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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二）改革媒体管理制度，确保改作风的常态化
要形成改变作风的长效机制，媒体应该建立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这主要是解决媒体的发展定位，以及靠什么来维持媒体生存发展的问题，决不能靠低俗来迎合少数读者心态求得广告投入，要用自己的多元化的健康发展，壮大媒体自身的经验实力，从而支撑媒体唱响时代主旋律，扎扎实实沉下去，反映民生、反映大众、反映真实的时代。笔者认为，要实现这种多元化的格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1.新闻采访用稿机制的改变
媒体用稿、编稿、刊发的标准是指引新闻从业人员的行动指南和方向标，直接关系到“走转改”活动能否持久开展下去。一篇稿件它蕴含着记者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经济成本和脑力成本，而媒体对稿件的采用与否、采用后强弱处理、发表的评价等等，直接引导记者采写新闻的方式方法和工作努力的方向，直接影响和促进“走转改”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形成。
我国新闻生产主要有两种采编制度：采编分离与采编合一。采编分离即将记者队伍与编辑队伍分开，记者分战线“跑口”写稿，编辑则依据各自负责的不同内容划分相应部室分类编排。采编合一，即在编委会下设相应部室，每个部室既有编辑也有记者，除重大采访外，各部门独立完成采编。在“走转改”活动中，要灵活把握现行机制，适时根据工作内容及重要性调整采编机制，实现机制为人所用、为事服务，同时要完善新闻选题策划机制，拓宽思路、扩大范围，改变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以更好地发挥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
2.记者的薪酬评价机制的改变强化实绩考评
作为媒体对新闻记者和编辑的管理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对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社会、深入行业进行采访报道的考核激励机制，应建立和完善编辑多编、精编、快编来自基层、来自一线、能激发社会大众激情和兴趣的报道，并在版面和时段上得到强化处理，从而从媒体内部政策层面上保障“走转改”活动持久开展下去。媒体的薪酬体系应偏向并侧重于记者的深入基层的采访活动，而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见报数量。全新的薪酬体系既要有对采访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的薪酬体现，又要有对投入大量时间采访而得到相应的成果体现。把采编人员“走转改”常态化情况列入采编业务考核、年度考核和年终评优评先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作为职称晋升的前置条件。对走基层采访符合清新朴实文风要求的稿件，优先采用并较同类型一般稿件高两倍以上的分值计分；每月视情况评出作风漂浮、文风老套的适量差稿，取消其月度计分；每季度安排一次专题业务研讨，剖析好稿之优、差稿之劣；年度评奖增设深入基层奖，对表现优异者予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对联系点采写任务完成较好或较差的人员（或部门），视情况给予“总编辑特别奖”或警告性质的“书面提醒”。
3.建立有效监督机制
监督媒体是近几年新兴的术语，起因于目前的传媒生态并不健康，不少媒体还存在追求轰动效应、放弃媒体操守和职业原则的做法，因此对媒体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监督媒体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因为媒体要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践行对社会的承诺，必然需要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但是，过于自由会导致权利滥用，引发监督甚至控制的要求。在“走转改”活动中，我们应该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以改变媒体的不良作法、改善媒体形象、更好地发挥媒体价值。对媒体的监督首先要发挥管理部门的职能，加强宣传部门、政府部门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监管，其次要通过权力机构建立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如有学者称可建立新闻评议会制度，把媒体义务监督员设计成为仲裁机制的一个部分，在媒体与受众之间形成互动。
（三）改变新闻评价制度，确保改文风的常态化
1.按照新闻价值的原则来选择新闻
新闻价值着眼的不仅是新闻事实，更主要是指受众从新闻中获益的客观效果。也就是说，新闻价值是以受众为评价主体的，构成满足受众需要的一种关系范畴。正如马克思对价值作出的定义那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 新闻价值含有接受者所追求的“获益性”，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新闻满足受众和社会需要的效用。
由于受众需要及需要的取向不同，存在着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区别。新闻价值当然是指受众健康的、合理的，而不是恶的和丑的需要，这就不能单一地以受众需要来确定，还必须从整个社会需要， 即以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进步需要来考虑。这三种需要表现为社会的积极效用，同受众的需要相统一，才能体现出新闻的真正价值。可见，新闻价值决不是报道者的主观价值，而是接受者的客观价值，表现为满足受众和社会需要的双重效用。多数接受者对新闻广泛作出的评价，是新闻价值的真实体现，所以，对新闻价值只有在其传播后才能作出判断。评选好新闻既要重视其价值，更要重视它的社会效果，这是“好新闻”与“大新闻”的基本素质。
2.秉持客观性原则来制作新闻
