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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而这种从乡情出发的解码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故乡的美食上，而是由对故乡那些制作美食的劳动人民的钦佩和赞赏上升到了对所有劳动者的感情，因为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自己或者他们的父辈也正是那样的普通劳动者。这种由影片而引出的对自身生活的思考和从草根生活中看到的乐趣正是由于影片平民化的拍摄视角和贴近生活的表现手法，而这种解码方式恐怕是创作者都不曾预料到的。
3、品出了文化。对于文化领域的人来说更多的是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美食是一种文化，但文化又不仅仅是美食。 “我每集都看，确实很独特!其实它讲的不是美食，而是深入美食背后讲文化传承，是现今社会中人要如何善待食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文化学者胡野秋这样评价《舌尖上的中国》。
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影片中那种制作食物时的敬意和细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制作食物时对每一个步骤的严格遵守，对分量、时间、火候的严格控制都是一种对传统的继承和尊重，这一点在快餐盛行的今天更是难能可贵，看了之后不由得不让人感叹中华美食文化的精细。而影片播出之后，很多网站、论坛上都出现了介绍传统美食如诺顿火腿的具体做法的帖子，并指出现在很多餐馆为了牟利缩减制作步骤，更换食材，偷工减料投机取巧的做法，显示了人们对美食文化回归的一种渴求。
市场效果：
市场化作为纪录片栏目扎实生存根系、扩大发展空间的命脉，已被业界普遍认可。⑨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说《舌尖上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虽然影片的播出时间是夜间，并不是很好的时间段，但却创造出了惊人的收视率。在国际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海外发行部主任张琳说：“外国观众更喜欢中国美食传播文化的片子，所以《舌尖上的中国》几乎不用推荐就有人相互竞价，目前除了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电视台早就下好订单之外，韩国、日本也差不多定下来了，德国、法国、俄罗斯的电视台都有意向要购买。”这些都体现了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编码-解码”过程的成功完成。相信除了影片本身的魅力，受众的再传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总结：
霍尔对大众在大众传媒产品的接收情况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接收解码模式，一是“主导—霸权”型，二是“谈判”型，三是对抗型，经过分析我认为《舌尖上的中国》的解码属于第二类“谈判型”也就是“解码一方对编码一方在接收过程中，认同中有抗拒，既不完全接受，又不完全否定。”⑩《舌尖上的中国》确实让观众看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看到了“吃的文化”，也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但受众并没有拘泥于此，没有让编码者成为传播中的权威，而是有了更多的解读，微博上的刷频，影片中出现过的食物的销量大增，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起，甚至连食品安全问题也跟着又一次高频率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引发着人们对比式的思考，这些都说明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正是这种解读，这种传者和受者“有差别的、不平等的关系”才让这部纪录片有这么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本片独特的编码方式、多种符号系统的全面运用、平民化的拍摄视角也为受众的成功解码提供了条件。正是这种编码者与解码者的统一与碰撞才让《舌尖上的中国》能够走红。（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传播系学生）
注释：
①【英】斯图亚特·霍尔著，罗纲、刘象愚主编：《编码、解码》[M]，《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宋振文：《价值视域下的电视传播符号解读》[J]，《新闻界》，2009年03期
③、⑩于文秀：《注重对大众的本体研究——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9日
④、⑤任廷会：《平民化视角: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倾注空间》[J]，《今传媒》，2012年04期
⑥亢海玲，《从符号学角度审视“主观与表现”纪录片——以张以庆作品为例》[J]，《安徽文学》，2007
⑦钟大年 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张晨光：《“编码—解码”理论审视<大国崛起>》[J]，《青年记者》2009年10月
⑨张立峰：《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市场化发展道路》[J]，《职业圈》,200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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