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市场新闻业与媒体自律的博弈【2】

二． 英国媒介自律组织的发展现状及作用

众所周知，西方媒体有不同的体制，广播电视有公营（譬如BBC、CBC等）和民营两种体制，而报纸全部是民营。它们的职能是向公众及时提供新闻信息，满足民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需求。西方媒体大多都能遵循国际同行公认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但实属也有一些传媒，出于眼前的利益而不遵循职业道德和规范，譬如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

《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丑闻之所以如此受到英国政府、民众以及世界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整个英国社会和传媒界对违反职业道德和规范行为的“零容忍”。抑或是有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才能有类似“窃听电话”的丑闻不断地被揭发，从而最终引起全国乃至全球轰动，导致这份具有168年历史的畅销小报停刊。这也揭示出英国的报业自律组织PCC（报刊投诉委员会）在其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传媒业比其他国家的同行更注重媒体自律，其媒体自律的约束和发展在西方国家里面也是比较成熟的。英国新闻传播业界成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多个监督机构：譬如早期成立的皇家新闻委员会之下的报刊评议会，以及现今英国报业的全国性新闻仲裁机构——报刊投诉委员会（PCC）以及全国记者联盟道德委员会等等。广播电视方面有BBC规章、独立广播委员会节目标准等自律标准。报刊投诉委员会（PCC）的《编辑执业守则》（Editors Code of Practice）亦可成为保护公民权益和规范市场化媒体运营的守则标准之一。这个文件的主要目标是设置保护隐私的边界。它虽然只是自律性规范而并无法律效力，但却是目前最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隐私的文件。该“守则”共有16个条文中涉及保护公民隐私的在1991年制定之初有8条，如今有9条，20年间修改了30余次。

在PCC成立20年来的工作亦可说是有成效的。该委员会由业内和业外两部分人士组成。它的工作范围涵盖了英国97%以上的报刊，接受涉及这些报刊的公众投诉。它的衡量标准是《编辑业务守则》，使用的主要手段是调解解决（resolve），即通过PCC工作人员对投诉人与被投诉报刊的沟通与调和，并采取一定方式譬如公开更正、公开或私下的道歉等方式来消除有负面信息的报道以及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等等。倘若调节无效，则发布一个裁决（adjudication）对违规者予以谴责。据相关数据分析每年PCC所收到的投诉中，有关新闻报道不真实、不客观的投诉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涉及隐私的则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应该说，在英国，PCC给民众提供了解决新闻纠纷除了诉讼之外的另一个有效的途径。

三．市场新闻业与媒体自律的博弈：孰胜孰负？

1.媒体自律对市场新闻业的艰难抗衡

虽然报刊投诉委员会PCC在大多媒体负面事件的处理上起到了较好的正面作用，但是与在《世界新闻报》市场化的进程进行博弈中，PCC仍显得“力不从心”。今年《世界新闻报》丑闻升级直至停刊，对于PCC自律机制的指责更加升温。英国在野工党领袖则表示，“现在表明媒介通过PCC实行自律的这种规范方式是失败的，需要全面改革。需要一个更加独立的、新的机构来重振英国新闻界的声誉。”另一位工党议员则声言，舆论普遍认为PCC作为自律工具，业已失去作用。这种自律体制已经被用来保护PCC最有权势的成员的自我利益。而首相卡梅伦（D. Cameron）也指出，“仅仅依靠PCC这样的组织来实现媒体自我监管是不太现实的，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必须真正独立，即独立于传媒，也独立于政府。”

针对PCC近来在处理类似《世界新闻报》等小报窃听丑闻的事件中的表现及作用，英国国会文化、传媒和体育委员会（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Committee）业已于2010年２月发布报告。该报告认为相比于法律规制，媒介自律有其优越性，应当予以坚持，也充分肯定了PCC在扮演协调人这一角色所取得的成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PCC缺少力度，并且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没有完全坚持守则标准，而且对于某些重大事件反应比较迟缓，亦并没有采取适当调查行动，尤其在电子办公、简化投诉处理程序以及职能划分等方面仍有改进和提高的空间。该委员会建议PCC应该拥有对严重违规行为罚款的权力。尤其是对于一些非常严重的事件，PCC还应有禁止刊发侵权报道的最终决定权。英国著名报刊《卫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指责PCC对关于窃听的投诉处理不当，并有偏袒报业之嫌。

