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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符号互动分析中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看见》

——以柴静专访李阳家暴事件为例

王文雨

2012年11月12日15:27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摘要】 本文运用符号互动理论,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以电视新闻专题节目《看见》中《柴静:专访李阳家暴事件》这一期为案例,分析该类型节目中媒介与公众、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双重符号互动模式。探究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如何利用新闻议题的引入和面对面的访谈中的符号互动,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条路径来形成互动双方“共享的意义”。

【关键词】 符号互动;文本分析;人际传播;大众传播

符号互动论是从社会个体及其日常生活着手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其基本观点为:现实社会是建构在一系列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的基础上的,这些意义产生于个体与他人借助符号开展的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因此,传播就成为人类一切经验的核心(Little John, 1999/陈德民、叶晓辉译, 2005,页283)。

社会行为的最基本形式由以下三个元素构成:某个人最初所做的“表示”(gesture);另一个人对这一表示做出的响应和结果;传播者赋予某个行为的意义(Little John/史安斌译,2009,页182)。意义是人们在互动中创造的,人们根据他人赋予某个事物的意义决定如何对他人采取行动,而意义也会在解释中得到修正(Blumer, 1969)。米德(Mead)认为,社会个体通过不断与他人的互动来学习和理解对方所发出的“有意义的活动”,以此来获得与符号发出者相一致的“共享的意义”。

可见,互动的目标就创造“共享的意义”。

符号互动理论作为社会学领域内的一场理论运动,聚焦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如何通过谈话来形成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结构(Little John/史安斌译,2009,页182)。虽然米德的经典符号互动论更多关注人际传播层面,但同样可以推广为:媒介与公众又是如何通过符号互动来创造“共享的意义”,即互动双方均能接受的意义和价值观?

《看见》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于2010年12月推出的全新午间专题栏目,被称为中国版《60分钟》。作为一文件记录现实题材的新闻专题节目,《看见》这样介绍自己:

观察变化中的时代生活,用影响记录事件中的人,努力刻画这个飞速转型的时代中,人的冷暖、感知、思想与渴望,期待和观众一起,了解陌生,认识彼此;端详相似,审视自我。

所谓电视新闻专题节目,是指“综合运用各种电视表现手段与播出方式,通过对重大新闻题材或围绕重大主题的相近、深入或独特视角的报导,为观众提供深度信息的新闻报导形式” (王振业,2001,页264),包括专题报导、新闻调查和访谈等形式。

对电视新闻专题节目来说,议题的选择取决于媒体与社会大众符号互动的“合谋”,即媒体对选题的重要性的判断与社会大众兴趣的契合程度。而记者与事件亲历者之间的面对面访谈这一符号互动形式,不仅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传者设置的议题上,还让观众围绕其呈现的意义来展开思考(李苓、冯剑侠,2008),催生“共享的意义”。

故而,本文使用符号互动理论,选择《看见》2011年9月25日《柴静:专访李阳家暴事件》这一期节目进行案例分析,研究电视新闻专题节目《看见》中的符号互动模式,探究这类节目互动过程中如何实现“共享的意义”。

一、新闻议题的选择

戈夫曼(Goffman)首先将符号互动论的思想具体运用到大众传播研究中,他用“框架“(frame)指代在某个特定事件用来理解社会境遇的一套特定的期望(Baran & Davis/曹书乐译,2009,页273)。他认为,框架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人们要了解并参与社会活动,必须首先认识结构化这种活动的框架,以说明我们“分辨、认知、察觉和体验”事物(Goffman,1974)。

在某个议题建构的过程即框架(framing)中,媒体报导什么,怎样去选择和报导他们认为重要的事实,怎样在报导中特别处理某些因素来体现自己的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处理方式和选择态度,都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互动的结果(张洪忠,2009),也是更大范围的媒介公众互动的结果。

解说词:2011年8月31日,网络上一条消息引起震动。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美籍妻子Kim在微博中声称遭受到家庭暴力,并附上了自己头部、耳朵、膝盖处红肿和流血的照片。这些微博被大量转发,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切和谴责,人们用疯狂来形容这次家暴。

在电视新闻专题节目中,节目制作人的理念和公众的兴趣决定了对报导话题和采访对象的选择。媒体对“家庭暴力”一直都是态度暧昧,而此次李阳的家暴事件激起了社会公众的关切和兴趣,顺理成章地促成了这期节目的选题。制作人通过主持人对新闻事件的叙述(解说词),对事件发展、节目进程的解释来引入议题,以大众传播的方式与受众进行符号互动。

