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思想研究【2】

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報刊活動及新聞思想

（一）革命派的報刊活動。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時，對當地的《隆記檀山新報》進行愛國救亡的改造，使其由華僑報紙轉變成為宣傳革命的報紙。1900年，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第一份機關報《中國日報》在香港創刊，這是革命派利用報刊這一大眾傳播媒介進行革命宣傳的開端。同時，《中國日報》社也是興中會的起義聯絡機關。隨后，鄭貫公創辦的《世界公益報》《有所謂報》等也在香港出版。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隨后在東京創刊。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將同盟會的主張概括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對三民主義的宣傳成為《民報》的主要任務。在國內，1901年清政府出台“新政”，對報紙、言論的管制有所鬆動，因而革命派的報刊活動開始由海外轉向國內發展。1902年在上海創刊的《大陸》是革命派在國內創辦的第一份報刊。創刊於1896年的《蘇報》在1902年逐漸成長為革命派在上海的言論機關。1903年，章士釗擔任《蘇報》主筆后，其言論達到最為激烈的程度，最終因得罪清政府而被查封，並引發了著名的“蘇報案”。

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明治維新后迅速走向強大之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為向日本學習，紛紛赴日本留學，尋求救國真理。這些留日學生在日本創辦報刊，宣傳民主革命，使日本成為革命派在海外的重要輿論基地。1905年同盟會成立前，留日學生報刊主要由留日學生同鄉會創辦，著名的有湖南同鄉會的《游學譯編》《浙江潮》《江蘇》等。同盟會成立后，留日學生出版的這一批革命報刊，絕大多數是在孫中山的號召下，在同盟會總會的組織下，在同盟會各省分會的直接領導下創辦起來的。它們當中有一些實際上就是同盟會各地區分會的機關報。它們的編輯、撰稿和發行人，絕大多數都是同盟會的會員或參加同盟會的其他革命團體的成員。[5]這些留日學生報刊在國內各地也設有發行機構，向國內傳播民主革命思想，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白話報刊由於用通俗的口頭語言編寫，文化水平有限的下層民眾也能讀懂，為了贏得他們的支持，革命派和改良派紛紛創辦通俗白話報刊，白話報刊在辛亥革命時期得到迅速發展。這一時期創辦的白話報刊中，持革命立場的佔了很大比例。革命派創辦的白話報刊以《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安徽俗話報》等為代表，它們面向社會基層的普通大眾，開通了社會風氣，使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覆蓋社會各個階層，起到了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掃盲”的作用。

（二）革命派的新聞思想

1.不諱言報紙的黨派性，明確“黨報”和“機關報”的稱謂，認為報紙是宣傳政治綱領的工具。同改良派一樣，革命派也承認報紙具有黨派性，但除自稱“黨報”外，革命派報紙還坦率地將自己稱為“機關報”。

2.明確提出為革命辦報的思想，指出報紙是革命斗爭的有力武器。《浙江潮》轉引拿破侖“報館一家，猶聯隊一軍也”“有一反對之新聞史，其勢力之可畏，視四千毛瑟槍殆有加焉”[5]403，這些觀點都在西方資產階級新聞學著作中所流行。1905年8月，鄭貫公在香港《有所謂報》上發表的《拒約必須急設機關日報議》一文中說：“報紙能宣布公理，激勵人心，何異政令？報紙能聲罪致討，以儆效尤，何異裁判定案？報紙能密查偵察，何異偵探暗差？報紙能布其証據，直斥其人，何異警察巡兵？報紙能與人辯誣訟冤，何異律師？報紙能筆戰舌戰，何異軍人？”[5]144從以上言論不難看出，革命派宣傳的主要內容是公理正義、揭露社會黑暗、抨擊政府丑惡，革命派報紙扮演的是社會的觀察者、審判者、懲罰者等多重角色。

3.報紙是輿論和國民的代表，可以反映輿論、影響輿論、制造輿論。革命派創辦的報紙，大多以“民”字命名，如“民報”“國民”“民呼”“民吁”“民立”“民聲”等。他們甚至認為：“記者據最高之地位，代表國民而亦承認其為代表者。”[2]黨報應該反映人民意願、代表平民利益，是“社會公器”和“國民代表”。報紙是制造輿論最有力的武器，而政論文章則是報紙這一武器的“彈藥”。

