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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电视纪录片一直在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之间举棋不定，小众化市场下影响力的匮乏严重制约着电视纪录片的发展，然而《舌尖上的中国》却以黑马之势超越热播剧荣登电视收视率之首，获得史无前例的大众化效应，这不得不归功于纪录片本身对于关系本体之间的精准把握和真挚表达：在马丁?布伯所谓的“我-你”关系本体论视域中，于自然馈赠和人类创造的双向关系中讲述食材与智慧的故事，于传达受众心理和感知文化内涵中挖掘观众与影片的关系，实现文本与读者“相遇”后的意义和价值呈现。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关系本体论；“我-你”；“相遇”
《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后，关于其价值的探讨与议论热火朝天，其中，纪录片最纯真的内容呈现、最温情的情感抚慰和最具时代性的人性感悟博得头衔，成为网友、业界和学界一致认同的纪录片价值所在。反复地跟风溯源不如回归本真视野进行本体论的考查，一如纪录片回归传统食物最传统的生长、制作流程一样，回归关系本体论的视域来探究《舌尖上的中国》内容上的独特之处和观众心理层面的独到体会，不失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视点。由此观照，在对人与自然“我—你”关系的回归尝试中、在受众心理上与观众想象性对话机制的潜在利用中、在观众收看的情感参与中，《舌尖上的中国》建构起诉说美食的独特视角，收获了真正的意义呈现和文化魅力。
一．食材与智慧的故事：一种“我—你”关系的视角挖掘
马丁?布伯作为当代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犹太教宗教哲学家，一直信奉着关系本体论是社会危机的出路，他认为生活于世必须面对上帝，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强调上帝的存在，而这一切不存在于人内心的反求诸己、孤寂沉思的体验中，而是存在于一种相遇、一种对话、一种在人际中的超越。这与海德格尔将现代文明的危机肇始归咎于近代对于主客体的划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们看来，人首先存在于世界之中——是与“他人”的共在，只有在“我—你”的本体视域中才能找到主体性的我。另外，布伯把近代西方主客体二分的世界观归结为“我—它”关系，并将其与“我—你”关系一并作为人类存在于世界上的两种方式。其中，布伯更加强调“我—你”关系的本源性，其他世界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我们的世界中，每一个‘你’注定要演变成‘它’，此乃我们生命中不堪忍受的佛郁”。[1] 这里，布伯指出了我们经常流连于“我—它”世界而遗忘了本源性的“我—你”世界，以至于沉溺于“利用”，而缺乏“交流”。因此，布伯在此并不是要否认“我—它”之关系，而是要提醒人们切不可沉溺于以“利用”为特征的“我—它”关系，而迷失了本源性的“我—你”关系，后者才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最根本的存在。
这里，《舌尖上的中国》中传统美食采集、制作、加工的取材视角和认知，为我们寻求“我—你”式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路。影片对自然与人关系的双向把握、对人和食材的关系的微妙理解，悄然传达出创作者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精准认知，而这正是这部纪录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学家和环境学家的探究中心。电视纪录片创作者也曾一度将镜头对准那些即将逝去的生态景观和人类的良心寓所，《回家》、《拯救大白鲟》、《平衡》等纪录片多是从自然环境的问题的凸出说起，继而探讨人类对此的拯救或挽回，而这样的题材选取和故事设计往往给人有宣传说教之嫌疑，最终，影片往往因过高的期望、不到位的关系认知和置身事外的立场而收效甚微。然而《舌尖上的中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关系时，却是站在“我—你”关系的视角，不是将人与自然截然分离，而是在食物中寻找人与自然的相融；不把自然作为开发利用之对象，而是用“自然馈赠”与人们采制加工，并历经岁月浸透琢磨，从“我—你”关系中寻求统一与融合，将两者放在平等的地位同等待之。
首先，我们不难看出影片中对各类食材生长于各种自然环境并呈现出各不相同面貌与特征的刻画：云南香格里拉立体式的气候、丰富的降水和森林茂密的环境为菌类食物特别是精灵般的松茸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气候温暖、土壤深厚、肥沃和排水良好的环境下浙江老包家的毛竹林里冬笋呈现出一片繁茂景象；而我国北方干旱少雨的气候和南方良好的水热条件也孕育了小麦和水稻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物品种……富有戏剧性的自然环境将其精心孕育的精灵以神奇般的不同面目馈赠给人类中那最淳朴也最具智慧的人们，他们在自然中感受着食材带来的魅力和兴奋，因为在自然中和馈赠里他们找到了延续自然和自身生命的珍宝与经验：单珍卓玛和妈妈起早贪黑地在原始森林中寻找松茸，并小心地掩护好菌丝，为的是延续自然的馈赠，收获一年两个月大约5000元的生计；即便是极其艰苦的工作、即使有腰椎炎的困扰，依然阻挡不了圣武和茂荣去挖藕的步伐与决心，因为由此而带来的较高的报酬让兄弟俩舍不得放弃这份自然馈赠带来的机遇；而陕北老黄的故事又进一步揭示出那种对于自然馈赠的感激与不舍，老黄依靠种植糜子与制作黄馍馍养育了两个子女，儿女已经在城市里安了家，然而老黄不愿离开，住着自己种的粮食和窑洞，老黄自足而踏实……中国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方式与其说是一种无奈，倒不如说是一种生存哲学：不是把自然作为开采利用的对象，而是怀着一份感激与不舍，将自己融于自然，接受自然的馈赠。
