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潤生【2】

“‘少數民族沒有新聞’，這句話對我是激勵”

史料搜集的過程是艱難的，白潤生把這個過程比喻為“尋找散落民間的珍珠”。“確實是珍珠，很珍貴，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為很多少數民族新聞史料都在邊遠地區，由於經歷了戰亂、‘文化大革命’，當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識，所以損失都很大。”為了挖掘民族新聞史的一手資料，白潤生沒少費過功夫，“有時候開學術會議，凡是見到從民族地區來的人，我就會向人家要點材料。即使是‘口述歷史’，也要將其挖掘出來，這就是所謂的‘掏’﹔因為當時沒有科研經費，就直接給民族地區的報社發信要材料，這就是所謂的‘討’。但是追著人家‘討’，人家也不一定給，發出去的信給我回復的也不到30％。這些史料太有限了，說實話有時候連一篇文章都很難組成”。

白潤生回憶說，當年剛開始從事民族新聞研究時，有人對他說“少數民族沒有新聞”，這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時確實搞不出東西來，沒有東西，人家跟我說這個，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覺得這句話對我不是打擊，反而是一種激勵。”

不僅是民族新聞的史料很難搜集，對於如何帶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潤生也曾經一籌莫展。“我48歲當的副教授，后來要帶‘當代民族報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開專業課的時候就隻好跟我的兩個研究生說‘我沒東西可講，最多給你們講講新疆內蒙古’。話雖這樣說，但不能真不做准備，就這樣，我和兩個研究生開始了書稿的籌劃，我擬大綱，寫講義，他們謄抄，這就是后來出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報刊史綱》。”對於這一段歷史，在一篇採訪白潤生的文章中曾經這樣描述：“從此民族大學的教室、圖書館、資料室、窗邊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個求索的身影。三年后，兩個學生寫了兩篇有價值的論文，白潤生出了一本有影響的專著。這本書在民族地區被奉為圭臬，並先后兩次獲部委級獎。”（傅寧.白潤生:手持木鐸的採風者﹝M﹞//白潤生新聞研究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8月）“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不親歷個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領受這寥寥幾筆間勾勒的是怎樣的一種清苦，怎樣的一種執著，怎樣的一種堅守。

白潤生說：“那時候文章寫得不好，這不是謙虛，一是資料很少，二是怎麼寫也不知道，就有什麼寫什麼，研究也不是很深入。當然，不是說就沒有研究，一點沒有恐怕也出不來專著，但關鍵我覺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則你自己也沒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艱難，少數民族新聞史研究的另一個特殊性還在於：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編國家‘十五’社科基金項目《少數民族語文的新聞事業研究》最終成果之一《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的時候，有人交來厚厚一本關於朝鮮族新聞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鮮文。我就找朝鮮語言文學系的領導、研究生給我翻譯。中央民族大學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僅是精通，有些老師在國際上都很有名，他們也很願意幫忙。這也是我說的，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學時遇到任何問題可以隨時向他們請教，即所謂‘就地取材’。但問題是，翻譯完之后還存在一個問題：翻譯的差異和核實。”白潤生耐心地舉出例子，“比如說有一本少數民族期刊，有資料把它寫作《蓓蕾》，此時把它譯成《花骨朵》，到底應譯作什麼？這就需要我們認真核實查對，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請人翻譯還難。”

就是在這種困難下，白潤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數民族新聞史料的翻譯、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獨著或以第一作者與人合作出版了14部書，其中最薄的近10萬字，最厚的多達90萬字。當年那句“少數民族沒有新聞”的說法，早已在少數民族新聞學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下成為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潤生的書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編著”。對於此，他總結道：“把他人的‘史料’拿過來寫到自己的著作中，無疑，這屬於‘編’﹔從眾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煉的觀點，則屬於個人的研究成果，應該稱‘著’。我主編的幾部書並非沒有‘著’，但‘編’也好‘著’也罷，即便對別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對於這些研究成果，白潤生很慎重地說道：“史學著作是對過去實踐的總結與概括。這種‘總結’與‘概括’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以史料為依據’，隻有這樣，新聞史才能彌足珍貴，才能指導實踐。”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歲以后問世的”

