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媒介地理学视阈下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片》的Talking Points建议
“在美国的政治传播和商业传播中,传播者通常会准备一套专门应对媒体和公众的一系列标准化的表述,称为Talking Points(姑且译为‘说辞’)。‘说辞’能帮助传播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观点准确地、系统地和快速地表达出来。” 针对《中国国家形象片》,笔者在媒介地理学视阈下总结出以下几点Talking Points建议:
1.要尽快消除“地理区隔”和“空间置换”带来的隔阂和疏离
从媒介地理学上说,由于地理区隔所带来的传播环境和目标受众的差异,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片》对外传播的主要障碍。这种差异分别表现在对两个空间的置换上,即《中国国家形象片》传播地理空间的置换及其文本空间意义的置换。
传播环境会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中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媒介传播制度以及媒介传播渠道构成了中西方不同的传播环境,而传播地理空间的置换必然对传播效果产生巨大影响。而文本空间的置换,则是指不同观众对国际传播内容的他样阐释。国家形象片是媒体所创造的意义空间。在这里,媒体工作者通过特定的形式、方法,或者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叙说事件。媒介空间对于不同的目标人群来说,其意义未必相同。长城、龙、故宫等人文地理符号,在国家形象宣传片中不断建构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地理景观,建构着中华文明的空间意义。但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这些浓郁的中华文化地理景观的涵义,很有可能被西方观众误读,国家形象片中文本的空间意义在境外观众那里被阐释性置换,其文本意义很可能会有所改变。
因此,要尽快消除“地里区隔”和“空间置换”带来的隔阂和疏离。最主要方法便是要大力加强对本民族本土文化的自信心,采用灵活多样的策略和技巧,消除和打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防范与敌意,在交流合作中融会贯通,并逐步将中国本土性文化上升到全球性文化的层次上,不断扩大本土性文化的归属领地和空间,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成为与其幅员辽阔的地理版图、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相适应的中心文化。
2.开发传播版图,培养全球观众
媒介地理学认为,“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
因此,根据受众审美品味和收视习惯的不同,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对外传播的受众应首先锁定在日本、韩国以及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这一地理圈内。地理区域上的接近、历史上和当代时期的经济、生活习惯等领域的频繁交流,相似的东亚、东南亚文化背景,使处在这一区域的人们会对媒介内容形成相似的地理看法。此外,我们也要积极开辟新的更广阔的媒介收视市场。从长远看,包括国家形象宣传片、国产电视剧、音乐等在内的中国文化产品要想在愈来愈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主流市场以培育全球观众。由此看来,《中国国家形象片》首先应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大中华地区播放,接着培育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媒介市场以致发展到整个亚洲市场,最后逐步进入欧美、非洲、南美等全球市场。
3.积极引导跨文化传播机构“地理集群”与“能量积聚”
目前,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等对外传播项目向海外发行的模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交流传播。但单单依靠一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对外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加入WTO后,中国传媒自身就要做大做强,集中优势资源生产对外宣传片、影片、音乐等优质媒介产品以参与国际竞争和扩大国际市场;而且作为传媒产业链上不可替代环节的文化交流传播公司等服务机构也必须做大做强,这样方可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与对方平等对话的地位。
做大做强与“地理集群”、“能量积聚”是相辅相成的。当今我国大陆各种电视台、报纸等媒体纷纷把总部设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一线城市或杭州、沈阳、武汉、南京等副省级城市,或在该处设立分支机构,就是因为传媒群集于此,能充分实现人、财、物、讯的交流与共享,有利于其做大做强。除此之外,增加驻地外国的媒体和传媒文化公司也应该多集中在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等国际大都会上,这样不仅有利于把他们的资源和力量积聚起来释放,更利于在跨文化对外传播中统一口径、强强联合,使我国的对外传播的力度和范围大有改进。
4.合理利用“网络空间”进行对外传播
网络对地理的颠覆和重建是多方位的。“网络传播中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世界连成一个‘地球村’;网络传播兴起后出现了许多全新的地理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网络空间’的概念。” 网络空间是一种全球性和全球化的媒介,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或主观性空间,亦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地理空间。
在未来世界发展中,谁能够充分掌握和利用互联网,谁就会抓住发展的最佳时机,取得胜利的制高点。互联网作为一种能够跨越疆土、世界通达的新媒介是当今国际传播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互联网传播具有价位低、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影响广泛、随意性强等特点,通过互联网资源宣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可有效对少数持偏见或被误导的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有某种程度上的积极正面的颠覆性和建构性意义。(作者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2011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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