当然，影片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劳动人民又以其智慧和团结，将自然之赠予赋予更多生机，开发出自我的价值。卓玛的辛劳采摘、圣武兄弟俩的辛勤挖掘、老黄与儿子建炉制盐的辛苦劳作、海南远洋捕捞队队员们的不辞幸劳……所有这些对自然馈赠的获取过程充满艰辛，而随后对于食材的转化、制作更是人们智慧与灵巧的展现与博弈。豆腐的研制生成彻底改变了大豆的命运，于是一粒黄豆得到了升华，而徽州人对于时间和食材的精准把握又使豆腐焕然一新，以毛豆腐的形态冲击着人们的味觉；乌珠穆沁草原由牛奶转化而成的奶豆腐和奶茶以及白族人家以相似手法转化而成的乳扇，又使自然般的馈赠获得了最合适的食用和消化方式；用盐腌制成的诺邓火腿经过成熟的按摩和挤血，转化成更鲜美的味道……除此之外，自然美味的鲜香更在人们绝妙的搭配中展现无遗：人们将自然赐予的冬笋和油腻的肉类搭配，形成美妙的平衡；西安人将白吉馍和腊汁肉组合起来成就了馍最经典的吃法和绝妙的美味；陕西人将肉丁炒制成的配料臊子加入润滑的面条，臊子面一直是岐山人的最爱……正如片中旁白所言：“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转化的灵感。”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实体的层面中，纪录片以其独特的双向视角，给予美食以不一样的精彩，这其中有纯正和营养，也蕴含着智慧和辛劳。这种食物与智慧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吸引、打动观众并产生后期连锁效应，更少不了影片于集体语境和观众心理把握后对食物中家乡之味和母亲之味的独到阐释，以及观众于文本解读中对于影片的多重赋意和价值挖掘。
二．观众与影片的关系：一种“相遇”对话后的情感升华
马丁?布伯的哲学用对话哲学、相遇哲学和他者哲学来称谓也许更为精准，从本体论的角度讲，布伯认为“本体乃关系”，关系先于实体，实体由关系出。[2] 在他看来，“我—它”关系中“我”是世界的中心，我对“它”的经验，表明我只是在世界之外去感知这个世界，而经验本身却在我之中，这是一种对立，而不是一种交融的关系。此外，这一关系是不平等的，“我”是主动者，“它”是被动决定的。单波教授也曾在南京大学的讲座《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念》中谈到：一般主体性哲学是从自我出发的，主体首先是自我，以主体为基点，这就免不了他人被当作客体的命运。虽然主体性哲学家希望“他的我”就是“普遍的我”，但问题是，我的世界何以能超越我的界限而达到他者？我的话语何以能成为共同的话语？历来的主体性哲学家并未给予圆满的解答。事实上，从单一的主体出发，并不能找到圆满的解答。因此，回归关系本体论，从双向交流、认同的视角，在“你”中找到“我”，在“我”中发掘自身的价值和“你”之意义，无论对于从哲学意义上诉求社会本源，还是企图在现实意义上找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之魅力所在，都不失为一种有用而独到的价值视角。影片独到的题材挖掘中展现的食材与智慧的故事魅力，进一步在纪录片对观众情感层面的独到把握和观众对纪录片意义的独到体会中得到升华，这是一种心理的关照，亦是一种意义和快感的激发，更是一种互动产生的魅力。
“互动”一词在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出现，不得不归功于“传者本位”的理念在媒体中的培养与实践。“传者本位”要求媒体人必须在充分了解受众心理需求的条件下进行信息内容的有效建构。作为电视媒体传播的一种重要节目类型，电视纪录片也不可避免地这种背景下摸爬滚打，而这种摸索又常常在题材和情感的局限里胎死腹中，或在“私人经验的公共通约”道路上偏离了轨道，走向了“私人经验的公开展览”。[3] 因此，电视纪录片不可避免地在争取最大程度的受众上陷入沉思。相反，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关系本体论视域对观众情感、心理的独到把握中却展现出其独到的魅力。个体的认知能力有待于集体的确认，《舌尖上的中国》的创作者正是在策划创作纪录片的时候站在集体的大语境中进行认知和判断，通过与观众的想象性交往与交流以实现对集体心理的精准把握。透过“社会”这面镜子，导演陈晓卿看到了两种重要的集体情结，一方面是在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和吃货情结，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现今社会语境中由食品危机伴随而来的纠结心理以及由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社会思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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