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潤生

白潤生善於自嘲，這一點有些特別。他回憶自己“一生磕頭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學時老實得近於窩囊”，他評價自己“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他總結自己“沒想到能活過古稀”……這位新中國對少數民族新聞研究貢獻卓著的長者，對於生活、對於命運，有著毫不諱言的感恩和敬畏，字裡行間平實謙和得令人感動。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話：“堅強得像一株蘆葦。”

多少年來，白潤生保持著“參加一個會寫一篇文章﹔教一門課寫一本書”的作風，走到哪裡他都不忘“扛穩少數民族新聞研究這面旗幟”。如今，這位40余歲才步入新聞學大門的古稀老人，以驚人的毅力和熱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編著、參編以及百余篇論文的撰寫。他並非少數民族，卻已然成為中國少數民族新聞研究的代名詞﹔他為人不事張揚，卻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歷史是一個很大的缺憾，中國新聞史就是中華民族新聞史”。

“上大學以前，我基本沒吃過早點”

白潤生的童年顛沛得有些離奇，6年的小學，他先后更換過6所學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話說，“每次‘擇校’的標准都是學費要足夠的低廉”，“這都是因為時代環境和貧窮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縣，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長大的，曾祖、祖輩在北京開過雙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歲就去世了，我的父親4歲沒有了父親，19歲沒有了母親，到他這一代時，家道中落，所謂‘地主兼資本家’的老白家已衰敗得一貧如洗。”解放前，白潤生的曾祖母去世，作為在農村老家唯一的嫡傳男孩，他“戴孝”“磕頭”“舉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隨后就被父親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學一年級。“我在那兒插班上了一年級，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來到北京，也是為了上學。來京上的第一所小學在花市東大街，名叫穆德小學（穆德小學是一所百年老校，現在叫東花市回民小學，成立於1911年，當時是為了幫助花市大街的貧苦回民子弟能夠上學念書，由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帶領同仁唱搭桌戲，並聯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買賣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資興建的），是所回民小學，我在這裡插班上的二、三年級。北京剛解放的時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條一家私立學校上四年級，叫敦本小學，一兩年前我查閱資料時得知末代皇妃文繡也在這裡上過學。這所學校條件是比較簡陋的，在一個四合院裡，一、二年級一個教室，三、四年級一個教室，屬於復式教學。上五年級，轉到了公辦小學，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門外花市大街南邊抽分廠胡同的求智小學，在這裡又上了半年。五年級的下半學期我又到了匯文中學附屬義務小學，這所學校是由匯文中學的學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課后義務教我們，不要學費。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這所學校在我五年級結業時就不辦了。這時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學，總算高小畢業啦。”

白潤生接著說：“我小學畢業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這所學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門外金魚池一帶是窮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決勞苦大眾的民生問題放在了首位，不僅在金魚池建房修路興建市政設施，而且把解決勞工子弟教育問題當作大事來抓。十一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創辦的。可以說我正是沾了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機會成為北京市第十一中學最早的一批學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貧寒的白潤生在新中國的庇護下，走完了中學6年的求學路程，也正是在這個階段，他的人生觀經歷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禮。

“我的中學班主任叫臧懷傳，6年中對我的幫助教育最大。初中時臧老師就到過我家家訪，對我的家庭情況了如指掌。那時候我是家裡的老大，下邊還有兩個弟弟（有一個弟弟送給了姑姑，並不再姓白），四個妹妹，全家十來口人，全靠父親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種中小學生美術課上用的‘十二色’，勉強維持生活。上大學以前，我基本沒吃過早點，有時有點頭疼腦熱的向家裡要上兩分錢喝一碗豆漿。在臧老師的幫助下，我初中享受了減免學費，高中又享受了一個月八九塊錢的甲等助學金，我還拿回來貼補家用。在潛移默化中我逐步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性質、任務有了初步認識。‘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毛主席是全國人民的大救星，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心靈裡扎下了根。”對於這段過往，白潤生心中充滿了感念，“十一中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和臧老師現在還保持著聯系，后來我為什麼熱愛教育事業，就是因為看到了老師對學生的言傳身教，讓我認識到了人民教師的崇高和光榮”。

2010年，白潤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學60周年校慶之際，以58屆畢業生的身份為母校寫下了一篇回味深長的《回憶十一中》，在這篇文章中，他列舉了諸如數學老師臧家佑、語文老師劉慧義、植物學老師李炳鑾、動物學老師劉賓虞等功底扎實、學識淵博、富有教學經驗的優秀教師，感念他們點燃了自己、照亮了別人的高尚品德。他說：“說到底是十一中培養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書育人的光榮崗位，成為一名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我是由國家培養的”

高中畢業后，白潤生考取了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他至今仍覺得這是天意的安排，想當初，一念之差這位寒門子弟或許就與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當時家裡不讓我再上學了，讓我工作，好幫助家裡。我在結束課程之后就沒再看過書，一直在家裡干活。后來也不知是誰替我交了報名費，讓我考一考試試，我就去了。”讓白潤生沒有想到的是，考試之前一天書都沒有翻過的他，在進考場前隨意翻看的歷史題目，居然生生地出現在考卷上。對於白潤生而言，這巧合更像是一種命運的暗示。“考試結束后我沒有像其他人盼著早日發榜，早日進入大學校園。我還是該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應試。偏偏就在這個時候等來了錄取通知書，我被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錄取了。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潤生的大學生涯正式拉開了序幕，而對於報考師范學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著一些時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經濟困難，上師范不交學費，管吃管住﹔像我這樣的貧困生，學校還發給一年四季的服裝，每月都發助學金。再一個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學生活，早已使我認識到了做人民教師的光榮。”

