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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城市低收入阶层网络使用行为探析【2】

——以济南市流动商贩的家庭网络使用分析为例

张宝砚

2012年12月05日16:4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二、低收入家庭网络使用动机分析:科技消费对特殊阶层的实际意义

笔者所访谈的以流动商贩为代表的城市低收入者都明确表示网络使用和消费或多或少起到与生存生活状态直接相关的作用:他们能从网络消费中满足和实现自己某种动机。

一方面,以流动商贩为代表的低收入人群对网络的使用动机往往不是建立在主流认为的“便捷获取信息”上,而是“会不惜代价追求决策方案和效果的尽善尽美,直至达到目标,最终获得感知利得”,[3]但“感知利得”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局限于质量与风险,这种利得更多是精神需求上的表现。低收入阶层在网络使用上,更多的是将网络作为一种对自我和家人的控制手段,以及促进社会角色身份转变的工具。但低收入人群对于网络的消费和使用动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他们的使用行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盲目性。

家庭网络消费的存在,使城市低收入人群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劣质精神生活条件,在掌握基本的网络使用技术后,对资讯的汲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他们经济收入和稳定的可能性。同时,运用网络来实现自己的子女控制和教育目的,一方面是满足了作为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本能需要。这些目前处于社会经济文化底层的人们,有希望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子女能有朝一日离开这种阶层状况的预期,这种预期也受益于网络使用对自己和家庭的重新定位动机,为自己带来更多自信。然而,实际上这种阶层流动的最终动力应该来自于他们子女本身的努力,外界条件并不是阶层流动的决定因素。不仅局限于使用行为,笔者在访谈过程中由此发现了更深层的与低收入阶层相关的消费动机与社会问题。

1.浅层的娱乐生活和资讯匮乏

首先,通过对受访者的访谈,发现由于经济条件限制,他们的精神生活十分简单乏味。刘阿姨说她业余时间都用在打扫屋子和与街坊邻居聊天上。代伯伯由于在济南本地居住时间较长,积累了一定人际关系,精神娱乐生活相对较为丰富,但也都局限于传统的娱乐方式。较为特别的是刘阿姨丈夫,他会使用网络浏览新闻与玩网络游戏。除了现实的人际网络和休闲娱乐及咨询获得方式,刘叔叔的网络使用行为只能算是一个个例,他利用网络获取咨询的行为较为特殊,因为有可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经济收入的资讯并不是他最关注的,相反,国际新闻成为其兴趣点,说明这种网络使用目的并不是获取作用于生活的直接效用,而是有可能重塑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形式包装。

2. 自救和突破阶层分化束缚

其次,在低收入人群使用网络作为家庭教育补充和子女控制的工具方面,城市低收入人群对打破传统的阶层分化的欲望极其强烈,并将这种欲望转化为以子女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各种行为。遗憾的是,经济状况和本身受教育情况的差距,让他们很难通过直接的常规教育来实现这种目的。从这种对网络的使用动机和使用行为,可知城市低收入群体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对自身和后代的无力,以及感知到的生活希望的渺茫。

另一方面,科技化、市场化进程中的低收入群里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教育来打破阶层僵化,促进阶层流动的希望,尽管接触网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教育手段和控制手段,但也是他们在自己面对残酷现实时,受科技和整体消费环境影响所能想到的不多的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本能的行为,寻找新的有效的教育途径在每个时代的低收入阶层中都不乏存在,而当今社会,城市低收入人群将网络的教育应用当做是家庭教育和常规教育的另一种转型,这也体现了我们可能一直想探寻的低收入群体阶层自发向上流动的动机、可能性及其自救措施。

3.感知差异、回避差异与补足安全感

最后,在网络使用行为作为低收入群体界定自身社会角色和地位方面,笔者发现,可以通过“不同”与“相同”来对其分别阐释,在这一组关键词背后,掩饰的是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和低收入阶层对这种差异的感知和回避。由于阶层聚居现象,低收入人群身边也往往聚集了一大群与他们相似的人。这是一个由于经济状况不佳造成本身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尽力通过使用还未被自己所处阶层大规模掌握的技术手段将自己与身边和自己经济情况相同的人群区隔开来。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发现与自己经济状况不同的阶层中广泛使用某种技术,但并不知道这种技术能来的实际效用是什么。强迫意识让他们不断去靠拢和使用那种技术,意识上认为这样就可以和他们眼中的高层次人群距离拉近,满足内心精神需求。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试图实现阶层流动的不现实的行为。低收入群体的自我定位和新的社会角色塑造行为几乎由自己创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和别的人不一样”,是游走于城市的一个边缘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使用网络,认为自己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群。然而,社会身份的确认并非是自我定义的结果,也不能通过某些技术手段的使用而简单改变。

阶层的划分标准原本就属于拥有较强势话语权的阶层,城市低收入人群在这种劣势的标签下,通过几乎无效的手段去更改话语权,这种行为让人感到痛心。“低收入群体”的标签使得他们对自己产生否定,并极力去利用技术去改变这种否定。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们,社会对城市低收入群里的关注并不能仅限于划分阶层并归类,以便于提供扶持的标准;实际上,长期的“低收入群体”标签下的人们,很可能会持续自我贬值。这种自我贬值延伸至生产领域,甚至会造成该群体劳动价值的贬低。在没有制度保障和对有力的教育扶持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只能通过迷茫地使用技术,来“表示”自己似乎已经与周围的人不同,与他们眼中的高收入人群相同,给出错误的社会角色定位表象,这种可能性和趋势严重制约了城市低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社会身份的被肯定。

三、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技进步成为中国社会环境巨变的原动力,然而,这种动力并没有实际的改变按经济划分形成的各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将这种差异不断撕裂拉大。[4]通过本访谈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城市流动商贩为代表的低收入人群虽然大规模接触网络新媒体,但是他们对网络的消费并没有让他们完全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限制于长期的经济环境和文化教育水平,模糊的认识和目的性不够明确的使用行为使他们对技术的利用并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的效果最大化。他们对网络的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建立在从网络上获取现实效果上,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所感受到的阶层矛盾的化解。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低收入群体对网络的使用上发现低收入群体对子女健康成长的期冀和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渴望。他们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对自己子女的常规与非常规教育上,并比其他阶层更强烈的希望自己的子女成才,最终获得较好的经济收入,实现阶层的转化。当然,这种希冀在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们在购买电脑的另一个直接动机上,他们中不乏有单纯希望通过获得、拥有、使用该技术,来体现自己阶层的转换。但以城市流动商贩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并不能通过简单的技术使用行为来跳出按照经济文化区别而产生的社会分层。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仍将生活在残酷的现实与自己编织的幻想中,笔者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突破现实约束,按照60后低收入群体的美好愿望发展。不过目前,生活还是继续向前,他们仍然只能通过浅层的技术消费行为和沉重的流动商贩倒买倒卖行为,来经营、维持他们目前本已并不美好的生活。(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2.

[2] 高晖.网络消费者特征及消费心理分析[J].镇江高专学报,2006年10月,第19卷第4期

[3] 高海霞.消费者感知风险及行为模式透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P35

[4] 张义泉.城乡居民消费动机探讨[J]. 社会科学家, 2000年5月, 第1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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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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