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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摘要：自浙江卫视重磅推出大型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以来，不仅掀起了继《超级女声》之后中国真人秀节目的第二个全民热潮，更是让广大观众在观看该档节目时，被节目本身的剧情、音乐及蕴含其间的普通人的梦想和真情深深地感动。
本文融入心理学、文化学及人类学的视角，试对这档独到的“情感大戏”本身的情感建构方式与建构路径进行深入的追踪，着重分析节目如何通过巧妙的故事设计进行“移情共鸣”，如何推动传统选秀节目由偏重个体化情感表达转向情感“想象共同体”的建构，节目成功转型的背后，不仅是一种电视节目的“情感突围”，更是可以藉观众的收视期待透视当下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个体修辞 情感突围 共同体 顶层设计
“情感大戏”开辟“中国选秀分水岭”
2012年7月13日，大型音乐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荧幕首次亮相引发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在网络上掀起了舆论狂潮。视频网站上关于各位选手的演唱片段纷纷被各路明星大腕与普通百姓转发、分享并评论，首播仅三天，《中国好声音》已荣登微博热门话题榜三甲位置。此外，节目还获得了国家广电总局“创新创优电视节目”的表彰，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成为2012年夏季热议的话题。
与此同时，节目收视率一反近年来同类节目持续低迷的景象并不断创下新高，首播高达1.5，并在一个月内上升到3.6，8月31日第8期节目，收视率飙升至4.1%并以绝对优势位列同时段所有电视节目榜首。由此引发的收视率狂潮使得《中国好声音》与之前的选秀节目在收视率上划出一道分水岭，在2012年诸多省级卫视选秀节目中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综艺选秀节目进入学界与业界盛传的“七年之痒”时期，《中国好声音》的出炉及其呈现出的蔚为乐观的收视图景耐人深思寻味。在各种弄虚作假、名不符实在选秀节目中不断上演之后，人们似乎已经对此产生了天然的免疫，“我们看重的只是好声音”，这是节目的口号，也是其深得人心的首要原因。
《中国好声音》的现场评委通过听声识人来判断选手音乐才能的高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评委每一个评价行为的做出都必须遵循程序理性。勾连好声音舞台与正义女神像的“公约数”，就是回归判断的本真逻辑。舞台上，四位导师背对表演者，只奉行唯一的“声音”标准，盲听排除了不必要的干扰，保证了评判标准的唯一性和硬性。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实中情感诉求与价值诉求无法得到充分的回应的普罗大众，借《中国好声音》这一现实之外的电视新闻窗触碰可能已经久违的良知与道义。这或许是好声音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赖程序理性的判断过程并不妨碍真情的流露。撇开以上不谈，如果选手只有好声音，而没有剧情的烘托，好声音仅仅成为对声音本身优劣的判断，“好”字便显得无情无味。作为一档“情感大戏”，《中国好声音》致力于打造动人的故事，让“久在深闺人未识”的选手走上前台展现个人的音乐才华与音乐道路上的苦乐甘甜。当好声音配上好故事时，专业和情感的集结便超越了单一的“专业制胜”，这或许是《中国好声音》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底牌。正是源于精妙的故事设计与合理穿插，许多观众在观看《中国好声音》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与节目所蕴含的朴质情感共鸣共颤，为普通人的梦想和真情打动。专业交给评委判断，情感用来征服观众，正是情感的有效运用，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好声音的收视率。
以专业的音乐为基础，以励志的情感进行渲染，《中国好声音》将震撼的歌声与朴质的情怀两相交融，利用“情感大戏”开辟“中国选秀分水岭”。
“故事设计”与“移情共鸣”
有故事的人是可读的，有故事的声音是可听的。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一幕幕“情感大戏”不断上演。李代沫不堪的曾经、徐海星已逝的父亲、胖女孩郑虹的自闭经历、哈尼族“小王子”的坎坷际遇，一个个撼动人心的故事，感动着观众。
