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多元化时代主流媒体的把握

话语权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随着“博客”、“微博”等网络交流平台的发展，任何一个网民都拥有话语权，都是一家“自媒体”，这使得社会舆论的酝酿、生成和发展规律发生了深刻变革。话语权越是多元化，就越需要主流媒体发出权威声音作为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如果只有争论、没有共识，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社会就会从思想层面的多元堕落成一盘散沙。

那么，在话语权多元化的时代，主流媒体如何才能发挥好“风向标”作用呢？这既是一个新闻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新闻实践问题。笔者以为破除认识误区、达成职业共识、提升引导能力才是出路。

主流媒体要在新闻观念上破除认识误区

破除核心竞争力认识误区。当下，受众每天都能接触五六种媒体，无论是收听（收看）市场还是广告市场竞争都空前激烈。不少媒体认为，只要取悦迎合受众的非常体验，进行所谓的心灵抚慰，就可以在竞争中胜出。果真如此吗？AC尼尔森南京地区收视率数据显示，关注民生热点的《南京零距离》新闻节目长期位居收视率榜首，其“民生新闻”的理念在业界和学界都得到了广泛认同。央视CSM郑州地区收听率历年来数据均显示：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往往是那些关切民生问题的严肃的新闻类节目。

破除媒体角色定位误区。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直面社会矛盾，表达公众呼声，乃至于监督和干预公共决策，已经成为媒体的自觉意识。但同时，作为信息资讯集成、处理的操作者和决策者，媒体还应成为社会舆论的“风向标”、疏导社会情绪的“整流器”、化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然而，个别媒体角色意识淡漠，专业立场摇摆，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行侠仗义者”、“道德审判者”、“新闻炒作者”、“隐私窥探者”、“丑陋扒粪者”甚至于“谣言制造者”，客观上放大了“信任危机”、“道德恐慌”和“腐败猜想”，沦为“民意挑动者”和“社会伤痕撕裂者”。

破除批评报道格式化误区。批评报道的格式化，必将导致批评方式、批评目的和批评效果的异化。格式化的批评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往往引起社会和公众的强烈质疑，最终将伤害媒体的公信力，弱化媒体的话语权。其表现形式大体如下：

“人物标签化”。有些媒体习惯于给批评对象贴标签，不管他们具不具备标签意义。比如“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等。前不久，两位中国留学生在美惨遭杀害，国内一些大媒体不去核实事件真相，却忙着对受害者进行身份认定，并在新闻标题中强调“宝马车”来引发公众对“富二代”的猜想。从传播心理学来看，“标签化”的新闻人物确实更能引起公众的兴趣，但也往往会淡化主要的新闻事实。

“道德洁癖”。媒体的道德洁癖是“高大全”思维的延续。过分关注道德的不完美往往会迟滞人们的道德脚步，从而背离了我们褒奖道德精神、推动社会文明的初衷。于是，我们不允许干细胞爱心捐助者的临场犹豫，不容忍陈光标的高调慈善。

“制度苛求”。就是带着理想化的苛求去看待制度，把政府的努力说得一文不值，把制度中包含的进步说得一无是处。审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是今年“两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这本来是众人翘首期盼的好事，但却有一些媒体在讨论：新刑诉法，尤其是第73条和第83条，是不是法治的倒退？有意无意回避了新法较旧法在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等方面的显著进步。

“腐败猜想”。不少媒体习惯于按照某种思维定式，对某些特定事件进行想象和预判，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新闻真实性原则，甚至放弃了探究真相的本能和兴趣。在“焦三牛”事件中，这名清华毕业生的正常提拔，就遭遇了“腐败猜想”的舆论包围。若不是人民日报及时以《三问焦三牛》澄清事实真相，阻截了谣言的蔓延，恐怕焦三牛还在蒙冤之中。

“娱乐手法”。有的媒体在报道敏感度很高的反腐新闻时，自降格调，把严肃的反腐新闻按照八卦新闻、娱乐新闻来处理，一味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甚至炒作“日记”、“情人”等腐败细节，以情色化、故事化的手法来进行所谓的“情景重构”，引发了公众更多的“腐败猜想”，加剧了社会的焦虑情绪，弱化乃至异化了严肃主题的警示作用和教化力量。

“弱势主导”。同情、声援、关爱弱势群体是我们一贯提倡的，但新闻的客观性要求我们坚持“平衡性原则”，照顾到其他新闻当事者的权益，给予矛盾双方或多方均等的表达机会，况且，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方和强势方在很多情况下会发生角色转换。

破除话语权焦虑下的网络依赖误区。现实中，零成本、零距离的“博客”、“微博”等“自媒体”注定要率先发声，并能很快形成“雪球效应”。在新闻时效性、传播速度、互动程度上，主流媒体往往相形见绌，由此带来了话语权的焦虑。于是，有些媒体在焦虑中盲动、盲从，或自摆乌龙、或人云亦云、或推波助澜、或哗众取宠，在更深、更广的层面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事件的认知，媒体的地位也从“风向标”沦为传声筒、放大器，从引导者沦为跟风者乃至误导者。