诚然，PCC自律这种方式可能只能适用于愿意奉行“守则”规约的“君子”报刊，而对于像《世界新闻报》那样为了寻求爆料一手信息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践踏法律和人权的小报来说，仅仅依靠说服沟通、毫无强制力的“守则”是毫无多大效果的。由此来看，媒体自律对市场新闻业的博弈中，前者远远约束不了后者的“市场化战略”。

2.市场新闻业博弈胜利带来的恶果

首先,《世界新闻报》这一窃听事件是对公民人权的侵犯。公众普遍存在“墨镜效应”的窥看私欲社会心理。英国媒体长期以来养成的专挖隐私、揭丑名人的报道传统，也是迎合广大民众之所好。然而如今，《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将公众从幕后推上前台，使其成为被侵权的对象，公众关注点和心理欲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著名学者马斯洛需求理论，当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受到威胁时，民众的身体和精神上将受到双重伤害，对于报纸窃听的不合理性、违法性有了较大的负面情绪，从而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

“人权”的含义十分广泛,而其中包含的一种基本的人格权就是隐私权,即民众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并且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权利。因此,世界各国的法律和地方法规都对公民的隐私权实施重要保护。另一方面,公众人物,即那些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具有比较重要影响,并且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从而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的人物,又必须纳入媒体的监督之下。因此,西方国家有所谓的“名人无隐私”之说。所以在今年7月《卫报》爆料《世界新闻报》于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扰乱警方破案之前,英国人以娱乐休闲的心态阅读《世界新闻报》上的各种名人爆料,往往比较容易原谅甚至赞赏该报此前的“名人窃听”。而米莉?道勒这一事件却大大改变了人们对“窃听”的态度。该报的窃听行为极大地伤害了这个悲剧的家庭,缺乏对人性的最基本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这让英国，民众突然意识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世界新闻报》等小报的攻击目标,民众都开始担心自己的隐私安全,人心惶惶。

这一事件除了对民众隐私权的侵犯以外，对公民个体自由权利的侵犯与践踏也值得关注。作为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观念之一，自由主义并非悬在空中，它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变过程均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早期自由主义的诞生深受启蒙运动等改革潮流的影响，其要点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发现与尊重。然而，公民个体的自由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如果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于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狭窄的空间中”。 在这次《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中，该报在强调新闻自由的同时，践踏了公民个体的自由——自由远远不是媒体独享的权利，公众更有保有隐私的自由和权利。而《世界新闻报》所强调的以自身利益为目标的所谓“新闻自由”已经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无论是对被绑架13岁女孩的窃听，还是对英国皇室成员的窃听，无不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僭越，这也是窃听事件引起英国社会公众激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这一窃听事件是对伦理底线的挑战。《世界新闻报》以名人新闻、丑闻、八卦消息等报道为卖点，“揭秘报道”也是这家“小报”畅销的原因之一。的确，《世界新闻报》的揭丑报道无所不包，给人的印象堪称新闻界的“堂?吉诃德”。而问题偏偏在于,新闻报道揭露世界的假丑恶，应当秉持一种激浊扬清、刮骨疗毒的社会责任意识，只有这样方能使揭丑报道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然而，事情往往过犹不及，该报靠低俗打市场，但低俗过了底线，直至走向恶俗，不惜以违背伦理的恶劣行为去获取和传播秘闻及丑闻，这就伤害到了社会公众心中最柔弱的一块领地。

据英国媒体同行报道，《世界新闻报》窃听的对象已经从名人政要扩展至失踪儿童、恐怖袭击受害者甚至在驻阿富汗英军阵亡士兵的家属。

即使是英国首相的患病儿子也不放过。前首相布朗的儿子不幸罹患一种罕见的疾病，这本来是一种令人痛心的隐私，但《世界新闻报》竟然通过窃听而无情传播，以致对受害者本人和家属带来“二次伤害”。妇女儿童、伤者死者，这些弱势群体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受到同情和帮助的对象，关爱他们是人类伦理的常识，而保护他们是人类伦理的底线。但是，《世界新闻报》却无情地恶意践踏这条伦理底线，把媒体人放到了与民众对立的位置上，这真是利令智昏，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