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中，制作团队利用了“移情”的手段进行了评委与选手、选手与观众之间情感的引爆点，所谓移情是指一个人在观察到另一个人处于一种情绪状态时，产生与观察者相同的情绪体验，它是一种替代性的情绪情感反应，也就是一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他人情绪和情感的心理过程。 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曾经指出，移情就是被引发的情感的共鸣。用通俗的话讲，移情的最终效果就是做到以情感人。移情包含了认知反应和情绪反应两种心理成分，它是一种情绪概念, 其产生源自于个体被自己知觉到他人的感受所打动。情绪感染是对于他人情绪状态或需要的直觉反应。
《中国好声音》讲述普通人的音乐故事与音乐梦想并将故事、情感元素融入到看似必不可少的节目环节中，以“故事设计”的方式对选手的经历进行叙述，因为巧妙的“故事设计”，评委与选手、观众与选手之间的类似奋斗经历会让评委甚至观众感受到选手的情感、知觉和思想，进而对选手的经历、能力产生某种认同。观众、评委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即“移情共鸣”。这通常是指在情绪、情感及理智上位移到他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站在他人的位置上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从而在态度、情感上引起一致性的反应。
自强女孩刘悦为母亲高歌，北漂10年的小镇姑娘袁娅维献歌外婆，褚乔诠释着祖孙三代人的音乐信仰……这些故事在音乐中展现人生，并从中映射出时代的变迁，它让人们相信上帝关了一扇门，定会为你开启一扇窗，这不仅是求索音乐道路之上的选手们由来已久的梦想，也是中国年轻创业者为之奋斗不息的个体理想，而故事中的亲情、爱情元素，又让观众感受的如此真实。正是源于对选手的经历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人们往往会带着关心和同情对他们的境遇作出情绪的反应。观看舞台上的他们，仿佛就是观看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个好声音之外，必然包含着以情动人的好故事。《中国好声音》的“故事设计”拉近了选手与观众、评委之间的距离，这种人际关系布局推动了一个移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影响着掌握“评判大权”的导师们的心绪，通过这种移情中带来的感官冲击，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形成节目的一大看点。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无论是美甲店老板黄勇的《春天里》，还是音乐人金志文饱含深情的《为爱痴狂》，都让一向以铁骨男儿示人的杨坤泪洒现场。杨坤在点评中说到，没有故事的人，不能唱出这样有感情的歌声。黄勇的歌声让导师们回想起曾经的北漂生活，金志文的故事让大家对他的女友心生感佩。那英先后两次上台与平民学员同台演唱，她脱下鞋子体验黄鹤赤脚歌唱的场景，她扶着盲女张玉霞，与她一起动情高歌《征服》，温暖的力量便充溢着舞台。
选手的故事叙述，让观众及评委通过角色承担及自我想象，产生出把自己同选手的角色进行互换的倾向，相似的生活经历、个人气质、乡缘等因素交织，在情感上生出共鸣。徐海星的情感故事只是来自一次不经意的提问。杨坤问，你父亲今天没来吗？徐海星回答：我妈妈来了，我觉得爸爸也来了。徐海星的爸爸三个月前生病去世，而爸爸的遗愿是“在这个舞台上唱给刘欢老师听”。徐海星为远在天堂的父亲遗愿而歌，自然流露的情感，简练展示的故事，没有去刻意的煽情，也没有过于渲染的悲苦，仅是用用音乐和音乐背后蕴含的情怀，浸润着情绪，感动着观众，感动了评委，导师刘欢潸然泪下。
正是选手们精心准备的一个个故事感动了评委，感动了观众。让评委与观众的心理认知和情绪产生了移情效应，从而导致 “助人行为”的发生，这种行为的产生不仅与舞台上评委的情感偏向息息相关，也受益于节目之外的各种公共舆论。《中国好声音》以情感为纽带，通过精妙的“故事设计”将传统节目仅仅依靠选手个人表演秀或者评委的一厢情愿的判断等个体化修辞风格成功地转向评委、受众、观众“三位一体”的移情共鸣风格，建构出一个想象的情感共同体。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里，“它（指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体”。 他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并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之于人类情感而言，《中国好声音》矢志打造情感大戏的初衷催生了建构“一种想象的情感共同体”的可能性，这也让我们研究并分析选秀类节目由评委个体化的修辞转向情感共同体的转型显得师出有名，言而有据。从个体修辞学到想象的共同体的转向，既是选手个人的修辞想象，也是选手、评委、观众整个想象的共同体所能够感知与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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