“缺乏公開性的情況下，我們對某些東西已習以為常了。不僅普通人，就連一些負責人也是如此”。﹝5﹞63正如郝伯特分析的那樣：“在那沒有坦率和公開討論的場合中，受壓制的人民將陷入麻木不仁的狀態，並安於貧困潦倒﹔而沒有人民的支持，坦率和公開討論的局面絕不可能形成。”﹝6﹞戈爾巴喬夫希望通過放鬆對新聞媒體的管控，促進信息的有效傳播和溝通，使民眾獲得表達言論的平台，這對長期受壓抑的民眾具有很大吸引力。

戈爾巴喬夫所說的公開性，最初的內涵是讓民眾知道真實的信息，對國家行政機關進行監督。“公開性”具體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黨和國家機關工作公開化和政治決策過程公開化﹔第二，執行政策過程公開化，黨和政府要真實、及時地公布情況，揭露和批評社會上存在的一切不良現象和不正之風﹔第三，最大限度地擴大蘇維埃活動的公開性和開放性，鼓勵人民就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公開發表意見。”﹝7﹞而所有這些，都離不開新聞媒體的作用，新聞媒體作為一種輿論工具，既提供紛繁復雜的信息，也使民眾的觀點、意見等得以傳播、溝通，新聞媒體是發揚公開性的重要陣地。

戈爾巴喬夫試圖從輿論上打開改革之門，對新聞公開性改革給予厚望。“公開性是對毫無例外的一切管理機構的活動進行全民監督的有效形式，是糾正缺點的強有力杠杆。”﹝5﹞90

二、推行新聞公開性改革的價值與意義

新聞媒體是擴大公開性最有力的工具。在改革初期，新聞公開性改革也的確發揮了積極作用。

首先，新聞公開性使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得到加強。蘇聯長期奉行高度集權的新聞發展模式，媒體從屬於各級黨政機關部門，作為國家權力工具的一部分在社會生活中發號施令，而幾乎沒有輿論監督功能。這個新聞體制形成於斯大林時期，其后歷屆蘇聯政府基本沿用這個體制。蘇聯的新聞媒體言論高度統一，政府處於報刊的監督范圍之外。

輿論監督本就是新聞媒體的功能之一，賦予新聞媒體監督職能，是戈爾巴喬夫推行新聞公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談到輿論工具的監督作用時，他認為輿論工具應當“成為民主監督的保障，監督決議是否正確，是否符合群眾的利益和需要，然后監督這些決議的完成情況”。﹝8﹞

“公開性”中的新聞媒體打破封閉的現狀，媒體公開報道蘇共中央的重大黨政活動，如中央政治局會議、領導人與外國政要會晤、答記者問等。報刊、電台、電視台就政治、經濟問題組織公開討論，有的報刊還安排領導人與普通民眾在媒體上對話，或者開通熱線電話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蘇維埃文化報》等報刊還開辟“直言”專欄，專門刊載群眾言論。政府和媒體的溝通變得更加順暢，蘇共二十七大、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等都得到了公開報道，會議的時間、地點、要審議的問題也提前公布出來。

一些事關重大的事件也被及時報道。過去一些被視為“家丑”的事件得到充分報道，如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黑海沉船事件、哈薩克學生鬧事等都得以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