回顧已走過的新聞學術旅程，白潤生感慨頗豐。“我1983年入門，1984年進修班結業后登台講新聞學的課程，1985年開始形成了要從事少數民族新聞史研究的設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時期兄弟民族的新聞與新聞傳播》（《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在學報上發表，標志了我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史的開始。1994年，我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報刊史綱》出版，這是一本在國內出版最早的關於少數民族新聞史的專著之一，在學界和社會上都有較高的評價。1996年我評上了教授，也正是在這前后，開始有人寫我的專訪了，包括中國青年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中國民族報、中國文化報等都有記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新聞通史綱要》，寧樹藩教授專門寫信給我評價說：‘頗有見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陸續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聞史研究的論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當時已經63歲了，可以說，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歲以后出來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有學者曾經根據16世紀到20世紀知識分子的學術生產力與學術年齡比照進行過抽樣研究，結果發現500多年以來，知識分子們發表重要學術著作的平均年齡大約在35~50歲之間，並且越往后越趨於年輕化。而對於白潤生而言，他似乎是一個特例。2005年，白潤生的《中國新聞通史綱要（修訂本）》獲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史教學內容改革成果”二等獎﹔2010年，他的《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獲第二屆國家民委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2011年，《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獲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獎﹔2013年，由白潤生主持的國家“十五”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少數民族語文的新聞事業研究》最終成果之一《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新聞事業調查報告》又榮獲了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白潤生笑道：“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職的時候獲得，至少可以評上幾級教授了。但我退休時教授還沒有分四級評定的制度，現在看來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潤生送走了3位關門弟子，徹底結束了鐘愛的教學生涯，他說自己非常慶幸，因為真的響應了當年黨和國家向他們這一代人發出的號召——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白潤生說，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但並非真的可以“一身輕”，他表示自己“依舊孜孜以求，不斷用知識和實踐來豐富生活、滋養靈魂”。“不是為了評職稱，也不是為了要名利。為了學術，為了學科建設，為了發展這門學科，我的目的很純正，這是我的責任。有一次我到雲南紅河學院參加第三屆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沒想到我這個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贏得了潮水般的掌聲，‘金杯銀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說我的貢獻和我的回報並不一致，但是我沒有怨言，因為付出是應該的。我何嘗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晉級當先進工作者呢？但我認為，‘道義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貴，奉獻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質上的或其他外來的平衡更可貴。”

“民族新聞學的發展急需人才梯隊”

白潤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聞史研究生涯中，總共培養了碩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們中有錫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瑤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滿族、漢族等等，絕大部分來自少數民族地區。而這樣的規模和貢獻，在整個新中國新聞教育史上都是比較特殊的。白潤生說，學術研究就是要“求異”，不能“求同”，就是要創新，要有創見。他對學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夠獨立思考。“年輕人必須自己掌握了這門學問，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實學、內外一致，這樣的人才是有價值的。”

對於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的問題，白潤生不無憂慮，“新聞傳播學本來就是一個小學科，民族新聞學更小，它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因為在人才培養方面還沒有形成梯隊。事實上，目前國內從事民族新聞學研究的知名教授、專家也不是沒有，比如中國傳媒大學的張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學院的周德倉，大連民族學院的於鳳靜等等，但是畢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梯隊。有一次我去新疆開會，一位老師就對我說，‘白老師，您都干到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實際上，要真正把學科發展起來，還得靠人才培養。”

正如白潤生所考慮的，中國的民族新聞教育始於20世紀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報社舉辦了3期新聞技術訓練班﹔1956年，拉薩木汝林卡（今拉薩一中）開班了3個班的新聞訓練班﹔1965年，由西藏日報社舉辦，中央民族學院代培的新聞訓練班共培養了47名學員，這些都是我國民族新聞教育的雛形。而比較正規的民族新聞教育還要從1953年內蒙古蒙文專科學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學院新聞研究班的開辦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學院新聞專業的成立，民族新聞教育的發展才開始蹣跚起步。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盡管民族新聞傳播學的建立拓寬了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但時至今日，其自身的學科基礎仍然比較薄弱。

“第一，我們的學科還沒有真正獨立，民族地區民族院校少有從文學中獨立出來辦學的﹔第二，我們的學科還沒有博士學位授予權。雖然現在有一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來，如何進一步培養和發展，還是一個問題。少數民族新聞史研究人才的斷層，是目前最大的難題。”聊到這裡，白潤生似乎有些無奈，“我現在雖然退休了，但是比沒退休前更忙，這半年來先后到了青海、黑龍江（還去了一次俄羅斯）、內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學研究，我隻能自己去干，沒有博士生，派不出別人來，這不是什麼好事。目前國內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沒有少數民族新聞學的博士點，所以說民族新聞學研究的發展還是任重道遠，不那麼容易。”

今年74歲的白潤生精神矍鑠、談笑風生，他說自己的身體是“逆向發展”：年輕時未老先衰，老了卻老當益壯。訪談末了時，他感慨道：“我們這代人確實是黨怎麼說就怎麼做，老老實實聽黨的話，老老實實按照國家的要求去辦。國家的發展必須得靠年輕人，所以我希望現在的年輕人不要去追求過往雲煙的虛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獻給自己的國家。”

從貧窮凋敝的舊中國一路走來，白潤生可謂遍嘗了生活的磨礪和苦頭，然而透過他對過往的回溯，苦難似乎不是回憶的主題，相反，卻滿是遍布人生的驚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數民族新聞史這片無窮廣袤卻相對偏僻的園地中勤勉、高產與樂此不疲的堅守，相信在中國新聞學術史的集體記憶與書寫中，那張屬於白潤生的畫像，縱然平實、謙謹，卻終將不會被忘卻、不可被繞過。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杰出新聞學者口述實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0CXW001﹔特別鳴謝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1級學生崔博翔為本文整理原始錄音素材）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