4.認為新聞界（報紙、記者）應該先知先覺，報紙有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報紙在傳播知識、提高人民科學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一直以來為革命派所重視，他們把“開民智”作為辦報的一項宗旨和報刊的功能之一，希望通過報刊的宣傳教化作用解放大眾的思想，樹立他們的自尊心，提升國民的公德和智慧，使他們脫離蒙昧無知的狀態，從而對民主革命起到促進作用。

三、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思想對后世的影響

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對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事業有專章論述，他在“辛亥革命時期新聞理論與業務的發展”一節中指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學說，二者的辦報主張在實質上是相同的。梁啟超吸收西方資產階級新聞理論，通過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實踐，在早期維新派報刊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包括報刊功能、輿論建設、宣傳策略等內容的比較系統的新聞觀，奠定了我國資產階級新聞理論的基礎。梁啟超的新聞理論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新聞思想理論之大成，在我國新聞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黨報”觀和報紙的戰斗性等，也都對我國的解放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重要影響。

梁啟超第一個把西方對報紙耳目喉舌作用的比喻引入中國，這個比喻形象地說明了報紙對於國家和政黨的作用，明晰了報紙的功能﹔資產階級革命派直接把自己的報紙稱為“黨報”和“機關報”，進一步明確了報紙的屬性。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把各級黨委所辦的用以指導工作的報紙稱為“黨報”或“機關報”，依然強調這些“黨報”或“機關報”的“喉舌”作用。這樣的屬性和作用還會長期或永遠存在下去。

梁啟超在中國新聞史上首次提出了新聞輿論監督思想。早年，梁啟超提出報紙的作用是為皇帝“宣德達情”，維新運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海外，深入直觀地接觸到了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學說，他聯系自己的辦報實踐，結合中國封建專制統治的現實，提出監督政府乃是報紙的天職這一觀點，扭轉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君臣關系，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這樣的主張是全新的、進步的，這樣的遠見卓識超越了整個時代。但同時他也提出“積極輿論”的主張，指出監督政府並不是與政府作對，是給政府幫忙並不是添亂，表達了他對輿論監督的獨特理解。這一觀點在提倡民主型、服務型政府的今天，對媒體的監督職能和建設性監督來說具有更強的現實意義。

媒體具有監督職能，但怎樣才能做到正確監督？對此，梁啟超從提高新聞從業者自身素質的角度給予高度關注，這一點在當今仍然非常現實。新聞從業人員履行新聞輿論監督職責時，尤其是獨立負責地開展新聞批評時，由於知識的局限、法律觀念的淡薄、方法的欠妥、一時的疏忽等原因，有可能出現一些“違規”現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約束，甚至可能導致輿論導向出現根本性錯誤。因此，媒體及從業人員在行使輿論監督權的過程中，必須注意自身的文化知識、業務水平與道德修養的提高，正確對待輿論監督權，避免出現誤用、濫用新聞輿論監督權的現象。

梁啟超在輿論建設方面提出的“五本”說，在目前的媒體環境下，更具有針對性，因此也就更具現實意義。在常識方面，不少報道尤其是科技、醫療、健康等專業性報道中，因常識方面的錯誤，導致不少虛假報道和錯誤報道，誤導了讀者，在讀者中造成了混亂，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影響。他關於真誠、直道、公心、節制的觀點，對於新聞界開展的“走、轉、改”都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今天，我國新聞事業面臨著空前復雜而多變的實踐環境，而辛亥革命時期也是我國歷史上的大變革時期，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思想對我們的新聞學術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回顧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思想，以史為鏡，對於我們的新聞理論探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有助於我們吸取其積極合理的成分，發現並改正我們現在工作中的不足，澄清理論和觀念上的誤區，促進新聞學理論不斷創新，新聞實踐不斷向前發展。

（作者單位：河南日報報業集團）

參考文獻：

[1]趙曉蘭.近代報刊與辛亥革命[J].中國出版，2011(19).

[2]方漢奇.中國新聞傳播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3]梁啟超.讀十月初三日上諭感言.

[4]梁啟超.《國風報》敘例.

[5]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下）﹝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