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第一位追蹤報道紅軍長征的記者

范長江（資料圖）

范長江這個名字是從1933年下半年開始在報紙上出現的，這也是他投身新聞事業的開始。取筆名“長江”，他看重的是長江水滔滔不絕、奔騰不息的大氣和壯闊。

1935年5月，范長江以《大公報》社旅行記者的名義，從上海出發，沿長江西上，經四川江油、平武、鬆潘，甘肅西固、岷縣、蘭州等地，深入到敦煌、玉門、西寧、包頭等地採訪。此行歷時10個月，行程6000余裡，他沿途寫下的旅行通訊在《大公報》上發表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后匯編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這部作品集被認為“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影響”。實際上，他不僅是第一個追蹤報道紅軍長征的記者，也是第一個在報道中公開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為“紅軍”的記者。

1936年8月到1937年4月，范長江第二次到西北地區採訪寫了大量記錄重大歷史轉折時期情況的文章，后來集為《塞上行》。

1937年，“西安事變”后，正在抗戰前線採訪的范長江趕赴西安，在那裡見到了周恩來。隨后，他又趕到延安，採訪了毛澤東、劉伯承等中共領導人，並撰寫了關於長征的相關通訊報道。

1939年，在周恩來介紹下，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4月至1940年底，范長江主要在重慶工作。他領導“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致力於團結全國青年新聞記者，主持中共領導下的國際新聞社重慶辦事處工作，並以救國會成員身份在重慶文化界發揮著黨的一個社會活動家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杰出的新聞工作者范長江也成為我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長江新聞獎”，是長江韜奮獎的前身之一。

方大曾：“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

方大曾自綏遠戰地寄給母親的照片。（資料圖）

方大曾，筆名小方，1937年7月10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第三天，他騎著自行車隻身穿越炮火，成為第一位到達現場的新聞記者。從盧溝橋、長辛店前線回到城裡，小方加班加點撰寫了近七千字的長篇戰地通訊《盧溝橋抗戰記》，並洗印了前線拍攝的戰地照片。《盧橋抗戰記》中，他寫了這樣一句話：“我站在盧溝橋上瀏覽過一幅開朗的美景，令人眷戀，北面正浮起一片遼闊的白雲，襯托著永定河岸的原野，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

7月23日，他將文字和照片從北平寄出。不久，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識》雜志第6卷第10號發表了署名“小方”的《盧溝橋抗戰記》及若干張照片，為世界了解中國全民抗戰發端提供了詳細的第一手信息。

署名“小方”的圖文報道《盧溝橋事件》刊載於1937年7月號的《良友》雜志。

此外，《我們為自己而抗戰》《日軍炮火下之宛平城》《衛國捐軀》《民眾慰勞》等專題攝影報道陸續被上海《申報每周增刊》、《良友》雜志、英國《倫敦新聞畫報》等國內外媒體刊發。一系列現場及事后的報道圖文並茂，影響甚廣，尤其是攝影作品反響極大，小方因此被公認為“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並被攝影史學家陳申等人稱為“中國的羅伯特·卡帕”。

然而，1937年9月18日，他在保定寫完戰地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由蠡縣寄出，年僅25歲的他，此后再無消息。

沈蔚：深入敵后隨軍採訪，把群眾英勇斗爭的事跡報道出去

沈蔚（資料圖）

1938年12月，沈蔚作為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記者，深入敵后隨軍採訪，並為《八路軍軍政雜志》提供反映八路軍英勇殺敵的稿件，鼓舞軍民奮勇殺敵。

《冀中導報》復刊后，沈蔚兼任冀中通訊社副社長，負責為副刊採寫通訊。作為分社的主要業務領導之一，沈蔚總是熱心地給通訊員講解新聞的基本知識，有針對性地提出一些新聞採訪和寫作中的問題，啟發大家研究。在艱苦的戰爭歲月中，冀中分社還堅持出版了新聞業務刊物《通訊與學習》，沈蔚不僅負責具體計劃、組織和審定稿件，還親自撰寫文章，在新聞業務和理論方面給廣大通訊員以悉心指導。在處理記者和通訊員來稿時，沈蔚非常認真負責，經常通宵達旦地編輯修改稿件。他說，即使不能採用的也要爭取每稿必復，告訴作者我們需要哪些方面的稿件，鼓勵他們繼續多寫稿。

聶榮臻司令員和八路軍總政前線記者團等人合影，左起為：雷燁、范謹、韋明、沈蔚、聶榮臻、林朗、李力克

1942年4月底，日偽軍發動“五一大掃蕩”前夕，沈蔚因身患肺病，被安排隨軍轉移，但他謝絕照顧，並表示反“掃蕩”正是學習鍛煉的好機會，他要求和冀中人民戰斗在一起，深入敵佔區去發動群眾，把群眾英勇斗爭的事跡和風貌採寫下來，報道出去。在這期間他曾被俘但未吐一字，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后被營救出獄。同年7月13日，日寇對冀中根據地進行了大掃蕩，轉移途中被日寇包圍，沈蔚在突圍戰斗中犧牲，時年26歲。