回憶到這裡，白潤生越發心懷感恩：“上大學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學校都發給我了，還給我每月4塊錢的補助。那時候在學校吃飯不要錢，我終於可以吃上早點了，饅頭、米飯、花卷、包子，各式各樣的糕點、美味佳肴，什麼都有，我覺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時候想想家裡正吃什麼，父親母親正吃什麼，心裡頭不是滋味。總之，我是由國家一手培養的，我感激黨給了我讀書深造的機會。”

大學期間，白潤生把省吃儉用擠出來的零花錢都用在了買書上，“在師范學院讀書的時候，我就是逛書店多，一開始不買書隻看書，后來有了助學金，省下的錢就買。我畢業的時候裝了一箱子的書，都是省吃儉用買來的”。那個時候，花市新華書店的工作人員都認識了這位勤奮憨厚的小伙子，在那個家徒四壁、窩頭咸菜的年代，逛書店、買書、讀書成為白潤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篤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買了一本《康熙字典》，托著就回家了，走到門道恰好碰見了我的母親和街坊，我母親跟旁人說，‘我兒子就喜歡這個’。所以說，讀書、教書、寫書，一直是我的座右銘，有人說‘讀書無用’，但我覺得讀書應該是很有用的。書讀得精、讀得好了，那就一定會有用的，而且會有大用處。”

如今，白潤生在北京的家中還有滿滿一書櫃當年在師范學院求學時買下的藏書，這些幾乎是從牙縫中省出來的書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識分子心中最珍貴的記憶。“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那泛黃塵封的書頁不僅濃縮了白潤生清苦拮據步履蹣跚的過往年華，更像是一枚無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証了他與未來人生的庄重約定。“搞新聞學，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從北京師范學院畢業后，白潤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學擔任初中語文老師，直到1978年經同事推薦，調到工人日報社擔任編輯。“我這位同事原來是從全國總工會下放的，歲數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寫過一本《文言虛字》，在大學時與同學們一起編過一本《工礦歌謠》。在一次聊天中，他說介紹我去工人日報，那個時候《工人日報》剛復刊，需要人，經過報社一番考察，我被調入工人日報社。”盡管報社的工作不像在學校那樣自由，但白潤生很快便適應了這裡的節奏，他覺得這份工作不錯，在這兒學到了不少寫作知識。只是沒有想到僅僅一年后，他的人生軌跡再次悄然發生了轉變。

“我在107中學的一位同事的愛人當時在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任教，他是從他愛人那兒聽說了我在中學時講課、做學問的情況，有一次見面，大概是春節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對我說，讓我去民族學院教課。實際上當時就是聊天，沒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調入中央民族學院漢語系擔任寫作課教師。”剛進入民院的白潤生對大學教師的崗位充滿了崇敬，他說：“大學裡藏龍臥虎，著書立說談何容易，我調入民院后首先問人家我能當講師嗎？對我來說，當教授那在當時是想都不敢想的。”

從中學教師到報社編輯再到大學教師，此時的白潤生早已揮別青春進入了不惑之年，“這是什麼概念呢？人過四十天過午，40歲是最鼎盛的時候，就像太陽當空照，40歲以后太陽就該慢慢往下落了。現在想來，我在40歲的時候都還不知道新聞史是什麼意思，總之稀裡糊涂的，對於新聞學還什麼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舉辦教師進修班，曾在報社工作過的白潤生被正在籌建新聞專業的民族學院漢語系派去進修。“我到人民大學進修了一年，學新聞史、新聞理論，主要是進修中國新聞事業史，師從方漢奇、陳業劭兩位著名教授。我那時候是班長，因為班上我歲數最大，時年45歲，所以人家說我半路出家，我說是末路出家。”為了學好新聞學，白潤生下足了功夫，“為了學懂學好這門課程，我除了認真聽課和學習外，還利用課余時間，時常造訪方先生。從北大，再到人大林園，直到現在的宜園，他的幾個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擾，請他指點。從新聞學的ABC問起，從ABC學起。在方老師耐心的指導下，我終於一步步邁進了新聞學的學術殿堂”。

1984年，經國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學院創辦了學制四年的新聞專業，由漢語言文學系（后曾改名中國漢語言文學系，簡稱中文系）領導。從人民大學進修回來的白潤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學院新聞專業的創建，成為新聞專業僅有的兩名教師中的一員。白潤生坦言，正是在人大進修班的經歷讓他不僅接受了新聞學的啟蒙教育，更讓他在方漢奇先生的點撥下，決定把少數民族新聞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來講課，一開始講的是新聞事業概論，不是新聞史，那時候還沒有開這門課，第二年才開中國新聞史的課。講什麼呢，我還沒有備好課，沒東西可講啊，就讓人民大學的谷長嶺老師代課。當時來這兒念書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少數民族，他們將來需要回到民族地區工作，但我發現新聞專業開設的課程中沒有一門是有關民族的，我讀過的那麼多新聞史書中也沒看見哪本寫少數民族，我覺得這是不完整、不科學的。不懂得本民族的歷史是一個很大的缺憾，中國新聞史就應該是中華民族新聞史。”

正是在這樣的反思和感召下，為了彌補這個缺憾，填補這塊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潤生開始了他在民族新聞學領域“末路出家”的艱辛跋涉，“要有少數民族的新聞史，這說得容易，但你往哪兒搜集材料去？沒有啊，太不好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