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思想研究

【摘要】辛亥革命時期出現了國人辦報的第二次高潮，無論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都大力開展新聞活動，試圖通過辦報紙這種形式，與持不同政見的報刊進行論戰，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鼓吹政治改良或革命，以引導輿論。本文在閱讀大量的相關資料的基礎上，通過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分析，結合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背景，對各個政治派別的代表性報刊做出列舉和分析，試圖對當時的新聞思想做出歸納和評價，並評析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思想對后世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辛亥革命﹔新聞思想﹔梁啟超﹔資產階級報刊

引  言

本文對“辛亥革命時期”這一時間概念的界定是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開始，截止到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自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開放“報禁”“言禁”后，民間自辦報刊數量逐年增長。到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報刊數量進一步顯著增加，而且出版地域從沿海、開放地區、大城市擴展到內地，乃至邊疆偏遠地區，國人第二次辦報高潮出現。這一時期，國內新聞界思想活躍，言論開放，各種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紛紛以辦報為武器，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搶奪輿論陣地，大有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氣勢。通過他們的宣傳及論戰，國內原來隻知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受封建傳統文化束縛的知識分子眼界大開，普通民眾的思想也得到了啟蒙。在這中間，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新聞思想，還有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新聞思想。

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對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事業有專章論述。書中將當時的新聞思想劃分為兩大派別——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並在“辛亥革命時期新聞理論與業務的發展”一節中對二者的新聞思想分別做了歸納，指出二者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學說，辦報主張在實質上是相同的。但是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主張更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與斗爭性，因而成為主流。

資產階級改良派有較多的報刊實踐，創辦報刊是他們進行政治斗爭的主要方式。梁啟超是他們中最為突出的代表，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思想界，乃至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嚴復、譚嗣同等人對改良派的新聞思想也有很大貢獻。國內對辛亥革命時期乃至近代報刊活動家新聞思想的研究中，關於梁啟超辦報活動和新聞思想的研究是最廣泛和深入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中，對梁啟超的新聞思想做了總結，將梁啟超視為資產階級改良派新聞思想的集大成者。書中指出，梁啟超認為報刊是社會的“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報刊的兩大天職是“監督政府”“向導國民”﹔梁啟超對新聞業務改革進行過系統論述。此外，梁啟超還提出全面的輿論觀，歸納了辦好報刊的四條標准，並論述了報刊“浸潤”和“煽動”的宣傳方法。

對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新聞思想研究，則以對孫中山新聞思想的研究居多。張育仁的《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中，追溯了孫中山新聞思想的哲學和政治學發端及其發展演變軌跡。作者指出，孫中山對報刊的認識最初是來自啟蒙思想，甚至受到嚴復、康有為等人的影響，基本上是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而他后來被廣泛研究和深入探討的“黨報思想”，則是在他領導“黨報”與保皇派的論戰中形成系統並逐漸嚴密起來的。方漢奇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一書中指出，在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是處在上升階段的新興階級，辦報是他們宣傳政治主張、領導民主革命的重要手段。孫中山積極支持革命派的報刊宣傳活動，並對革命派報刊在辛亥革命時期所起的作用做出了很高的評價。在《革命成功全賴宣傳主義》一文中，孫中山明確表達了他對革命宣傳工作的重視：“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隻可用一成。”革命派的新聞實踐主要是圍繞著革命斗爭開展的，他們明確表示辦報的目的就是為了革命，因而其新聞思想也是在革命斗爭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