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体都是以宣传为主要任务，这对新闻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力丹教授曾直言，“新闻是发现的艺术，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证明的艺术，在狭窄的政治功利范围内掂量它。”“这种思维方式是要求记者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唯一使命而带来的结果。长此以往，我们不少记者虽然有多年的新闻工龄，实际上除了证实中心工作外，不知道什么是新闻。”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往往是先有观点，然后再找事实以证实该观点，当前正在中国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活动，实质就是一个走向和深入“事实世界”的活动，走向和深入“中国事实”的活动，走向和深入“新闻本源”的活动。事实在先，首先要以中国事实为先；事实第一，首先要以中国事实为第一，这是中国新闻界、中国新闻人应该有的基本观念。对于中国新闻来说，应该确立的基本观念是：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发展新闻主义是基础，专业新闻主义是追求。创制优秀新闻，需要用新闻观念写新闻，用新闻结构写新闻，用新闻语言写新闻。职业新闻人只有首先把新闻当作新闻，首先以新闻为本位，才有可能真诚地尊重新闻特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当然，我们所要提倡的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新闻思想，也不是跨国媒体集团所期待的所谓“从党派主义到专业主义”的“美国式”转型，而是形成有自身特点的专业主义。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记者试图把自己与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剥离开来，做到与社会现实的“疏离”，而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规定性则始终强调参与性，在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下，涵盖这些方面的内容：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专业的操作和行为准则；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公正的报道手法；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也就是说，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有着党派主义特色的专业主义，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媒体承担政治教化功能的正当性，只不过让这种功能的实现变得更为隐晦。专业主义在我国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没有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所以，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我国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遵循的专业主义，是一种在保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前提下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进行行业操作的从业原则和信念。
3.适度量化好新闻的评价标准
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国家权力系统的一部分，传媒的主要功能是灌输主导意识形态，执行政治指令；新闻从业者不仅是文人和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 这种现象有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生机制，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研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时所揭示的那样，在电视话语“意义”生产时，媒介总是以一种预设的“代码”来将制作者的观念、概念、利益及需要输入到“制码”过程中，并形成对大众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和行为需要的控制力量。这种“代码”在解读符号话语之前已预设，并存在于媒介加工者的头脑中，因而人们常视其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好新闻的评选过程中，这种特定的“代码”也在发挥着作用。我们评选好新闻，习惯运用定性的方法，请来若干专家或名记者分析新闻的内容，多数赞成的新闻就评为一等或二、三等。评选者既缺乏可靠的材料，又忽视必要的量化数据，往往以自己的观点论是非。评选者有时依据一两个“典型反响”作为投票的理由，却忽略了价值低的新闻也可能拥有产生“反响”的少量受众，把一般新闻误认为好新闻。
报道者可以对新闻价值事先作出估量，越是优秀、成熟的记者对新闻预期价值的判断也越准确，越贴近它的实际效果，并以最好的表现形式提高其传播效果。而评选好新闻与大新闻则是在新闻报道之后，由新闻产生的社会效果提供判断的依据，广大受众最有作出判断的资格。因此，笔者认为，评选好新闻的标准应该有新的尝试。确定好新闻的第一个标准，应该是给受众提供值得知悉的东西。许多人知道的消息，似曾相识事件的报道，都远离好新闻的品质，好新闻应该包含全新的内容，是公众未知的个性化事件。引起受众的沉思是好新闻的第二个标准，表现为新闻的启迪性、激励性价值。政策报道、经济报道、民生新闻、经验报道都可能使全民或多数受众的生活发生变化，获得实际好处。这种实益价值引起受众对许多新闻的期待。当公众在广播电视联播前等待有关政府重大政策的报道，最能说明新闻对受众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往往来自新闻的获益价值，这是判断好新闻的第三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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