主持人: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可以察觉到李阳试图修正却又摇摆不定的心态,也难以预见这个家庭的未来会是如何,甚至对播出这期节目,是不是会给Kim和孩子带来伤害有所顾虑。在征求Kim意见时,她在短信中说,“李阳综是说家庭暴力这是中国文化,他的朋友说这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扬,这种天都导致女性沉默,它甚至让我保持了数年的沉默,就是这样的态度,才把女人置身于危险之中。请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处境,请你们鲜明地播出我的话,不要容忍暴力,这句话是我送给所有在沉默中受伤害的女性,也是我的女儿未来的礼物。”

可见,通过节目议题的引入,加上记者与采访对象在镜头前的不断互动,共同促进了媒体、个人和社会都能接受的意义和价值观的生成。下面本文就重点分析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面对面访谈中的符号互动。

二、面对面访谈的文本分析

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互动主要基于语言符号,所以对由语言互动构成的节目文本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观察共享的意义产生的过程。

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Mind, Self, and Society)中,米德认为,我们用符号(symbols)生成我们对意识的经验(心灵),我们对自己的理解(自我)以及我们对宏观社会秩序的知识(社会)(Little John/史安斌译,2009,页239)。所以,“社会”(society)、“自我”(self)和“心灵”(mind)是米德理论中三个最为核心的概念。

本文就以这三个概念作为分析单位,对记者和采访对象访谈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将符号互动理论应用到面对面访谈这一人际传播过程中。

(一)“自我”的呈现

“自我概念”也被称为“被类化的他者”(generalized other),即个人用来关照自己的复合视角,是在与别人长期进行符号互动中形成的(Little John/史安斌译,2009,页183)。

“被类化的他者”成为人们进行内向互动的参照系,社会个体据此形成和发展自我意识,并按照他者的观点来评价自身和塑造自我的形象,构建身份。而那些与个人较为亲近的人则成为“意义重大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他们做出的响应会对个人产生巨大影响。

1.李阳

记者:但你知道公众人物对社会是有责任的,何况你是一个(老师)。

李阳:公众人物都是包装出来的,要把内幕挖出来,那都不是公众人物。

记者:你也是包装出来的?

李阳:对,我也是经过一定的包装的。

李阳以“公众人物”这一概念作为参照系之一,将成为“一定要将商业做大”、“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作为最高的目标,以此来获得成就感。

记者:你跟你父母之间感到过亲密的感觉吗?

李阳:没有,从来没有,因为我还记得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我爸爸说,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吓死我了,跟他睡一个床上,我宁可去死。

记者:为什么要自卑?

李阳:就像我从小的成长经历也好,父母从小打击式的教育也好,就让我从小对自我认识很差。所以自卑极端的一个就是自负,对吧,很可能变成自负。

李阳说自己没有过亲密的家庭关系,父母在生下他后支持新疆建设,自己从小和外公外婆长大。由此可见,父母作为“意义重大的他者”,与李阳的互动主要呈现缺失和打击两种状态。

2. Kim

Kim:好多次她说我是很好的妈妈,我教(孩子)是棒的妈妈,肯定我是个妈妈,但我还是女生的,我是她太太。12年,我没听过他说为什么爱我。

李阳作为丈夫,同样是妻子的“重要的他者”,他婚后唯一表达爱意的方法,就是赞美Kim是个伟大的母亲和教育家。李阳仅将Kim当做一个妈妈,忽略了她其它重要的身份:妻子和女人。

经过与不同参照系的互动,李阳的自我虽然确立,却出现了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曾经是多么地痛恨自己,曾经是多么自卑,多么绝望,我现在仍然在自我怀疑的漩涡中挣扎”。一方面,李阳以极其自信的“成功教育者和商人”姿态出现在大小舞台;另一方面,却又生活在自我怀疑之中,忽视自己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身份。

在米德关于“镜中我”的暗示观念中,“标签”对于自我概念和行为有着强大的影响(Richard & Lynn/刘海龙译,2007,页90)。而对于Kim来说,她从李阳处得到的标签只是“好妈妈”、“教育家”,而不是她最重视的“妻子”,她的一部分自我被丈夫忽略,从而觉得自己不被认可,甚至在微博上也称自己为“准单亲妈妈”。

这种矛盾的自我意识决定了他们如何塑造自我形象、扮演社会角色和应对互动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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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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