一、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報刊活動及新聞思想

（一）改良派的報刊活動。早在1895年，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了《中外紀聞》，接著又在上海創辦了《強學報》，它們可以看作是我國政黨報刊的肇始。1896年在上海創刊的《時務報》，是維新變法運動中影響最大的改良派報刊。接著，改良派又相繼創辦了《知新報》、唐才常等在長沙創辦了《湘學報》，加上譚嗣同的《湘報》、嚴復的《國聞報》等等，各地相繼創辦了數十家報刊，這些報刊成為改良派在全國各地的輿論陣地，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出現。梁啟超主編的《清議報》是維新派在海外創辦的第一份報刊，1891年12月創刊於日本橫濱。1902年2月創刊於日本橫濱的《新民叢報》由梁啟超主持，仿效西方大型綜合刊物，大量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學說，無所不包，其宗旨是培養民德、開發民智、造就新民。在國內，主要的改良派報刊有1904年在上海創刊的《時報》，以及1902年由英華在天津創辦的《大公報》。近代白話報刊最早也是由改良派創辦，雖然隻有五種（《演義白話報》《平湖白話報》《無錫白話報》《通俗報》《女學報》）[1]，但是這些白話報刊面向下層群眾，打破了文言文對主流信息傳播的壟斷，擴大了變法運動的影響，是革命性的嘗試，日后也被証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改良派的新聞思想。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新聞思想早在維新變法運動時期就已經趨於成熟，並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新聞思想的主流。康有為在推行維新變法時，就已經對輿論的重要作用有了充分的認識，他認為清政府要重視對民意的掌握，應設立專門的輿論採集機構﹔對於報紙的功能，康有為用“匡不逮、達民隱、鑒敵情、知新政”十二個字做出了精辟而又全面的歸納。嚴復早年曾赴英國，受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和文化思想影響很大。回國后，他走上變法維新的道路，開辦新式學堂、創辦宣傳維新思想的報紙，是他救國圖強的主要實踐。在《〈國聞報〉緣起》中，嚴復將報紙的功能總結為“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實際上指的是在國家內部建立一個通暢的信息交換機制，但是中國不能做一個“遺世獨立”的孤島，當時的中國已經是“與各國並立之國”，因此應該“以通外情為急”。[2]了解了外國的情況，才能意識到自己的落后，並從中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和做法，以使中國走上自強的道路。譚嗣同指出，報紙是“開民智、興民權”的重要手段，通過辦報，可以直接向民眾宣傳民權思想﹔對於報紙的功能，譚嗣同認為報紙應為“民史”“民口”，即報紙要報道民眾的活動，並且要反映民意，成為人民的喉舌。梁啟超是改良派新聞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聞思想早在維新變法時期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統。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海外，對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文化思想有了更全面、更直觀的接觸，加之不斷的辦報實踐，他的新聞思想體系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總結梁啟超的新聞思想，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1.報刊功能方面。維新變法運動之前，梁啟超將報紙比喻為耳目喉舌，認為報紙的作用是“去塞求通”。他將當時中國之所以國勢衰弱、飽受列強欺凌的原因，歸結於中國從內到外都處在一種閉塞的狀態之中。在國內，統治階級和國民之間相互隔膜，清政府不了解民情民意﹔在國際上，清王朝閉關自守，故步自封。要想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必須睜開眼睛去看，打開耳朵去聽，張開嘴巴去說，學習西方，體察民情，隻有內外都“通”，才能進步。維新運動失敗后，梁啟超又提出報刊“兩大天職”的觀點，即報刊的主要功能是“監督政府”和“向導國民”。梁啟超首先肯定了政府權力的必要性，但是強調一定要對其加以監督，使政府的權力能夠得到正確的行使，而報紙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表，是對政府進行監督的有效工具。在傳播智慧與教化民眾方面，報紙的傳播比辦學堂要更快更廣泛，從而能夠對人民起到有效的引導作用。那麼報紙如何實現上述功能，即如何辦好報紙呢？梁啟超在《清議報》出版100期《祝辭》中提出了衡量報紙好壞的四條標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速而確。”這四條原則精練地概括出一份好報紙應該具有的要素，這些標准在今天仍然適用。

2.輿論建設方面。輿論建設問題是梁啟超新聞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輿論是“多數人意見之公表於外者也”[3]，所以少數人的意見，不能稱之為輿論，多數人持有但是沒有公開發表的意見，也不是輿論。要建立健全的輿論，報紙要從自身、從新聞從業人員入手，必須做到以下五點，即梁啟超所謂的報刊必須具備的“五本”：一是常識。報館從業人員的知識結構要豐富，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各個方面的知識都應具備，這些知識都是建設輿論的憑借。二是真誠。輿論是多數人公開發表的意見，而要將多數人集結起來，不是靠威逼利誘，而是要靠報紙的良知、信念使這種集結以一種自然而然的方式達成。三是直道。建立積極的輿論就要求報紙具有堅定的立場，具有不畏強權的品質。四是公心。報紙判斷是非善惡，不應出自自己的喜好做出主觀的判斷，而是應該從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出發，判斷要出自公心。五是節制。報紙的傳播范圍越廣，它所形成的輿論影響范圍就越大，有時它會超過預計。所以對輿論的深度和廣度一定要有一個理性的把握，不能因為一時沖動而造成不可收拾的負面效果。

3.宣傳策略方面。梁啟超在其新聞宣傳實踐中，尤其注重宣傳的策略，可以歸納為如下十個方面：一曰激發讀者興趣，切忌注射式宣傳。二曰以自身的情感刺激讀者的情感。三曰通俗，不能脫離讀者實際太遠。四曰抓主要矛盾，先主后從，綱舉目張。五曰和風細雨，步步浸潤。六曰虛實結合，主觀見之客觀。七曰立論務公平，不為危險激烈之言。八曰分階段，由近及遠，自小而大。九曰持義至堅，鍥而不舍。十曰察讀者心理之微，攻暇不攻堅，使之移情於不覺。

在上述宣傳策略中，梁啟超從受眾的角度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觀點：首先，從內容上，新聞宣傳要抓住讀者的興趣，盡量使宣傳的內容豐富多彩，並且多注意與讀者進行情感交流，這樣才能使讀者產生信任，接受宣傳。其次，從語言上，宣傳要通俗，充分考慮中國最廣大民眾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因為宣傳的對象是人民大眾，必須用他們能聽懂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主張，才能取得預期效果，“若夫妄談學理，廣列異聞，自耀其博，而不顧讀者之惟恐臥，此則操術最拙者也”[4]。報刊的宣傳必須領先於大眾，但是同大眾的距離又不能太遠，沒有先進性就談不上引導，距離太遠又失去了報刊宣傳的現實意義。此外，梁啟超還提出了“浸潤”和“煽動”兩種報刊宣傳的方法。他肯定猛烈煽動的宣傳方法會在短時間內快速起到明顯的效果，但“煽動所得為橫溢之勢力，故其弊之蔓延變幻，每為煽動之人所不及防﹔浸潤所得為深造之勢力，故其效之錫類溥施，亦每為浸潤之人始願不及”。慢慢浸潤，潛移默化的宣傳所取得的宣傳效果更為持久，也更為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