雷燁：隨軍轉戰真實反映軍民抗日英勇事跡

雷燁（資料圖）

1938年春，24歲的雷燁終於如願以償，被推薦到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學習，他典賣家屋換作路費踏上了去延安的征程。1938年8月1日，延安抗大舉行“抗大四期畢業歡送大會”，毛澤東出席並致訓詞。雷燁寫的通訊《創造抗戰突擊隊員的斗爭——抗大獻給抗戰一周年的禮物》、《抗大同學畢業上前線》，以及拍攝的《抗大四期畢業歡送大會上毛澤東先生致訓詞》、《參加歡送大學之學員》等照片，先后在《新華日報》發表。

為加強敵后新聞宣傳，八路軍總政治部選拔一批政治和業務素質兼優的學員，組建前線記者團，雷燁被選中並被任命為第一組（晉察冀組）組長。1938年11月20日，第一組奉命首先開赴晉察冀抗日前線。雷燁的工作熱情很高，一到邊區就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寫稿子、開座談會，向大家介紹延安的文藝發展動向，同時了解邊區的情況。受《抗敵報》總編鄧拓委托，雷燁寫了《談延安文化工作的發展和現狀》，在《抗敵報》1939年1月1日至28日分10期連載。

1939年5月前后，雷燁主動要求隨軍挺進冀東抗日最前線，在極端困難和險惡的環境中，從事新聞採訪報道工作。為了團結冀東文藝界人士，雷燁發起創立了文藝團體“路社”，創辦了文藝刊物《路》《文藝輕騎隊》《國防最前線》等，親自擔任部分編緝工作。這些刊物對人民群眾和部隊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1941年，雷燁根據革命需要，先后擔任冀東軍區政治部宣傳科長、組織科長。在完成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時，積極進行新聞採訪，成為冀東從事攝影採訪最早、報道成績最突出的前線記者。他隨軍轉戰在長城內外、灤河兩岸及熱南偽滿邊境，拍攝了很多戰地珍貴照片，真實地反映了冀東軍民英勇抗擊侵略者的英勇事跡，記錄了日軍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累累罪行。

1943年4月19日深夜，雷燁剛剛完成《晉察冀畫報》照片選定和說明編寫，突發敵情，畫報社駐地突遭日軍襲擊。20日晨與尾隨敵人交戰，雷燁把身上攜帶的文件全部撕毀，把心愛的照相機、自來水筆和望遠鏡忍痛砸碎，用最后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29歲的生命。

黃君玨：編印期刊把抗日救國的思想傳向四面八方

黃君玨（資料圖）

黃君玨15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后隻身來到上海，考入復旦大學，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黃君玨被派到太行根據地工作，先后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華北《新華日報》社任總會計兼管委會秘書主任等職。1942年華北新華書店成立后，黃君玨任書店管委會秘書兼總審計師。在她的主持下，華北新華書店出版了40多萬冊新書，編印《抗戰生活》、《華北婦女》等期刊，把抗日救國的思想傳向四面八方。

黃君玨與丈夫王墨磐合影（資料圖）

工作上，黃君玨精益求精，嚴格要求。生活中，她和大家打成一片，對人和藹可親，經常關心、幫助周圍的同志，深受領導器重和同志們的愛戴。黃君玨與同樣從事新聞工作的丈夫王墨磐感情篤深，被譽為“戰地模范夫婦”。為了便於工作，她將出生三天的獨生子送到老鄉家寄養，從此再未相見。

1942年5月，日軍對太行山區抗日根據地發動了“五月大掃蕩”，妄圖徹底摧毀我太行抗日根據地。5月24日，日軍三萬余人實施“鐵壁合圍”戰術，直扑山西遼縣（今左權縣）八路軍總部和《新華日報》、華北新華書店駐地。為縮小目標，減少犧牲，報社工作人員化整為零。黃君玨帶領10多位同志，反復穿插於敵軍間隙中，奮戰了七晝夜，但未能突出重圍，后來到庄子嶺南的小五台山上，黃君玨和兩位女同志退守到道士帽峰懸崖邊上的一個山洞中。6月2日下午，瘋狂的日偽軍從后山爬上洞頂，企圖點火封洞。危急關頭，黃君玨毅然沖出洞口，舉槍打死兩個敵人，然后飛身跳下懸崖，壯烈犧牲，這一天正是她30歲的生日。

（內容綜合自新華網、北京日報、四川日報、重慶晨報、石家庄新聞網等公開報道，感謝重慶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齊輝提供部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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